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与暴力》

作者：【印】阿玛蒂亚·森

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我对阿玛蒂亚·森一直心怀敬意。因为他是著名经济学家，而且是哈耶克所说的那种不仅仅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因为他是亚洲人，而且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亚洲籍经济学家；因为他关注那些现代经济学所不关注的传统价值，如公正和平等，自由和发展，权力和尊严，和平与进步……阿玛蒂亚·森被誉为“经济学的良知”，“穷人的经济学家”，“古典经济学的现代传人”……阿玛蒂亚·森出版于2005年的《身份与暴力》一书，并不是经济学专著，而是有着更多政治或哲学，伦理与文化意味的著作；不过，其中体现的，还是他一直关注的那类传统价值，公正，人性，和平，自由，等等。

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个体，都是多种身份的统一。比如本书作者阿玛蒂亚·森，他是经济学家，是社会思想家，是剑桥大学教授，是印度人；当然，他还是父亲和丈夫，老师和朋友。根据他的爱好和情趣，还可以作出更多的分类或者身份识别。每个个体所具有的任何一种特质或者属性，都可以成为界定其身份一个参数，于是每个人在生活中的任何一种情景下，就可以有着多种多样的身份。身份首先用于确定个体的存在，也就是将自身与他者区分开来。身份的界定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鉴别。当然，能够成为身份界定标准的，往往是某些具有相对恒常性质且易于识别的因素。比如工作、职务、职称、宗教、民族等等。穿多大鞋子也可以起到鉴别和归类的作用，但以此确定身份意义不大。

在社会关系中，身份首先是用于鉴定或者识别。通过某一标准，将人群区分为不同身份，也就是建立起不同的阵营或者集合。身份的划分，在经济或者政治活动中可能具有重要的作用。比如收入分配或者政治选举中，身份就可以起到将人们之间的模糊关系清晰化的作用。社会学上讲“社会资本”，就是在利用人们之间基于身份的联系以实现某种现实的经济目的；在到处都是交易费用的社会里，同乡、同学或者社团关系，可以成为活跃交易关系及降低交易费用的“资本”。任何个体都是多种身份的集合。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鉴别或者识别所依据的只能是某种被选择的身份。比如，参加学术讨论会的阿玛蒂亚·森就是一位经济学家，他的其他身份可能被忽视；当然，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阿玛蒂亚·森则可能是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或者作为印度人的经济学家。身份用于将自身从他者当中脱离出来，也用于将他者从自身当中排斥出去。个体的身份是可以被选择的，作为个体或者作为身份群体来讲都是这样。作为个体来讲，在其多重身份中，也许某种身份更荣耀，或者更适合具体情景的需要。比如一个素食者的经济学家，在出席宴会的时候可能会强调其素食者的身份，而在学术聚会时会凸显其经济学家的身份。在集体活动中，个体的身份也会被选择。这种选择只是截取个体多重身份中适于群体需要或者适于表现的某种特质。比如在政治选举中，个体的党派属性就被强调而其他身份则被忽视。

如果群体关系呈现竞争、对立和冲突的性质，身份的鉴别就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身份有关阵营的选择，有关竞争和冲突资源的动员，有关群体斗争的胜负。在冲突背景下，个体的某种身份被强调，其他身份就自动退隐了。经由意识形态动员，在身份大旗下，会凝结成实现某种目标的群体力量。比如，在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的冲突中，印度教徒眼里的伊斯兰教徒就仅仅是伊斯兰教徒，而不是印度人或者亚洲人，甚至都不是人；伊斯兰教徒眼中的印度教徒也是这样。将个体从多重身份中抽离出来，将其看成只具备某一身份，阿玛蒂亚·森把这一做法叫做“身份的单一化”。人作为具体的人本来有着多重身份，单一化则将人除了某一属性——如宗教信仰——之外的其他属性抹杀了。于是，对立群体之间，彼此将对方不再视为人。群体冲突中，单一性的身份确定就这样成为暴力的推进力量。阿玛蒂亚·森亲历的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冲突就呈现了这一局面。本来是和睦的邻居，因为宗教信仰，忽然间成为势不两立的仇敌。一个年仅十一岁的孩子，死在阿玛蒂亚·森的怀里。他本来准备外出找工作的——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仅仅因为他是伊斯兰教徒，就死在印度教徒的乱刀之下。

某些身份识别，如民族或宗教，既可以聚合本方力量，又可以有效排斥异己。借助于意识形态宣传，利用历史记忆，还可以有效地煽动仇恨，聚集冲突和战争的资源。也许这一代人一直和平相处，但他们的祖先曾经互为仇敌。在民族或者宗教的身份认同下，个体只是民族或者宗教的化身，而不再具有除此之外的任何身份，于是，世仇很容易被唤醒，敌对阵营的任何个体作为人的存在消失了，而仅仅成为仇恨的化身和复仇的对象。身份成为团体的聚集力量，也就成为仇恨的背景和暴力的催化剂。宗教冲突中极端的暴虐，不仅意味着施暴者丧失了同情和怜悯，失去了基本的人性，更重要的是，宗教冲突各方，都仅仅将敌对一方看成是仇恨的化身。他们的身份被宗教或者种族抽离出来以后，在对方眼里已经不再是人。在卢旺达的种族冲突之前，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也曾经和谐相处。冲突一旦发生，双方就不再将对方作为人来看待。在这样的意识之下，杀起人来就如同割韭菜一样——只要刀子足够锋利。单一化的身份识别，往往出于某些阶级或者集团的特殊需要。通过身份识别划分阶级阵营，建立敌对关系，鼓动敌对行为，成为某些阶级或者集团实现特殊阶级或者政治利益的手段。在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中，哥萨克人世世代代平静地生活在顿河领域。他们只是哥萨克人。当然，哥萨克人意味着一种多元化的复杂的身份。后来，哥萨克人被区分为富农和贫农，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这是一种依据财产进行的身份划分和识别。原来统一的哥萨克人在这种身份识别下被分裂为敌对的不同阵营，曾经的兄弟般的好伙伴成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于是，静静的顿河不再平静。

在身份与政治冲突的分析之外，阿玛蒂亚·森还分析了经济学中的身份识别问题。单一化的身份识别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经济学的体现就是经济人假设。对于“理性经济人”单纯的利益动机的存在性及解释力，阿玛蒂亚·森持怀疑的态度。在他看来，如同现实的个体总是多种身份的综合一样，个体的行为动机也是多样和复杂的。将人理解为只会按照狭隘的私人利益行事，无法解释人的行为的复杂性。阿玛蒂亚·森将这样的“经济人”叫做“理性的白痴”。他说：“长期以来，在以‘经济人’为主要假设的大部分经济学中，‘身份无关’的观点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现在到了把它掀下台的时候了。”（P19）所谓“身份无关”，就是主张个体的经济行为只是对利益的反应，与其身份无关。阿玛蒂亚·森的这一认识实际上是波兰尼的“嵌入”思想的一种解释。在《大转型》中，波兰尼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波兰尼认为，人们的经济行为总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制度背景下发生的，或者说，人的经济行为不仅是对利益的反应，也是对社会文化环境的反应。因此，只有在具体社会文化背景下之下，才能对人的行为作出解释。“脱嵌”意味着将人的行为从社会文化背景下抽离出来，这种类似于阿玛蒂亚·森所批判的单一化身份识别的做法，无法对人的行为作出现实而合理的解释。

阿玛蒂亚·森的《身份与暴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是对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回应。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从重建》一书中，亨廷顿阐述了这样的观点：冷战之后，国际关系中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的时代结束了，国际冲突也不再表现为意识形态冲突，而是表现为文明之间的冲突。亨廷顿将世界主要文明分为西方文明、儒教即中国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教文明、日本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亨廷顿认为，未来的地区和国际冲突，将主要发生在文明的断层线上，也就是各种文明交汇的地方。亨廷顿在书中考察了海湾战争、南斯拉夫战争的文明冲突的性质，还对未来世界局势的变化尤其是中国崛起可能导致的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冲突进行了预测。

阿玛蒂亚·森主要从“单一化身份识别”的角度对亨廷顿的观点进行了批判。阿玛蒂亚·森认为，亨廷顿以宗教或者文明对国际关系进行划分和识别，本质上就是一种“单一化身份识别”。这种单一化划分并不能充分反映各个文明的性质。比如说，以印度教文明来概括印度或者印度文明，存在牵强而不吻合实际的问题。即使单纯从宗教的角度出发，印度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印度教的国度，它有着1.45亿伊斯兰教徒，是世界上穆斯林的第三大国。而且，印度教本身也不能涵盖印度文明的核心内容，印度在科学、技术、艺术、文化等领域有着丰富的资源和遗产。因此，“印度教文明”这一概括，严重失之偏颇。另外，阿玛蒂亚·森还对亨廷顿对伊斯兰教文明的评价作出了质疑。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就其现实所指而言，主要是伊斯兰教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尤其是西方文明的冲突。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伊斯兰教文明都是主要的参与者。在亨廷顿的分析中，之所以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的文明冲突主要发生在伊斯兰教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断层线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伊斯兰教文明的好战性。阿玛蒂亚·森认为，亨廷顿此论有失偏颇甚至是一种偏见。这是一种单一化身份识别的做法，强调了伊斯兰文明的某些特质而否定了其他特质。伊斯兰教文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在数学、科学、技术上有过重要贡献，而在亨廷顿的这样一种身份识别中，这些贡献都被遮蔽了。况且，从伊斯兰教交易和伊斯兰教文明的历史上来看，也得不出伊斯兰教文明“好战”的结论。阿玛蒂亚·森还指出，亨廷顿一方面贬低其他文明，另一方面却又在抬高西方文明。比如，亨廷顿所强调的西方文明的优越方面，比如民主、平等、自由、法制、科学等等，本来具有普世的价值，也是其他文明倡导的东西，却被亨廷顿解释为西方文明特有和独有的东西。

阿玛蒂亚·森还进一步指出，亨廷顿以民族或宗教对国际关系进行划分或者进行身份识别的做法，在实践上还具有一定的危害性。任何一种文明都是综合性的，就像个体身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一样。以民族或者宗教对国际关系进行识别，有可能将一个丰富的文明硬塞进一个狭小的盒子中，不仅会使人产生误解，而且可能被极端主义者所利用。当某些别有用心的极端主义者试图挑起国家或者民族的争端时，他们就可以利用亨廷顿的这一理论，以宗教或者民族的身份识别来组织阵营并动员力量。他说，在印度，某些极端主义者就采用了亨廷顿的理论来组织恐怖主义活动。阿玛蒂亚·森的这一判断可能有些牵强。以民族或宗教进行身份识别以划分阵营和组织力量，是历来恐怖主义者惯用的伎俩之一。即使没有亨廷顿的“理论指导”，他们实际上也会这么做。强调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理论可能对恐怖主义的活跃产生激化作用，可能是不切实际地抬高了亨廷顿理论的影响。

在对亨廷顿“单一化身份识别”的批判之外，阿玛蒂亚·森对亨廷顿通过构建多文明相互宽容和平共处来构建世界秩序的主张还是赞同的。就身份与暴力的关系而言，阿玛蒂亚·森的核心观点是，单一化身份识别抹杀了个体存在的丰富性，从而可能成为激化冲突，助长暴力的因素。因此和平的实现的关键在于把人作为现实的人来看待，承认人的多重而复杂的身份。“最重要的是，文明必须确保我们的心灵不被某种视界所撕裂”。（149）

阿玛蒂亚·森与亨廷顿还在另外一个方面具有一致性。在亨廷顿那里，认为冷战之后，国际冲突的原因主要来自文明，也就是说，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成为冲突的直接原因。这种说法值得怀疑。就历史和现实的考察而言，大多数的国际冲突，都有着现实的经济或者政治原因。文明或者宗教的影响，只是在冲突实际发生之后，成为整顿阵营，动员和聚集资源的工具。也就是说，并非文明带来冲突，而是在冲突发生之后，文明可能产生促进和推动作用。阿玛蒂亚·森关于身份与暴力的关系的认识，与亨廷顿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大体上来说，阿玛蒂亚·森也将暴力冲突的发生原因归结为身份的认同问题。由于单一化身份认同事实上割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将人们推向具有敌对性质的不同阵营，于是成为暴力冲突的推进剂。这种认识问题同样在于，身份认同只是确定了人们生存所处的“阵营”或者“集合”。即使阵营之间存在经济或者政治或者信念方面的矛盾，这种矛盾本身并不意味着冲突。实际上，只有在某种直接的经济或者政治的利益矛盾激化时，冲突才成为现实。同样的，单一化的身份认同可以成为强化阵营的凝聚力，激化敌对情绪，增强战斗意志，动员战争资源的作用。但是，归根结底，身份认同或者单一化的身份识别，其对暴力冲突的影响总是第二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