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配第的“身份”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有着多彩的人生特质，从而也就有着复杂多样的“身份”。他曾经是水手、海军士兵、大学生、小商贩、拉丁文学者、霍布斯的研究助手、医学博士、外科医生、解剖学教授、音乐学教授、船舶工程师、流体力学家、纺织技术专家、小克伦威尔的私人医生和秘书、土地测量工程师、土地分配总监、大地主、大矿主、詹姆斯二世的座上宾、国会议员、爵士、英国皇家学会创始人、统计学家及统计学的创始人、经济学家及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

“身份”是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识别系统，它通过“标签”或者其他可以（或易于）辨识的方式将个体从社会关系中识别出来。能够成为个人某种特质的自然的或者社会的因素，都可以成为身份辨识的参数或者标准。比如肤色、地域、出身、职业、民族、宗教、文化、阶级，等等。构成身份识别参数的，有的是特定自然和社会文化环境赋予的，个体只是发现或者接受这种身份，比如肤色、出身、民族、阶级，等等；有的则是个体在后天的成长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个体可以选择或者建构这种身份，比如职业、经历，等等。在自由社会背景下，资源可以流动，个体身份同样可以转移。个体通过努力，可以选择职业的流动，实现身份的升迁。个体行为和经历的丰富性，构建了个体身份的丰富和复杂性。当然，个体的人生价值也因为经历的丰富和身份的多样而提高。

每个人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多重身份。社会或者他人对个体身份的识别，首先是从某个单一的参数介入的。比如，阿玛蒂亚·森同时是经济学家、伦理学家、文化学者、印度人、剑桥大学教授、三一学院院长，等等。但我对他的认识，也就是我对他的身份识别，是从“经济学家”这一参数介入的——阿玛蒂亚·森首先是经济学家，然后才有其他身份。我的这种认识与阿玛蒂亚·森有关，也与我自己的认知、经历或者需要有关。个体身份的社会识别，也就是社会或者他人将特定个体从其社会关系中抽离出来，赋予其特别的存在。这个过程是渐进的，而且有视角选择的问题。对历史人物的认识或者身份识别也是这样。历史人物同样是现实而复杂的存在，每个人都有着复杂的面向和多样的特质。不同的考察者从不同的专业或者特定的视角，可以对同一个人形成不同的认识，赋予其不同的身份。对个体身份的识别，是我们介入历史的一个环节。

对于威廉·配第的后代而言，他们的祖先首先是大地主和贵族，然后才是学者和思想家。配第得到小克伦威尔的赏识，担任其私人医生和秘书之后，又被任命为爱尔兰土地分配总监。利用丰厚的报酬，配第大肆进行土地投机，从士兵手下廉价回收土地，最终成为拥有几十万英亩土地的大地主。之所以说配第在他的后代的识别中首先是个大地主，因为配第积累的土地成为他的后人的重要财富来源。配第的后人还从他的贵族身份中得到荫庇。配第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受益者。他不仅利用革命大发横财，而且赢得了政治上的成功。后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遭遇挫折，封建王朝复辟了。配第受到“革命”的指控——这种指控危及他的政治前途，更危及他的财产安全。好在配第是个灵活机动的人精，在爱尔兰期间，他结识了当时的受迫害者，现在的国王詹姆斯二世。配第向国王摇尾乞怜，国王不仅没有追究他的罪责，还授予他爵士身份。凭借贵族身份及大地主大矿主的财产，配第的家族一直是英国的显赫世家。在亚当·斯密的时代，配第的后代谢尔本伯爵，担任过英国首相。配第的后代对他作为“经济学家”的身份可能不会太在意，不会太自豪，不仅仅因为可以理解的世俗的势利，还因为经济学的历史对待配第的矛盾态度。比如，斯密曾经对谢尔本伯爵表达过他对配第的敬意，但对配第最重要的经济学贡献——政治算术，斯密是完全不认同的。再往后，马克思虽然认同威廉·配第对价值理论发展的贡献，却又对配第的个人品德说三道四，甚至说他是个没有节操的品质恶劣的小人。

在非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人们可能更多看到的是威廉·配第的其他存在或者特质，并根据这些因素来构建他的身份。在他所在的时代，配第曾经是伦敦一名有影响的外科医生。配第医术的精湛甚至留下了一段传奇：他曾经救活过一位因谋杀亲子而被判绞刑的妇女。配第凭借医术而进入上流社会，他因此而结识小克伦威尔，从此他的人生才入了康庄大道。在配第及稍后的时代，医学和经济学都是科学发展的重要领域，很多杰出的社会人士同时献身这两个领域，如洛克、魁奈和曼德维尔。配第是一位对科学探索具有浓厚兴趣的知识分子，在科学和技术快速发展的十七世纪，配第为时代潮流所鼓舞，也积极投身于科学活动中。他在多个领域中进行科学研究，成为相关学科的权威。他曾经研制新型船舶，并为此研究了罗盘及流体力学；他曾经对服装和染料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写过专业的学术论文。他还是英国皇家学会成立的最初推动者。在罗伯特·金·默顿阐述十七世纪英国科学技术进步的社会动力的重要著作《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威廉·配第就是一位热衷于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理论家和实践家。

在经济学的世界里，不论名声是好是坏，威廉·配第都是一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史上，一般都把配第看成是古典经济学的重要创始人。提出“古典经济学”概念的马克思和凯恩斯，都把配第作为经济学的第一个代表人物。配第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一般认为有一下几个方面：1，政治算术的提出和应用。这可能意味着后来的统计学，配第由此被誉为统计学的创始人。根据罗伯特·金·默顿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在配第的时代，由于配第及其弟子的努力，政治算术甚至成为一门比经济学还要热门还要有影响的“学科”。2，经济学研究空间的拓展。配第的时代，商品经济大为扩展，人类经济学活动的程度不断深化，大量新的经济现象涌现，人们的经济思维也在不断深化。配第既有着理论探索的浓厚兴趣，又有着丰富的经济实践经验，于是他展开对经济问题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可以说，举凡在他的时代出现的重要经济现象，他都作出了初步的有价值的探讨。在这个意义上，配第被成为经济学历史上最重要的拓荒者。3，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初步探索。在经济学的历史上，价值理论的讨论由来已久。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价值理论争论就绵绵不休。配第对价值理论讨论的最重要贡献在于，他第一次将商品价值量与生产商品的劳动量联系在一起。虽然配第认识到的，仅仅是价值量决定的问题，对什么是价值实体，他还完全没有理会到，但将价值与劳动量耗费相联系，至少是已经开启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大门。配第的前面两个贡献在主流的西方经济学得到承认，而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则只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里得到认同。熊彼特说配第是个幸运的人，确实说的是事实。配第的幸运一方面表现在他生前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学术上的成功上，另一方面还表现在他死后的荣光上——不仅是他的后代在英国政坛上的表现，更是他的经济学思想在对立的阵营中都得到承认和信奉。

如果要进一步确定威廉·配第作为经济学家的身份——他究竟是古典经济学家还是重商主义者，则可能还存在一些不甚确定的因素。这种不确定，不仅与可能的时期的模糊有关，更与我们的判定标准有关。粗略来讲应该不存在不确定的问题。前面讲过，提出“古典经济学”概念的马克思和凯恩斯，都把配第看成是古典经济学创始人和最初的代表人物，配第当然是个古典经济学家。可是，古典经济学就其一般理念而言，是主张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是古典经济学的精髓。可是，在配第的早期著作如《赋税论》和《政治算术》中，不仅有着国家干预的观念，还有着诸如强调财富的贵金属形式及强调国际贸易顺差的观念，这些东西都是标准的重商主义的因素。而且，就对物质利益的观念而言，重商主义与古典经济学之间的显著差别在于，前者强调国家利益，而后者强调个人利益。而配第早期著作中强调的，正是国家利益。不过，配第思想中的重商主义因素，在其晚期著作中，就逐渐消失了。这样说来，作为重商主义者的配第与作为古典经济学家的配第并不矛盾——早期著作中的配第是个重商主义者，而晚期著作中的配第是个古典经济学家。

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要经历一个由点及面再到立体的过程。对人的认识也是这样。对个体的身份鉴别，是认识的初步阶段。人作为一个整体，有着多重属性和多个面向。事实上，我们并不具备同时从多个视角多重面向来认识一个人的可能。认识只能从某个视角、某个面向开始，然后再上升到全面和整体。身份鉴别就是这样一个渐进过程的开始。出于某种主观或者客观的因素，我们选择从某个方面对我们的对象进行身份识别。在此基础上，通过转换角度和拓展视野，我们就可以获得对对象更丰富更全面的把握。

前些时间阅读阿玛蒂亚·森的《身份与暴力》。按照森的观点，种族、宗教或者文明之间的暴力和冲突，激发因素之一就与身份的识别有关。当人们采用单一化指标进行身份识别并强化单一身份下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时，冲突和暴力可能发生并被激化。我对森关于单一化身份识别的局限性的认识表示理解——虽然我不认为单一化身份识别可以成为冲突和暴力的原因。另外，在森的著作中，联系文明和宗教冲突中身份识别带来的问题，对单一化身份识别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我的认识是，就单纯的身份识别或者对事物的认识而言，从局部到整体，由点及面到立体，是一个一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符合人的认知形成规律的。由此，身份识别，仅就身份识别而言，只能从单一化开始。不管配第的人生多么精彩，不管配第的身份多么复杂，从某个视角开始然后逐步扩展，我们总可以形成对他的总体认识；也只有从某个视角开始然后逐步扩展，我们才可以形成对他的总体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