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至今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与金融体系，深刻塑造了亚太经济格局。冷战结束后，东西两个市场成为一个市场，美国主导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
经济格局的“双轨”
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日本、四小龙以及中印等新兴国家，这些非美国经济体，与该体系的主导者美国的经济依存加深。以美国为最终市场的亚太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完善，就是典型表现。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形势的变化，美国发挥主导作用日益艰难，不能满足亚太国家的需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主导经济秩序的缺陷。而每次危机后，亚太非美国经济体的合作都会发生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中国的作用不断升级，弥补现行体系的不足，客观上也挑战了美国的主导地位。
具体而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催生了东盟主导的东亚经济合作机制，中国很快就在东亚合作中发挥主要推动力的作用，中国与东盟建成了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自贸区，建立清迈倡议多边化资金库，并将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非东亚国家吸引到东亚合作机制。
这引起美国的战略疑虑。美国重新瓦解东亚合作，并于2005年加入东亚峰会，后又推出TPP，重新构建美国主导的亚太经济体系。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政府加强经济竞争力，开拓海外市场，掌握规则制定权，大力推进TPP谈判。这一制度安排的重点涉及资本开放、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美国再度关注亚太经济，套用高标准，客观上也是一种迫使亚太经济体实施经济结构改革的“倒逼”机制，有其合理性和进步性。但是TPP将中国排除在外，美国官员声称只有在同日本、澳大利亚和部分东盟国家等结束有关谈判之后，才欢迎中国参加。这大有与中国争夺亚太经济主导权之意。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都发生重大变化。发达市场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继续推进高标准的TPP，再次激发东亚国国家进一步推进RCEP等自贸区建设和互联互通建设。在此背景下，中国根据自身优势和亚太地区对基础建设的强大需求，提出建立更广域的亚太自贸区（FTAAP），“一带一路”建设、亚太互联互通、东亚互联互通、大湄公河次区域互联互通等倡议。鉴于现行的国际投融资体系难以解决互联互通巨大的资金需求，中国又倡导建设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AIIB），“丝路基金”等，得到多数亚洲国家的支持。可见，中国的这些做法有利于改进亚太整体性的投资环境，带动亚太经济结构性改革，推动亚洲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上升，确保亚太在全球经济增长重点引领地位，也利于作为最终市场的美国。
但是，中国方案的迅猛推出，更加刺激了美国对主导地位的敏感性。因此，所谓中国“亚洲版的门罗主义”、“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中国现代版的朝贡体系”等充满战略焦虑，隐含中美对抗的提法，多来自美国舆论界。
总的来看，美元霸权一时间难以改变，“金融资本主义”的属性决定了对世界资金回流美国的极大需求。亚洲经济力量的兴起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经济机制的完善、市场的稳定本身有利于美国。以中国及周边国家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恰恰可以发挥这方面的作用，不仅可以把蛋糕做大，也在根本上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复苏。
因此，在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下，美国与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非美国经济体，形成既相互依赖，又相互补充，又带有一定竞争抗衡意味的双轨结构
|安全的基石。但美国双边军事同盟体系难以覆盖整个亚太地区，也不可能成为本地区唯一的安全结构。
首先，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建立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基础上，天然就有盟友和非盟友之分，与朝鲜、越南、中国、俄罗斯等对立。印度等国则保持中立和不结盟。因此，该体系包容性差，具有排他性。其次，随着亚太地区非传统安全和跨国问题的兴起，美国军事同盟体系越来越难以适应本地区要求共同安全、综合安全，与合作安全的要求。
在此背景下，非美国主导的次级安全结构兴起，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由亚洲中小国家建立的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成员不包括美国的有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创建的亚信会议等。成员包括美国的有东盟地区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会、东亚峰会、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APEC在“911”后也涉及安全合作议题。这些机制通过“大圈子”、广领域的合作，弥补美国双边军事同盟的“小圈子”，重传统安全合作的缺陷，尤其有利于非传统安全的大范围跨国合作。近年来，这些组织内的非传统安全合作，相关的联合军事演习，迅速兴起。
在这类机制中，东盟的贡献具有历史开创性。东盟于1994年成立的东盟地区论坛（ARF），这是亚太地区第一个官方的安全对话机制。在亚太地区没有大国协调下，东盟将亚太大国集中到了一个平台上是历史突破。ARF是外长级别的平台，而东亚峰会（EAS）则是国家领导人层次，东盟与亚太八个重要国家的领导人开展战略对话。这八个国家按成为成员的先后顺序，分别是中、日、韩，澳、新（西兰）、印，以及美、俄。中国积极参与这类多边安全合作机制，迅速成为非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建设性作用。
另一类是由中国等主导的多边安全机制，比如中俄共同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中国发起的六方会谈，还有湄公河跨国执法合作等，直接提升中国对地区安全的影响力。
美国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多边机制还比较容忍，并力争主导权，为己所用，作为双边军事同盟体系的辅助和补充；但对不包括自己的多边机制戒心重重，尤其担心中国在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再加上中国军事实力的迅速增强，在2008年后日益坚决地捍卫国家主权，引发美国开始用“咄咄逼人”形容中国的外交和军事行为，担心中国的安全战略从防御走向进攻。因此，美国进一步加强了本地区的军事同盟体系，使其更加网络化，更能应对地区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中国的崛起。2009年奥巴马政府宣布“重返亚洲”，通过增派军事力量、修订同盟条约等手段，强化了美日、美澳等军事同盟。美国以日本、韩国等为依托的导|弹防御系统已初步形成规模，“空海一体战”概念也在落实当中。美国还助长了日本否认历史、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意愿；支持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抗衡中国。这就加剧了中美的战略竞争和对抗。中国2013年底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2014年中在亚信会议上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新安全观，在同年的中国东盟峰会上提出解决南海问题的“双轨制”。这既可以理解为中国的积极有为，也可以被理解为反制美国新一波的压制。此轮行动势必又会刺激美国加强军事同盟体系，形成典型的冲突螺旋上升，由此，亚太|安全形势趋紧，周边国家紧张，甚至出现周边国家将被迫“选边站”的极端言论，亚太分裂为两个阵营的观点。这就给那些既包括美国，又包括中国的多边安全机制提供了发挥作用的机会。
因此，在同一个亚太格局下，美国主导与非美国主导的安全结构，形成既相互依赖，又相互补充，既互为动力，又带有竞争抗衡意味的双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