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15年3月－４月期间的媒体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于３月２３日声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准备与中国所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合作。
拉加德对于中国亚投行的建设抱有友好的态度。她认为：“亚投行与其他国际组织之间合作空间大，竞争空间比较小”。这个问题勿容置疑。可以肯定的说，ＩＭＦ经历战后近６０年的改革，虽然发展中及新兴经济体在原有组织的框架与治理机制下，赢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但是，世界货币体系的动荡加剧，无疑明示出ＩＭＦ及其致力的改革的“失败”。
那么，导致ＩＭＦ改革陷入“困境”背后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在ＡＩＩＢ加强与ＩＭＦ 的合作同时，我们需要正确评判ＩＭＦ改革困境的根源。
一、ＩＭＦ两个治理机制背后：无效的货币体系——ＩＭＦ缘何无能为力？
１、世界经济两大支柱体系：无效的货币体系——ＩＭＦ是否负有责任
当前，世界经济运行仍然处于两大国际框架规则的约束范围内，即：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框架规则与世界货币金融体系框架规则。支撑第一个规则并为其提供原则性的法律文件的WTO1994规则，其延续了GATT1947框架，并一直如火如荼展示于各国民众视野；而作为GATT1947年附属产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体系，虽闻名已久，但是，社会对其在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中的作用与影响，特别是其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与经贸关系中，到底构造了怎样的框架规则，形成怎样的约束与限制，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经济体，却知之甚少。
事实上，正是如上两个框架规则体系所设计的法定框架，形成ＷＴＯ在进入多哈回合谈判后，举步不前。相反，亦可以说从ＧＡＴＴ到ＷＴＯ进程，其法律框架下的进展在初期是有成效的，但是，一个现象则愈加激烈显示出来，就是，随着ＷＴＯ１９９４纳入投资、服务、知识产权三项目协议后，这期间来自于世界货币市场的波动与危机显然呈现越来愈多的态势。当然，这个过程中具有相似问题的亦存在于几个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产业结构呈现纵向一体化自由区域，如美加墨自由贸易区建立初期。稳定国际收支促进世界货币体系的构件，强化终极借款人地位，ＩＭＦ是否负有责任？
２、ＩＭＦ两个治理机制背后：ＩＭＦ份额与投票权背后的根本问题
有时，我们往往将问题的核心权理解为美国于ＩＭＦ组织中的霸权行径，如：美国作为认购ＩＭＦ份额最多的国家，享受１５％以上的投票权，所以，美国享有否决权。所以，我们往往会简单的认为：只要我们改变在ＩＭＦ份额与投票权两个机制中的地位，事情就比较容易获得解决。如果从改善国际收支与使用范围角度，它确实有助于改善ＩＭＦ服务各类经济体的能力，但事情的根源确实如此吗？
事实上，从ＧＡＴＴ1947到ＷＴＯ1994的世界贸易原则框架看，ＩＭＦ对于以美国掌控的全球“贸易＋货币”两个支柱体系的框架设计来说，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支柱的法律文件与合作方式，从大的角度构造了当前的世界贸易与经济格局。它的结果，可能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会面临“资本不均衡流动条件”叠加于“分工利得”与“要素报酬”逆向运行差异的扩大，增加了国际收支恶化的几率。同时，该框架于２００８年后开始卷入了英国、德国、法国等各类发达经济体于其中。这时，两个支柱暴露的显性的问题，则不再试美国可借助“七国集团”协同能够解决得。所以，不管是金砖银行也好，还是亚投行也好，正是适时形成的事物。
事实上，正是源于GATT1947这个框架规则与其附属产物IMF系列，在发展历程中，愈加愈清晰的勾勒出这种设计的积弊所在。
二、IMF背后的制度机制弊端与历次改革的问题分析：如何看待GATT1947与WTO1994规则框架下的ＩＭＦ改革？
１、源于GATT1947的WTO1994框架机制：ＩＭＦ改革背后存在的根本矛盾
第一，源于GATT1947的WTO1994框架机制：非对价条件的延续
从长远发展看，ＩＭＦ制度规则遵循了源于ＧＡＴＴ１９４７下的ＷＴＯ１９９４规则框架。它构成了一个具有轮盘赌机制的制度结构。虽然“阴谋论“时常会受到一些新自由主义与理想主义者的攻击，不过，事实上，国际政治经济“博弈”本来是一种利己行为下的设计。而不对价条件会促进不均衡的制度规则形成风险，并导致成员国危机的频仍。而就来源于ＧＡＴＴ1947规则框架下，非对价条件包括：有资本在内的各要素跨境自由流动，不对价的要素报酬形成的风险；国际分工利得的差异驱动，形成的风险，以及成员国承担义务的不均衡的扩大，所形成的风险。这种框架机制下风险扩大，危机周期延长。所以，往往不对价的制度机制是一切风险问题延续的根源。
对于缺乏公正而独立的法律框架约束的ＩＭＦ改革来说，其作为ＷＴＯ的辅助产物，缺乏独立主权国家参与下的经济主权共同协调与让与条件。无疑，参与国会感受到如“掷色子”（dice）游戏中的轮盘赌“困境“（roulette dilemma game）。
第二，协调WTO1994规则框架下的IMF改革利弊两分：ＩＭＦ改革背后存在的根本矛盾
WTO1994框架体系延续了GATT1947的结构与内容。同时，在范畴上扩展了投资、服务、知识产权等框架协议，特别是这个阶段提倡了同IMF及WB之间，在具体制度化协调原则、实施程序与具体内容的进一步对接。这样，IMF则会显得更为紧密地遵循WTO框架下的法律原则。或者说在具体工作上完成紧密协调。
如，在1994年4月巧日马拉喀什宣言第3条:“部长们确认，决心在贸易、货币、金融等领域努力使全球政策更具一致性”。《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3条第5款规定:“为实现全球经济决策的更大一致性,WTO应酌情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及其附属机构进行合作。”而在此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之间为此目的而进行的合作”。
但是，我们需要回答的IMF改革的根本问题，或许表面化的改革却是难以解决的。因为，我们需要首先询问：如果问题出在GATT1947-WTO1994所确定的初始法律框架下，那么，这种表面的改革是否是对的? 或许，我们需要做的并非仅仅是IMF组织的业务范围的扩大，方案的调整与修补，或许它涉及约束IMF的初始禀赋的关联的框架机制的WTO某些规则的脱离，或者综合型完善。当然，亦并不排除。我们亦有必要问自己：这个初始规则设计的方案是否是完全正确的？
第三，几个尖锐矛盾：ＩＭＦ改革的困境
事实上，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将ＩＭＦ特别提款权与投票权，作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因主要来自三点：一是，它关系ＩＭＦ治理的两个机制，一个是份额机制一个是投票机制。二是，期望通过变革增加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畴，以解决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恶化及不均衡危机的出现，三，增加特别提款权份额加权方法。
不过，我们忽视ＩＭＦ框架设计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二战后解决当时世界黄金与统一储存货币手段不足问题的，特别提款权产生了。但是，经过“布雷顿森林”“双挂钩”体系后，在特别提款权使用方式与范畴的约束下，美元成为全球各国需要的储备货币、交易计价与支付货币，客观上特别提款权与此无关，没有发挥真正的用途与价值。唯一的价值是增加了世界各国从储备到交易，对美元的大幅需求。
在局外看来，这似乎表现为在各国供不应求的局面下，美国反而被迫开动了印钞机，来供应这种计提于特别提款权，而是用于美元的这种货币。这个机制配合资本自由输出框架，美元就愈发供不应求与不可替代了。。这则是初期机制设计所导致的后期灾难性后果。但是，美元所替代的纸黄金，不再是可以逆向回收的财富，因为，印钞机成本仅仅１．６美分，这个框架机制该如何变革与遵循呢？
另外，随着ＧＡＴＴ到ＷＴＯ的成员国市场开放谈判，从各国的“责权利”不等价或者说是所承担的义务与责任方面，矛盾是非常巨大的。体现为各国市场放开所承担义务、责任与代价。那么，这个是否是物质守恒而等价的呢？事实上，资本的价值在亚当 斯密时代就赋予它的政治价值属性，即：资本的统治地位。表现为，在资本与其他各类要素结合时，资本获得报酬的不等价性，亚当 斯密承认这一点，是其价值论的基石，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则以辛辣的手段评价了这个问题。
２、ＩＭＦ于ＷＴＯ规则框架下的修补性改革：历次改革评价及其效果
随着GATT1947到WTO1994框架程序的转变，我们可以看到，“贸易与货币”两大支柱，分别从两个路径支撑了世界经贸往来的发展趋势。我们可能认为贸易自由化的推进在WTO框架下是富有成效的，而IMF与WB支撑的全球货币体系的构建，却远远谈不上“成效“二字。因为，世界货币金融体系持续灾难性的恶化。所以，它面对WTO贸易自由化的“成效”来说，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危机中的脱困，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救助能力。
第一，ＷＴＯ框架下多哈回合进程受阻：感受区域多边自由贸易谈判浪潮背后
2001年11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贸组织第四次部长级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回合虽然继续涵盖了大约20个议题，但是，其中农业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中，《农业协议》为核心的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贸易安排，在谈判中多次受阻。
很多议题是不同经济体发展中的现实国情与较为被动的问题。而伴随全球贸易自由化WTO进程，区域多边自由贸易谈判却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浪潮，目前，成为不同区域与不同性质的国家较为可接受的一种形式。
随着WTO的推进，由于自１９８６年乌拉圭回合后涉及投资、服务与知识产权专项议题，使得要素报酬不均衡流动的范畴扩展到三个选项，客观上，使谈判国之间差异与矛盾大幅增加，而区域多边及贸易集团进程的谈判，在不同程度上开始替代ＷＴＯ的诸多议题，显得更富有实效。
第二，ＩＭＦ历次改革的修补及其效果：缘何未触及根本问题的解读
而IMF在增加与ＷＴＯ的合作中，则更多从自身制度与机制上的设计则围绕ＷＴＯ法律框架下的选项展开工作，并于ＷＴＯ建立以后强化了这种内在联系，来建立这种内在联系的制度与工作体系。从机制上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是否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货币金融体系恶化的格局呢？简单说，能否有效解决各类经济体摆脱危机打击与国际收支恶化格局？事实上，这种依托ＷＴＯ法律框架下的联系，从传统的自由贸易，到ＷＴＯ新增的三个专项议题。。都使得资本输出有助于增加这种风险。因为，我们清楚资本不均衡的流动与输出，在分工利得与各类要素报酬角度，必然增加不均衡的风险。所以，背后的问题在长期看，或许会成为慢性的不治之症。
众所周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作为一个货币合作机构，其基本职责：“协调会员国的汇率政策，寻求维护会员国之间有秩序的多边支付体系和汇兑安排”。其工作重心则在于：“促进国家间的货币合作和会员国的短期收支平衡，并侧重于国际收支危机的缓解”
在比如，ＩＭＦ提供短期融资用于帮助那些宏观经济失衡的国家，ＩＭＦ配合ＷＴＯ提供引导各国采取非歧视贸易政策并减少贸易壁垒的机制，从而促进效率和经济的增长。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其背后的问题，就是：ＷＴＯ贸易自由化不仅是世贸组织的主要目标，同时在制度机制上，亦是包括ＩＭＦ、ＷＢ在内的国际金融组织。可以说当下的世界货币体系的主要目标和原则，在创始文件与ＷＴＯ协调文件中都强调了成员国面临国际收支恶化的解决途径，而并非是其背后的核心矛盾的解决。另外，在配合ＷＴＯ的目标上，确实在继续强化这种“贸易自由化与资本输出”彼此支撑的框架结构的内在相关性。事实上，正如我们所说，它会继续这种态势，即：世界各国面临货币资本市场的不均衡流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分工利得与要素报酬不等价格局会继续加剧。
如：“1996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ＷＴＯ协议》在新加坡部长会议上签署。次年4月《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发展协会与WTO协议》也被签署”。
它使双方协调和合作的努力具体化，那么，由ＩＭＦ及ＷＢ所支撑的世界货币体系遵循ＷＴＯ法律规则的内在机制进一步严密与具体化。
“该协议由序言和17个条文组成。该协议主要有两大特点:
Ａ、协调和合作的范围更加具体化。根据协议第3、5、8、9段,双方协调的内容主要是与贸易政策有关的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具体而言是指:关于支付的限制、转移和歧视性货币安排;关于普遍的和地区的贸易政策安排;关于世界经济展望所涉及的重要贸易内容以及IMF职权范围内的外汇措施等。
Ｂ、协调和合作的方式更加具体化且多样化。根据协议第3、4、5、6、8段规定,双方的协调与合作可以有如下方式:
a.互派观察员,向秘书处和执行董事会及其他机构派遣观察员和工作人员;
b.通知,IMF向WTO通知关于支付的限制、转移和歧视性货币安排;
c.协商,IMF与WTO应为获得全球经济政策更大的一致性进行协商,且参与WTO国际收支平衡委员会的协商;
d.出席会议,WTO总干事应永久邀请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般会议,并应永久邀请派观察员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会议;IMF官员应永久邀请出席WTO部长会议、总理事会会议、贸易政策审查机构会议等;
e.书面联系,每一个组织就相互感兴趣的问题应与对方以书面的方式取得联系,IMF应以书面的方式就IMF职权范围内的外汇措施以及该措施是否与IMF协议一致的问题通知职门D有关机关“。（见，白艳， WTO与国际金融组织关系的协调与发展，〈时代法学〉，２００３年第1期，Ｐ６４－７０）
可见，ＩＭＦ改革框架正如《关于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系的部长宣言》重申的那样:适用于GATT1947缔约方全体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系的规定将作为WTO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系的依据。
第三，轮盘赌（roulette）游戏：不均衡的代价还有新一轮风险与危机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得出，从ＩＭＦ的治理体系改革到货币使用范围改革，一致集中于基于要素流动与报酬，以及成员国责权义务不等价不均衡结构下，所导致的国际收支恶化下以增加偿付手段的方式进行。而随着资本输出、知识产权保护及服务三项议题的扩展，这种不等价与不均衡结构会进一步扩大。这种机制使得ＩＭＦ履行职责，在解决ＷＴＯ责任的时候，并未被授权履行相应的义务。
实际上，不管一个主权国家还是一个民族国家，在多边自由市场的放开同时，往往会充分考虑要素与分工利益多导致的利益分配问题。特别是在紧密的共同体或者政治经济联盟中，是平衡成员国利益的重要问题。如，这个议题曾在１９９２年欧共体建立之初，被首次用于平衡农业国与工业国之间的利益分配，使得彼此在付出相应责任与代价同时，利益与代价等价。无疑发展中与新兴市场长远国，会更多疲于应对这种不对等的责权利分配。但是，ＩＭＦ改革的议题一直未触及到这个核心。
事实上，２００８－２０１５漫长延续下的后危机周期显示，仅仅局限于解决收支恶化问题，于发展中国家摆脱困境，实现国民经济的稳步增长，会并无根本性意义。因为，这种不均衡的代价还有新一轮风险与危机在等待着它。或许，它继续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恶化以及“贫困的循环”继续。
总之，它构成一直以来影响世界各类国家爱参与的轮盘赌（roulette）格局。而2008后欧盟经济的陷落，欧洲发达国家目前亦并非身居其外。当然，历史七国集团也不再是背后的合作者。
３、发展中国家关于特别提款权的抗争：参与治理机制的改革与效果评价
诚如我们提到，发展中国家改善发言权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特别提款权的改革上。而多年来所力争的重点则是据此而获得发言权，藉以参与ＩＭＦ组织的改革，从而解决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的实质困境与摆脱危机的打击。
第一，关于投票权：可以提升地位，赢得发言权，是一种进步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凡是出席联合国货币和金融会议，在 1945 年12 月 31 日前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员国，都需按规定缴纳一定的份额。 该“份额（quota）”是基金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而ＩＭＦ的决策机制采取公司化治理结构，它有两个机制，即份额分配机制与投票表决机制。两者是内相关互相影响的。
份额(quotas) ，是每个成员国向 IMF 认缴的一定数额的资金，它是基金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成员国份额依据ＩＭＦ份额公式确定，它由成员国的 GDP、平均进口额、外汇储备、出口总额占 GDP的比重以及出口变化额等因素决定。
由于份额显示了成员国在 IMF 中的相对地位，所以，份额的增加往往成为成员国历届改革的重点。如，IMF 于 2005 年开始实行中期战略中的现代化改革计划。虽然体现为治理改革，但是，实质上是改革两个机制中的份额机制开始，目的是更好的反映成员们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分量。
第二，改革何以未触及到问题得本质：背后的核心问题仍然不是时下改革可面对的
IMF 在其中期战略报告中明确指出：“ 目前的份额和投票权的分配方式，使IMF在许多领域的合法性难以获得依据，使处于危机中的IMF的治理机制和所有权不平衡，使全球经常账户失衡一样，都是不可持续的。
虽然，这种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增资行动在2006 年 9 月在新加坡举行的 IMF 年会，以及2008 年4 月ＩＭＦ组织董事会执行会议被投票表决。分别在：公式计算透明度、特别增资、增加成员国的基本投票权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将基本投票权扩大到现有水平的三倍，增加非洲国家执行董事席位，确实将大约有五分之三的成员国的份额在新加坡年会后，在 12%的基本上，通过扩充份额范围，使新兴市场国家成为获益者。
本质问题：但是，事实上，其背后的核心矛盾仍然是这种改革难以实现的。如：一方面，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形成的“美元双挂钩”格局使得美元供给在解决世界储备货币角度与特别提款权直接挂钩；另一方面，特别提款权兑换的货币与支付能力与范围受到限制。从根本问题上看，特别提款权基本只应用于面向以购买美元方式，来解决国际收支恶化等问题。这样，无疑，这种设计下，给全球针对美元需求，设计了巨大要求。这个根本问题，在时下的改革中，却毫无任何办法加以解决。如何停止美元印钞机的大规模印钞，以供给这种庞大需求呢？
第三，特别提款权的计价单位的价值：我国参与的意义与最终解决方案
自 1974 年起，1单位特别提款权改为用标准货币来计价，由 16 种货币篮子加权平均定值。为了简化手续、降低定值计算成本，IMF 从 1981 年 1 月 1 日起选用世界上商品和服务出口额最大的5 国货币定值 SDR，包括美元、德国马克、法国法郎、英镑和日元。2000 年 10 月 IMF 同意将欧元纳入 SDR 的货币篮子，取代原有的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
这是一个现实问题。正如我们所提及GATT1947框架设立后，其实施原则依托两个选项：一是，自由贸易，二是资本输出。那么，如果中国或更多的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加入标准计价货币，是否，可以增加这种国际法定流通货币的使用范畴？在配合特别提款权扩大使用范围基础上，增加更多货币的使用能力与范畴，一方面增加国际货币之间的制衡能力，另一方面减少对单一美元的依赖。
当然，这确实在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恶化方面，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风险与危机的应对能力。但是，如果ＩＭＦ的宗旨仅应用于应对发展中与新兴经济体国际收支的恶化问题，那么，在ＷＴＯ框架机制下并未针对“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要素报酬不等价”、“分工利益不等价”以及“责权利与义务不等价”的问题，制定相应的弥补规则。那么，ＩＭＦ在这个体系中的改革，一样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局限于ＩＭＦ组织内部两个机制“份额与投票权”机制的抗争，亦也并非是世界经济贸易与货币新秩序的最终解决方案。
三、政治经济的终极问题：ＩＭＦ与ＡＩＩＢ就未来世界货币秩序合作
1、现状的根源解码：政治经济的终极问题
从威廉 配第（W. Petty，1623－1687）到马克思（K marx，1818-1883.）的价值理论，前后经历200多年中，政治价值的选项往往被应用于一个国家的治理上来。所不同的是，美国作为基督教的改造者加尔文派的一支反叛者，它选取了政治经济学中的交换价格。而欧洲不同国家，遵循着诸多不同的价值评价与治理方式，所以会有社会民主主义等高福利社会。即使，不同的社会，在处理资本的回报与公平治理的问题上，即使发达国家之间亦是存在差异的。
在GATT建立之初，其最终方案的其核心内涵上不难发现，有着与经典政治经济学建立之初的某些联系，或者存在政治经济学视角下选择某一定式的治理方式的选项。这无疑会要求世界各类民族国家完成市场经济与制度及体制的改革。这是ＷＴＯ与ＩＭＦ规则体系中所作出的一个选项。
总之，在这种情况下，摆在世界各类民族国家面前的，无疑不仅仅是简单的资本价值及其资本输出方式在过程上的简单考量，因为，它会形成从资本报酬到相关要素报酬差异，特别是在责权利以及责任义务不对等条件下，可能导致分工与市场不均衡的扩大，所以，风险总会在不远处等待各国。
２、未来世界货币格局与秩序：ＡＩＩＢ与ＩＭＦ的合作前景广阔
不可否认ＩＭＦ受到从ＧＡＴＴ1947到ＷＴＯ1994所约定规则框架的约束，是ＩＭＦ在全球“贸易＋货币”两个支柱体系中滞后的主要原因。事实上，深思熟虑的ＷＴＯ在多哈回合遇挫以后，其原有的法律框架与制度准则，已经导致了贸易自由化各国采取更多的选项，特别是２０００年后，由蓬勃兴起的区域多边自由贸易谈判承担了诸多的替代职能。
当前，由中国牵头、多国参与的亚投行，能够吸收亚洲地区大量的闲余资金，其致力于解决的亚洲各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建设，不仅仅是出于规避国际收支风险的考量，而是从区域多边角度（更适宜推进的环节）深层次介入了经济环境、参与分工条件及生产领域的合作范畴。今年３月，ＩＭＦ总裁拉加德对亚投行给予明确支持，将对以后世界货币体系的改革给予一个良好的醒示。可以说，未来世界货币体系合作的前景，将会是十分广阔并富有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