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担心朱彭华北敌后怎么抗日？
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便很快同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也终于伴随着淞沪会战的隆隆炮声而实现了由国共内战到团结抗战的历史性转变。
可以说，这种国共联合抗战局面的最终形成，日军对淞沪、南京狂风暴雨式的进攻及其给国民政府生存所造成的军事压力，是其中的一个主因。蒋介石显然感到如果不联合中共共同抗日，自身的统治也将难以保持。于是，他在红军改编问题上的顽固态度有所松动，并使国共双方最后达成协议：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由朱德、彭德怀担任八路军正、副总指挥，并率部进入山西抗击日本侵略。
改编后中央红军如何进入华北抗日战场，又该执行什么样的作战方针？这是毛泽东极为关注，并审慎思考的一个战略性问题。面对国军节节败退的正面战场毛泽东几乎每天都在思考这个战略性问题。从当时的战场态势上看，日军武器装备精良，侵华野心膨胀，蒋介石以国军170万精锐之众都难以抵挡其疯狂进攻。而当时陕北中央红军改编后能上前线的只有3个师4.5万人。如若按照红军将士高涨起来的抗日热情，而像国军那样摆在正面对敌作战，势必如蚍蜉撼大树，鸡蛋碰石头，一战而拼个精光。在国共的统一战线中，如何在战场上发挥中共武装力量的作用？如何有效积蓄力量，求得长期生存发展？如何坚持到最后而赢得抗战胜利，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经过静观时局，冷静思考，反复琢磨，毛泽东也逐渐有了清晰的认识和通盘的考虑。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洛川会议研究红军抗日问题。在会上，毛泽东提出红军的抗日不是战场的正面对垒，而是侧翼的游击袭扰，不是战略上的速决战，而是全民族共同参与的持久战。在全面抗战、持久抗战的认识基础上，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避开战场正面，深入敌后，依托山地，创建根据地，用侧翼、背后游击袭扰的方式，配合友军作战；分兵发动群众，保存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
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方针和用兵原则，在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抗战爆发后，红军指战员群情激奋，都急于到前线打一些大仗，以显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抗日的决心和能力。而毛泽东所提出的山地游击战、创造根据地，避开正面，侧翼游击，又怎么能在短时间内用大量消灭敌人的方式，而兑现红军北上抗日，保家卫国的主张呢？一些人对毛的这一战略方针感到难以理解。
为了让广大红军指战员明白这个战略方针，毛泽东打比方道：“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好比围棋中的做‘眼’，我们采取‘山雀满天飞’的办法，撒出大批干部，到华北敌后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我们的主力部队到华北，要像下围棋一样做几个‘眼’，‘眼’要做得活，做得好，以便和敌人长期作战。”
洛川会议以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但鉴于会上的分歧没有彻底解决，毛泽东非常担心朱德和彭德怀在山西战场上能否坚定不移执行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并把八路军的主力摆在国军正面战场的侧翼或后方，用游击袭扰日军后勤补给的方式配合友军正面作战。
9月中下旬，毛泽东先后5次接连致电朱彭二人，提醒他们要以最大决心实现这个战略转变。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注意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把有力部队置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为了进一步让前线指战员更好理解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我们有许多的敌后根据地‘做眼’，就使我们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处于外线作战。尤其是当我敌后根据地‘眼’与‘眼’相连时，更是从外线把敌人多方面包围起来……”
如果把中日战争比作一场棋局的话，毛泽东确实是一位高明的“围棋手”。他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在开局时急于用自己有限的兵力“吃子”，而是在日军占领区内大量“做眼”。随着这些“眼”的纵横交错，相互连接，而逼迫日军不得不龟缩在大中城市和交通线上，被抗日根据地反包围，而成为日暮途穷的困兽，并坐等他们覆灭的命运。
尽管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方针有着广泛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我党力量，经略长远时局的目光，但与国军正面战场的铁血抗日相比，却很容易招致一些游而不击，消极抗日的嫌疑。这股负面的舆论，以及蒋介石、陈诚等人对八路军华北敌后游而不击的指责，这也让朱德、彭德怀二人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本来对毛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就心存不少异议，而力主大兵团执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方针的朱彭，面对这种压力再也憋屈不下去了，而是憋着一股劲地组织了一场华北敌后的大规模交通破袭战，用以打破蒋介石集团对八路军敌后作战不力的指责。这就是有名的百团大战。这次大战执行的就是一种几个大兵团密切协同作战的运动战，而不是毛一再谆谆告诫朱彭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次大战，打出了八路军的军威，打破了蒋介石集团的谣言，打穿了日军对中共力量的蔑视。这一战为中共北上抗日主张正了名，洗刷了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污名，坚定了全民族抗战到底的信心，阻止了国民党投降妥协的歪风。这一战，也真正暴露了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的不可小觑的实力，引起了日军对华北治安战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中共武装力量的大规模扫荡，其客观效果是给八路军的敌后抗战带来了空前的军事压力和生存危机，并直接导致了中共在陕北不得不发动大生产运动，用于生存自救。彭德怀在1940年组织的百团大战，让毛泽东时时刻刻的担心变成了现实。有人说，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请示过毛的，也有史家说彭顶不住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舆论压力先斩后奏发动的。但鉴于百团大战的军事影响，当时的毛即使非常不满彭背弃自己制定的山地游击战方针，但也不好说什么。在后来的延安整风和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多被拿出来当作他的右倾错误进行批评。由此看出，毛对彭背弃自己的战略方针而发动百团大战，还是有解不开的心结的。不然的话，百团大战也不会时不时地拿来批评彭的右倾错误，说暴露了党的力量，给党带来了巨大损失。
洛川会议上没有彻底解决的红军作战方针的分歧，在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上，也还是让毛的担心变成了现实。不管怎么说，彭发动的百团大战都不是毛所指示的那种敌后抗战。
2015年4月19日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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