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首脑再握手两国关系何去何从?


4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雅加达应约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中日关系交换意见。

 

习近平指出,处理中日关系的大原则,就是要严格遵循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确保两国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去年双方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历史问题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希望日方认真对待亚洲邻国的关切,对外发出正视历史的积极信息。

 

习近平强调,中日双方要彼此奉行积极的政策。我们愿意同日方加强对话沟通,增信释疑,努力将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中关于“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共识转化为广泛的社会共识。双方要继续开展各领域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认知。中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和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已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欢迎。

 

习近平指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日本同中国一道沿着和平发展的道路走下去,共同为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作出更大贡献。两国领导人要为此承担起应尽的责任。

 

安倍晋三表示,很高兴再次见到习近平主席,我十分希望改善日中关系。日中关系发展有利于两国人民和世界和平与发展。我完全同意日中两国发展互不构成威胁。日方愿意落实双方去年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积极推进两国各领域的交往与对话,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我和日本内阁已在多个场合承诺,愿继续坚持包括“村山谈话”在内以往历届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认识。这一立场不会改变。日本决心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日方认识到亚洲地区对基础设施投资有巨大需求,愿基于这一认识同中方探讨有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问题。(中新网记者欧阳开宇)

 

 

中日首脑再握手,意味着两国关系将出现重大转机。中日两国长期冷战对峙,不仅有损两国的政经利益民间交流,而且也不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表面上看,中日关系紧张日本负主要责任,但实际上,两国关系紧张的原因相当复杂。这些原因既有历史“世仇”,也包括两国经济与国力竞争,特别是两国民间长期积蓄的抱怨、不满甚至是敌视情绪造成的。

 

日本在二战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看来,虽然还是“一衣带水”,但远远称不上是“友好邻邦”。尽管亲身经历日本侵华战争的人越来越少,但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日本是与中国有世仇的国家。有“世仇”的国家一旦发生有关国家尊严、领土争端、经济利益方面的博弈,无论是当政者还是民间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被舆论和民意缠绕,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各说各话,很难找到基本的共识。

 

40多年前,日本政客突破国内外各种阻力和历史恩怨,在北京与毛泽东、周恩来握手言和,拉开了中日友好关系的帷幕。40多年来,无论中日政局如何动荡,中日友好关系的大格局并没有完全发生改变,民间社会的反日情绪也是舆论在特定时期渲染的一种结果。中日关系实际上也是政治家手里的一张牌,什么时候打这张牌,中日政治家一直拿捏得恰到好处,并没有完全失控。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受到西方的封锁和外交孤立,日本频频向中国示好,较早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89年中国再次陷入西方的制裁与孤立,日本又是第一个向中国伸出橄榄枝的发达国家,且突破性促成了日本天皇访问中国,这是日本天皇第一次被允许访问他曾下令侵占过的国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中日友好关系一直如火如荼,日本是工业大国中对中国援助最多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总额达2500亿人民币,这些价值不菲援助资金,主要用于中国环保、人才培养以及早期的铁路、城市基础设施等公共建设领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日本也不象西方发达国家,常常利用中国的人权、民主以及政治制度大做文章,日本政客走的是一条典型的务实外交路线。近年来中日关系变得紧张,在许多日本人看来,是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制造正追赶日本甚至可以与日本正面竞争,中国不再需要日本。而许多中国人认为,日本与中国有世代之仇,中国强大之日,就是报仇之时,因而反日情绪很容易被舆论挑动起来。

 

中日关系何去何从,取决于两国政治家的智慧和魄力,也取决于两国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实际上,中日邦交正常化40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中日友好关系绝对有利于两国人民交往,有利于两国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也有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当年日本不少政治家和民间人士,想方设法排除右翼势力干扰,冒着极大危险发展中日关系,至今回看这段历史,仍然有许多感人至深的轶事趣闻值得回味。

 

每当中日官方关系趋冷的时候,中日民间关系就相对活跃,从中起到了抑制两国关系进一步紧张的作用。中日关系“经热政冷”问题,在上世纪60年代也曾长期存在。当时围绕着承认中国问题,中日交锋的焦点就是“政经分离”和“政经不可分”。而中日加强民间交往,抑制了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使中日关系不仅在经济上“热”起来了,而且为政治上的“冷”解了套。

 

从毛泽东时代起,中国就长期着眼于争取日本支持。在不能官方建交时大搞“民间外交”,以民促官,终于促成1972年的邦交恢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大多来自日本。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日又陷入“政冷经热”阶段,日本各大厂商纷纷把生产基地转向中国,以致日本出现“日本产业空壳化”。2006年中日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超过日美贸易额,中国从此成为日本最大的海外投资国。

 

周恩来生前多次强调,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邓小平、胡耀邦生前明确提出中日两国要以和为贵。1984年,邓小平说:中日两国要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胡耀邦更加直截了当的指出: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达人大观,放眼长远。

 

钓鱼岛的领土争议,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产物,前人已给后人提供了务实的思路。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时,周恩来即表示了“搁置争议”的意向,周恩来还说,现在台湾倒是有一些人挑动钓鱼岛的问题,我们不要去理它,我们要把它放在一边,我们不谈钓鱼岛的问题。1978年,邓小平明确继承了这一方针,邓小平在日本说,把钓鱼岛问题搁置起来,为的是不让钓鱼岛问题成为妨碍两国之间正常交流的障碍。1982年,邓小平重申把领土争端放在一边,解决的办法是两边各自让一步,不要妨碍我们做其他事情,还有很多其他事情都可以做。

 

日本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近7000座岛屿,人口1.3亿。日本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正在走向老龄化,但日本绝不是一个没有创造力,正在衰竭没落或一无所有的国家。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经历过日本占领新加坡、日本在二战中的毁灭以及不屈不挠重新取得的辉煌的时期。李光耀生前认为,不把日本当回事是“愚蠢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作为经济增长引擎引领全世界,但在之后的20年,债台高筑的日本彻底“迷失了”,但日本并没有陷入真正意义上的衰落。

 

正如牛津大学名誉校长彭定康所言:“自2002年以来,日本人均收入增长高于美国和英国;即便在经济衰退最严重的年份,失业率也从未高于5.5%,2012年底的失业率为4.1%;社会凝聚力依然强大;通过巨额海外投资,日本公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面向全球。日本目前仍然以相当大的优势,保持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从平均水平讲,日本国民的富裕程度是中国公民的8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