1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一季度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敦促提网速降网费，并称：“我们的流量费太高了。”15日晚，工信部回应，将推动企业加大投资、降低流量资费。据调查，66%的人认为上网速度慢。而网速慢，费用高的原因，85.1%的网友认为是垄断导致缺乏竞争。（16日《新京报》）

总理敦促提网速降网费，工信部即刻正面回应。这让社会公众唏嘘不已--逻辑背后的隐喻是，中国社会还是权力主导型。再次探讨权力、市场与权利的三方关系其实毫无意义。因为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常识，从决策者到市场主体再到普通民众。

但就执行者、市场主体和普通民众言，三方立场显然是不一样的。关于网速慢和流量费高，从2G到3G再到如今的4G时代，一直是舆论场和民声聚焦的主旋律。一些看上去有些夸张的民间段子凸显了来自基层的急切呼声，譬如流量跑得“肝疼肉痛”，还有“忘了关4G，一觉醒来你的房子就归移动了”等等。但民意焦灼的呼吁，工信部应该是知道的，但工信部对于民意的期冀是迟钝和麻木的。总理的话要听，民意呼声更不能漠视，这相当简单的逻辑在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失灵实效了。

非要更为强势的权力发话，才能推动符合市场和民意的改革，这显然不契合简政放权和市场配置资源的节奏。正如总理强调的，本来是中央确定的改革举措，最后却梗阻在相关文件滞后的“会签”程序上，变成了行政中低端的“处长把关”。这不能不让社会公众喟叹，好的政策要结出好的效果，必须要畅通整个行政环节的梗阻。尤其是最后一米的末端阻塞，是影响改革红利释放的关键所在。

当然，提网速降网费问题，可能情况更为复杂。但不管如何，工信部在此问题上应担负行业政策制定和督促电信运营商适应市场需求的相关责任，电信运营商应付直接责任。

电信运营商分分合合，连横合纵，但不管怎么变，其主体里都丢不掉国有基因，故在硬件建设、软件服务乃至定价策略上大抵相似。人们称其为垄断行业并不过分，即几大运营商形成了政策允诺下的垄断特权，其网络服务和价格制定，只是略有差异。在此市场困境下，人们无可选择而只能在A、B、C中随意选择。

这样的市场竞争是不完备的。而且，就共享垄断之利的电信运营商而言，也有难言之隐。譬如，2G时代移动一枝独秀，3G时代联通尽显风流。但到4G时代，工信部又给予移动TDD牌照之利，在其发展“亿”级用户之后，才发给联通和电信FDD牌照。三大运营商竞逐市场，不是百舸争流，而是受权力和政策制约。在此情势下，电信运营商既摆脱不了政策围城，又安于现有的软硬设施获取不菲的利润。因而，中国电信运营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主体。

这对公众消费权而言，带来了极大不公。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公众难以享受到市场配置下的网络服务，只能在劣币并列的尴尬市场中消极选择。这是中国电信市场的本质，网速慢价格高是权力主导型市场的必然逻辑。

无论美日欧还是新加坡和韩国，这些国家的电信运营市场已经形成了良好的竞争态势。因而，提网络和降网费，就成为这些国家电信运营商的生存之道。讽刺的是，内地三大运营商在香港市场，也不得不参与到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在网速和价格方面紧随着香港市场的节奏。这也意味着，中国电信运营商不是不具备提网速降网费的竞争力，而是习惯于中国市场的惯性生态。

公众不解的是，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网民（固定和移动端），而且三大电信运营商也利润丰厚，这么大的市场空间和雄厚资本，中国网速之慢和价格之高实在是让电信运营商羞赧的事。

中国已经跑步进入信息时代，且在这场新兴革命中站在了潮头。作为信息时代基础载体的网速上不去，如何让信息时代的中国释放出更强劲的生产力？

中国正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尤其是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主要是向亚洲国家推展中国丰裕的资本和过剩的产能。中国不差钱，为何电信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是资本的问题还是其他症结，这是电信运营商亟需反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