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四十五年

——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作者：李提摩太（1845—1919）；

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李提摩太何许人也？

李提摩太是英国威尔士人，出身于平民家庭。1870年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先后在山东和山西传教并积极参与赈灾，后从事新闻和教育工作；曾经主持广学会二十五年，专事文化宣传及国民教育；曾经翻译西方历史和思想著作，给中国知识分子及上层官员提供现代启蒙；曾经筹建山西大学，建立中国最早的现代教育体系；曾经积极为中国政府高官提供政策咨询，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曾经积极参与戊戌变法，提供思想指导和政策参考；……李提摩太以一个外国贫寒小子的身份来到中国，踏上了风云变幻的中国社会和政治舞台，成就了他作为传教士、文化学者及政治活动家的事业。就中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文化和政治历史而言，李提摩太堪称最有影响的外国人士之一。

李提摩太最初是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李提摩太来中国之前就对中国怀有好感，他说中国是非基督教世界里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这可能是受到马可波罗的浮夸的影响。李提摩太对中国的印象与苏慧廉不同。苏慧廉来中国之前，就认定最现实的中国人不适于接受上帝的福音。

初到中国，李提摩太在烟台附近从事传教工作。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国民对外国人普遍存在恐惧和戒备。外国列强的烧杀抢掠，更使这种恐惧和戒备上升为仇恨。而且，传教士所从事的工作，是以颠覆本土文化尤其是本土主流意识形态为目标的。还有，此前的太平天国运动也加深了国民对基督教的怀疑和恐惧。基于这些因素，即使是一般国民，也能认清传教士文化入侵的阴谋，也对传教士的作为持排斥和拒绝的态度。中国政府官员对传教活动表面上客套应付，内心里大多厌恶而反感。

李提摩太有着传教士的热心和虔诚。就敬业和责任而言，传教士历来是最鼓舞人感动人的。不畏艰险，克服困难，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这是传教士一般都具备的精神。李提摩太天生就是个传教士，他有着热情，有着虔诚，有着事业心和责任感，还有着组织和创新的能力。因为单单依靠外国传教士传教效果不是太好，李提摩太实验在中国培养本土传教士，效果不错，这一做法后来被推广；基督教一般是在社会下层尤其是在穷苦人群中展开的，李提摩太看到在中国社会上层人士相对的开放性及其重要的影响力，于是将传教重点转移向上流社会，结果证明是有效的；李提摩太对其他宗教有着宽容的心态，他发现中国人原来的宗教观念中，有着与基督教相通的成分，于是借助本土原有宗教信仰来传播基督教，事实证明这也是有效的做法。尽管李提摩太工作积极努力，还有一些有新意的想法，但他一开始的传教工作并不很有成效。

外国传教势力在中国的渗透和扩张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势力和军事存在的加强而加强的。事实上，在近代中国，每一次中外冲突都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而每一次中国的失败，每一次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都会增强传教的力量，扩大外来宗教的影响。李提摩太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的发展，也受到中外冲突及中外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但他最初的传教成功，则直接与自然灾害及赈灾活动有关。1875年，李提摩太到中国已经五年了。他一直以烟台为根据地在山东半岛转来转去，虽然一直在努力，但一直成效不大。就在这一年，山东半岛发生饥荒，李提摩太的工作重心转向赈灾。主要以英国本土慈善人士及英国在华企业为对象，李提摩太积极筹措救灾善款，有计划有组织地展开救济。李提摩太在中国的社会影响通过赈灾活动得以提高，他逐渐由一个默默无闻的传教士而成为社会名流。赈灾过程也是宣教的大好时机。苏慧廉曾经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现实的。面对现实的中国人，教会也可以采取某些现实的手段。比如将赈灾与传教相结合。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有着更高的成功机会。当然，这种做法是否吻合上帝的意志，还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山西的灾情更加严重。于是，在山东取得赈灾经验的李提摩太来到了山西。李提摩太的努力工作和他的仁慈之心同样让人感动。他深入饥荒最严重的地方，仔细观察认真统计深入分析，写成灾情记录在英国报刊发表。通过这种方式，李提摩太在英国筹措到大笔善款。李提摩太在山西的赈灾举得成功，进一步扩大了他在中国的社会影响，这种影响大大有利于李提摩太的本职工作——传教事业。李提摩太的事业成功，与他的天分有关，与他的努力工作有关，但更与他的国家有关。比如，一笔笔赈灾巨款，都来自他强大的祖国。正是因为他的祖国的强大，以及帝国主义凭借不平等条约取得的治外法权，才使他的赈灾和传教工作得以比较顺利地开展。比如，他将一笔赈灾款从上海带到山西，就有李鸿章派部队护送。他每到一个地方，都可以畅通无阻地找到当地最高长官，要求支持工作；如遇阻挠或者不支持，他就可以找领事馆告状，领事馆又可以找当地长官的上级施加压力，而中国的行政官员，一般来说，越是上级就越害怕外国人，越发对外国人的要求言听计从。

借助于在山西的成功，李提摩太进入了中国的上流社会。他通过结交权贵进入了清朝权力的上层，同丁宝桢、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酥、恭亲王、庆亲王、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孙中山等近代后期政治舞台上的大多数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政治人物都打过交道，甚至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李提摩太深刻认识到，中国的贫穷源于其落后，而落后不仅表现在技术和产业上，更表现在文化和观念上。在与中国上层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李提摩太提出了促进中国社会开放和改革的很多切实有效的思路。比如，派遣政府高官到国外参观访问，接受外国的先进文化，实现上层观念的转变；派遣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到国外学习，掌握国外先进文化和技术，再回国传播；聘请国外专家担任政府和皇帝的文化、经济和政治顾问，参与中国维新变革的出谋划策；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修建铁路，开办矿山；等等。李提摩太曾经与张之洞多次交谈，对其推进洋务的工作提出过很多建议。在与李鸿章等人的交往中，李提摩太也大力宣扬其现代思想和观念。他甚至曾经被任命为光绪皇帝的政治顾问，只是后来因为时局迅雷不及掩耳的变化而未能赴任。

义和团运动期间，在山西发生了严重的排外事件。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在外国列强的政治和军事干涉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厉惩罚，教会获得了几十万的赔款。李提摩太认为，中国人对外国人尤其是传教士及教徒的迫害，源于其无知而不是天生的残忍。为了上帝的福音事业的发展，关键不是惩办罪犯，而是改善发展教育，改善民智。李提摩太促使各方达成协议，将赔款用于建设一所现代化的大学。其间面临种种阻挠和困扰，但最后李提摩太的主张得以实现，历史上山西第一所现代化大学建立起来。李提摩太还进一步认识到文化交流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意义。他将一些西方著作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希望对中国的文化革新和社会进步作出贡献。比如的他翻译的介绍西方近代历史的著作，成为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主要著作，还对皇帝的变法思想产生过直接影响。康有为和梁启超发动戊戌变法之前，李提摩太就与中国社会进步人士有关广泛的接触。在一般意义上，李提摩太不仅同情，而且支持中国的变法维新。即使在具体主张和举措上会有差别，但李提摩太和维新变法者的思路是一致的。积贫积弱的中国，积重难返的中国，除非变法，别无出路。尽管最后变法失败了，但李提摩太和变法维新者的一系列主张还是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留下影响。有些想法在后来的政策实践中事实上还是得到了贯彻。比如，1907年，数千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李提摩太和变法维新者主张的现代教育得以全面推广。

李提摩太首先是一个外国传教士，他的事业就是上帝的福音事业。当他来到中国这个风云变幻的现实世界，中国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的急剧变迁却为他提供了一个施展个人抱负，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他在这个舞台上长袖善舞，如鱼得水。从一个传教士，李提摩太成长为文化学者、慈善家、政治活动家。必须肯定的是，李提摩太有着成为成功人士的个人条件。但是，他的祖国——帝国主义英国的强大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是他成功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李提摩太1870年来到中国，最后离开中国是在1916年。可以说，李提摩太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是在中国度过的，也可以说，李提摩太将他生命中最有创造力的时段留在了中国。在他自己的时代，李提摩太就被称为海外布道英雄、伟大的文明传播者、卓越的政治活动家；清朝政府高官称他为豪杰之士，中华良友，他的同事们称他是道德伟人，博爱君子。时至今日，李提摩太仍然被看成是他那个时代对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人士之一。李提摩太忠诚于福音事业，也对他的祖国怀有拳拳赤子情怀。同时，因为长期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因为中国为他提供了事业成就的舞台，他对中国，对中国人民也有着深厚的感情。比如，他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以及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他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所做的一系列努力，除了体现他的慈善和理性之外，也体现着他对积贫积弱的中国的同情以及对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的怜悯。

李提摩太毕竟是个传教士，而且是来自英帝国主义的传教士。不论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做过些什么，他的文化和背景总会让人对他的动机产生怀疑。在我们长期备受熏陶而形成的观念中，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传教士是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先锋队。在我们研究李提摩太的生平和经历时，也可以直观地了解到帝国主义列强及其传教机构之间利益的一致性以及他们与中国人民利益的矛盾和对抗。比如，在近代以来的每一次中外冲突中，中国总是处在失败的境地，而每一次失败的后果，就是帝国主义在华权益的增强和教会势力的扩张。因此，就李提摩太而言，他的事业成功，在相当意义上是中国主权沦落的结果。所以，对于李提摩太来说是成功和荣耀的东西，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则意味着失败和耻辱。

但是，无论怎么说，处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样一个特殊时代，李提摩太在中国的存在确实产生过一些积极的影响，他的不懈努力确实产生过一些积极的意义。比如，他的翻译和写作对于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以及让世界理解中国，都产生过积极而重要的影响；比如，他主持广学会四分之一世纪以及他筹建开办山西大学，对于现代中国的文化事业发展及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比如，他在与中国上流社会交往的过程中，竭力向他们传递西方先进文化，这对中国世纪之初的改革和开放，也具有重要的积极的促进作用……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李提摩太所做的一切，包括他的福音事业和政治活动，其主观动机或者是个人抱负的实现，或者是国家利益的实现。我们需要关注和了解的是，李提摩太所做的一切与中国的关系究竟如何——也就是说，即使李提摩太主观上出于个体利益或者国家利益所做的一切，是否客观上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具有积极的意义，也就是说，李提摩太所做的一切，其客观效果是否是中国的文化进步和政治改良，经济发展和文明推进。即使李提摩太出于主观的原因而达到了客观上造福中国和中国人民，他的努力就是值得我们认同恶化感激的。在该书附录中，学者李宪堂表达了这样的观念，值得我们认同和理解；

“李提摩太凭借艰苦卓绝的努力，在中国最需要的时候大量引进、传播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和社会治理技术，对于开启民智、推动社会变革，做出了谁也无法抹杀的贡献，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给予了他人无法取代的积极影响。就凭这一点，中国人民不该忘记他，甚至应当对他表达应有的敬意和感激。”（P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