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厚道的人，办了一件厚道的事，引爆了文化大革命(上篇)
按：由于文章较长，为阅读方便，将分上中下三篇连载，谢谢。
（上 篇）
话从一封要求毛泽东连任国家主席的来信说起……
昨天，毛主席于会议上最后提到下届选举主席不提毛泽东的名，并嘱我们透露消息。我们两个人意见：最高领导人还是不更动为好。诚然要强调集体领导，但在短期过程中全国人民还认识不清楚，集体领导中突出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
陈叔通 黄炎培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事情是这样的。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但此后不久，毛泽东就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职务。因为作为一国元首，不可避免地要经常参加国事活动，出席各种外交礼仪。这一切使毛泽东深感苦恼。他希望摆脱这些繁杂事的干扰，能在书斋中静静地多读一些书，多思考一些国内国际上的重大问题。
多年同毛泽东朝夕相处、深知他的脾气秉性的老战友，如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人都非常理解毛泽东的苦衷。然而，这个想法在党内更大范围内能够得到理解吗？党外人士、全国人民又如何看待这件事呢？对此，毛泽东心中没有底，也就成了他的一块心病。1957年春，中央决定实行开门整风，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对共产党展开批评。4月30日，毛泽东以此为主题召开了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出乎与会者的意料的是，临近会议结束时，毛泽东突然话锋一转，谈起他不准备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的问题，并委托在座的诸位在各自的范围内透露这个消息，刮点小风。毛泽东话题一出，立刻引起了参加会议的党内外人士感到了震动和不安。第二天，参加会议的民主人士陈叔通和黄炎培连夜给周恩来、刘少奇写了上面的一封信，可谓情真意切。
陈叔通、黄炎培的来信经周恩来、刘少奇阅后，转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认真看完来信后，在信的末尾写了一段的批语，再次申明了他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理由：
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任：（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不连选；（二）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作主题报告）。这样，比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
在写下上述批语的当天，毛泽东将写了批语的陈、黄来信转给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阅，并在写给他们的指示中提出：
“此件需经政治局同意，然后发出。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
显然，毛泽东不想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心意已决，并且要通过不同方式向党内外放风。一向以嗅觉敏锐的西方的一些通讯社捕捉了毛泽东将辞去国家主席的信息，很快在一些消息中给披露出来。1958年6月，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代办宦乡从不同渠道了解到外界传说毛泽东将辞去国家主席的消息，他深感此事重大，赶忙向外交部作了报告。
宦乡同志：
六月二十日你给外交部的电报我看了。所传辞职事是真的。请你经过新华社记者在伦敦新闻记者中相机陆续放出一点空气。要是非正式的，以闲谈方式出之。经过英共记者，或更好些。逐步使人们不当作谣言，而当作事实。
毛泽东
七月三十一日
那么，由谁来继任毛泽东出任下届国家主席呢？
厚道的人做了一件厚道的事……
在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中，可以作国家主席的人选应该说有几位，后经过中央书记处的初步酝酿，最后集中到朱德和刘少奇两个人的身上。
按照国际惯例和传统做法，毛泽东不想连任，由上届国家副主席、德高望重的朱德继任是完全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这不仅是毛泽东的真实想法，而且在中共高层领导和党内外民主人士中也大都是这种考虑。因为其一、自从井冈山会师后的“朱毛红军”，到长征再到延安一路走来的30多年的血雨腥风中，朱毛已经凝成了牢不可破的友谊。正如朱德所言：朱毛永不分家。无数事实也证明，朱毛和则胜利，分则失败，朱毛已经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化身。其二、朱德人品好，忠诚厚道。朱德的一生，是革命一生，他功勋卓著，位高至极。但他谦虚谨慎，勤勤恳恳，朴实无华，忠厚仁慈，给世人留下了质朴而崇高的伟大形象。
而后，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为准备召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组织部和统战部受中央书记处委托，草拟了一份第二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候选人名单，送中央一些主要负责人征求意见。在这份名单上，没有提到国家主席候选人人选，只列举了人大常委候选人人选，其中，刘少奇仍是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人选列入的。这就透露出了一个明显的信息：刘少奇留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家主席候选人无疑是朱德莫属了。显然，毛泽东想让朱德出任国家主席。
然而，朱德看了中央书记处送来的名单后，也明白了毛泽东的意图和中央的考虑，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谢绝了毛泽东的好意和中央的这种安排。
小平同志转书记处同志们：
我提议以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适当……至于我的工作，历来听党的安排，派什么做什么，祈无顾虑。
朱 德
十二月二十九日
就这样毛泽东的一番苦心在朱德的厚道谦让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接受了朱德的提议。
在紧接着八届七中全会之后召开的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亲自向参加会议的党外民主人士解释了国家主席人选方案。
毛泽东说：“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而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内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从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又已经10年了。以他担任国家主席比较适合。”后面毛泽东特意加了一句话：“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可见当时毛泽东的心情是多么地复杂。
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宋庆龄、董必武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经国家主席刘少奇提名，周恩来继任国务院总理。
一个厚道的人，办了一件厚道的事，引爆了文化大革命……
（中 篇）
一
（由于中篇较长，分两次连载）
那么，为什么说朱德极力推荐刘少奇任国家主席引爆了文化大革命呢？下面着重说两件事：
一是关于大跃进运动。国家档案解密的许多资料显示，大跃进肇始于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合并大社的主张，这也是建立人民公社的开端。但“公社”这个名词，是刘少奇与另外几个领导人在闲聊中发明的，据刘少奇1958年11月7日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回忆，大致是1958年4月，在赴广州的火车上，刘少奇与周恩来、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邓力群闲聊，“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又讲了半工半读与生活集体化，并要北京和天津先搞试验。
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国妇联党组成员谈话时，刘少奇借谈妇女解放问题之机，建议普遍建立公共食堂，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五百多户人家，其中二百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二百多人作饭，现在只要四十多人作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他并且大胆预言：“到将来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在同一场合，刘少奇还透露了他之所以如此热衷生活集体化的动机，即他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不具备的条件，可以实现欧文等人的未竟之业，而在其年轻时，欧文等人的新村试验的材料，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事实上也是同时代的大多数中共领导人的共同的心路历程。
1958年7月2日，刘少奇在同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工人座谈时，他预言：“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电要慢点，多几年，大概五年，五年不行，七年，其他大都是二年三年。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中国人口等于三个苏联，四个美国。美国就是多几吨钢和其他工业产品。十五年我们要赶过整个欧洲（包括苏联）。欧洲共六亿人口，和我们一样，面积也差不多。欧洲几十个国家，不互相帮助，我们几十个省可以互相支援。发挥地方积极性，十五年许多省要超过一个国家，河北要超过英国，河南要超过法国，再一个超意大利，再一个超西德……我们大有希望，前途好得很。”他认为中国可以提早进入共产主义的理由，便是人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刘还解释报上之所以不提二、三年赶英，七、八年超美，是为了麻痹敌人。
1958年8月至9月，刘少奇赴山东和江苏等地视察，沿途他再次对各地已经如火如荼的各种“跃进”行为加温。譬如，在山东寿张县，他表扬当地的干部群众的浮夸行为是“压倒了科学家”，“是一个革命”，并要求当地“拨出几百亩地，办一个学校”，“学生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用这个办法，不要很久，全国人民都能上大学”。而在江苏常熟县，当一个乡的党委书记告诉他稻田亩产1万斤时，刘少奇的反应是：“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对于有人认为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刘少奇也在很多场合予以反驳，如1958年9月23日，他在与南通干部的座谈会上就说：“搞土高炉能出铁就好。这是出的师傅钱，不要算成本，这半年主要是熟悉技术，我们学会了本领，一年就能出几万个炼铁的人。一万人开矿，一万人运输，一万人炼铁，有三万人真了不起，这办法好，每个县都要出人支援炼钢炼铁。”同年的9月23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他再次谈到这一点：“现在困难很多，花了很多力量炼那么一点铁，按照成本算起来，成本也是很高的，化不来。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把人锻炼了，将来可以炼钢炼铁，将来我们就有成百万、成千万的钢铁技术人材。这个时候化点钱学习，很有必要，不算浪费。现在建成一个小炉子，炼几个月扳掉了，这不是白炼的。再扳掉，再盖大的，再扳掉，再盖很大的。这算是什么浪费呢？不算浪费。从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国家精神很好。”这事实上也是当时反驳所谓“怀疑派”的最为流行的一种解释。
综上所述，在1958年大跃进开始之际，刘少奇基于年轻时对新理想的偏爱，应该是这场运动的决策者与发动者。这时的刘少奇思想充满激情和幻想，他不仅要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而且还设想将全国建成一个大公社。1958年底，当一个外国客人问他学校是否也要搞公社时，他的回答是：“都搞，机关和街道也要搞。”
在1959年7月至8月间的庐山会议上，刘少奇除利用一些历史问题攻击彭德怀搞阴谋，有个人野心之外，继续为大跃进辩护。就在庐山会议闭幕后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发言说：“我们现在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破除规章制度等等，有些人视为乱子，实际上并不是乱子，并不是缺点错误，而是一种革命的正常现象、正常秩序。所有的群众运动，都总会有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问题，或者八个指头和两个指头，七个指头和三个指头的关系问题。”
在1959最高国务会议上，刘少奇公开攻击那些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的人是“好意不多”，并且认为所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他的理由是：“这么几千万人上山，几亿人搞大跃进，大家动手搞，这样才会得到经验。我相信，这样我们进步快。这个是出钱买不到的。而我们是在很短的时期内取得这个经验的。我们取得这个经验，那怕是犯很多错误。这个错误我们必须犯，现在不犯将来还得犯。我们犯了，将来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错误，发生了问题，也要从积极方面看。犯错误也有好处哩。”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他说，大跃进是为了彻底解放生产力，是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认为所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以前有，今天有，以后还会有的，恐怕一万年以后还得有”。
1959年11月间，刘少奇在与一些干部讨论苏联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问题是如何去掉这种残余。是靠物质刺激呢，还是靠思想教育？人民公社实行伙食供给制，懒人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先给他，然后教育他，这样更有效。……物质刺激的办法我们不提倡。”到1961年时，大跃进的危害已经暴露。毛泽东看到了大跃进、浮夸风问题的严重性，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给他写信，要求他下基层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坚持的一贯工作方法和传统，因为从革命战争年代开始，毛泽东就在党内反复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初衷。1961年5月1日，刘少奇在谈记者工作时，感叹道：“现在农村干部有一套办法，不让你们记者了解真实情况，给你弄虚作假。我也没有办法。”为此，他对毛泽东要求他调研研究之事在一些场合透露出了一些不满说：“毛主席说，调查研究要诚心诚意，甘当小学生，就可以了解情况。仅仅只有当小学生的精神，仅仅只有诚心诚意的态度就行了吗？不行。”
笔者在网上看到一位网友的留言：我看到的史料是，当时毛已经退居二线，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总负责所有政务 ，刘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 ，发起了这两项运动，后来造成多处饿死人现象，毛给刘写信，要求刘下去调查，听听他老家的人怎么说，这才有了后来的刘少奇湖南调查和以后的路线改进。在正史上只是很含糊其辞的说了一句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倡导调查研究。所以，刘下去调查但没有明说。毛当时为什么要在党内发起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关于这段历史，教科书和很多史料写的 总是遮遮掩掩，不清楚为什么不写明白了，感觉毛挺冤的。
现在，有些人认为大跃进、大锅饭、大炼钢铁、饿死3000万人等都是毛泽东不懂经济、头脑发热、浮夸风造成的。但从解密的史料我们可以看到，大跃进等运动，尽管毛泽东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但显然他是被绑上战车的。同时，也正是这些运动，使毛刘之间分歧初显，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以上文字来自：1、《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作者：黄岭峻，原题：《刘少奇与大跃进》；2、网络。）
一个厚道的人，办了一件厚道的事，引爆了文化大革命（中篇）
二
二、邓小平倒戈
北京饭店是个变相的外国记者俱乐部，住在这所第一流旅馆的外国记者每天晚上在楼下的餐厅中交换消息，四月二十七日的晚餐柜台上，我听到几位亚洲记者说：他们依预约的时间去见北京市长彭真，但是无法见到，听说彭真已经被扣押了。他显然是受到邓拓的牵连，大家都知道邓拓是彭真的智囊，而自从四月以来，邓拓则不断受到《解放军报》的指名攻击。但是第二天，我从深入采访中获知，彭真并未被捕，他在这天上午，曾经乘汽车赴中南海（这是刘少奇和周恩来办公的地方），仍然有两名穿蓝布制服的警卫员保卫着他。但在北京市委门前却突然增加了十多名穿黄色制服的解放军，禁止彭真回到他的办公室去。这一情况证实了我们俱乐部传闻已达一个星期之久的传说，即中共中央委员会已经一分为二，毛泽东和林彪已在上海另组“党中央”和刘少奇控制下的北京 “党中央” 对抗。现在由军人占领的北京市党委会一事看来，这已经不再是传说，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并且显示上海党中央已向北京党中央采取行动。五月十五日下午，我从中共外交部方面获得消息，说毛泽东将于当天夜晚乘火车返回北京，我赶到火车站，并打电话通知了几位同业，但结果我们在火车站白等了四小时，事后我们获悉，毛泽东已经在济南下车，虽然我们无法探究原因，但是相信是由于他对北京的局势尚无控制的把握。我的这项想法很快就被证明是对的，因为一位罗马尼亚同业第二天从一名新华社记者口中得到消息，彭真仍控制着北京市委，虽然在军方的压力下，他已无法进入北京市委办公室，但是在他的心腹们严密警卫下的住宅内，有许多人进进出出，市委办公中心显然已搬到他的家里。六月初发生的事情，现在大家都明白了。那时林彪派他的心腹大将杨成武和杨勇到了北京，强迫改组北京市委，并用武力接管了人民日报、北京电台和新华社。短短数天之间，上海党中央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武装政变手法，压倒了北京党中央。刘少奇派虽然在北京没有军事力量，而且失去了宣传优势，但并没就此屈服，相反地，他们组织了大规模的反击。
刘少奇派乃决定仿照两年前苏联共产党罢免赫鲁晓夫的方式，召开紧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用民主投票的方法来罢免毛泽东并阻止林彪对党中央的篡权活动。但是刘少奇没有把握在中全会内获得比毛泽东林彪更多的票数，若要以投票方式击败，毛泽东林彪，必须获得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支持。整个六月份，刘少奇和彭真就在这一点上下工夫。据我们事后获悉，先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担任了刘少奇与邓小平之间的桥梁，而彭真本人则于六月下旬，赴西北及西南地区活动，联络分处于各地的中央委员，以便保证在即将召开的中全会上获得足够的多数票。和彭真一起去西北的，还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当彭真去西南时，杨仍留在西北活动。彭真此行显然获得重大收获。因为当他回北京时，中共政治局委员及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跟他一起回来，而杨尚昆则和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接到了北京，这使得刘少奇派更加强了用投票方式击倒毛林的信心。
从七月开始，分处在各地的中央委员纷纷抵达北京。我在
七月十八日上午，北京盛传林彪已经把大批军队调到北京了，但是在市面上看不到军人，相信他们都驻扎在郊区，并把整个北京包围了。当天下午，我们都证实了这个传说，外交部新闻局用电话通知我们每一个人，要我们暂时不要离开北京饭店，不要外出采访。原来驻京记者可以在北京周围十公里自由活动的规定也暂时取消了。苏联大使馆的一名官员因为任期届满，原定十九日走的。结果他在去西郊的路上被解放军赶了回来。当天晚上，从外交团获得的消息知道，刚刚抵达北京的林彪部队，已经向山西方面推进，阻止来自陕西的反林彪的部队继续向北京进发。北京外交圈中，说中国内战即将暴发的谣言不胫而走。一部分林彪的部队已经即若市区，并且逮捕了总参谋长罗瑞卿。后来我们从所得的消息中得以描绘出七月十八日到二十日发生的事件的轮廓。十八日上午，毛泽东通知所有在北京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声言他将于数日之内返回北京，参加中全会，在他未抵达前，中全会不得擅自召开。但刘少奇声言过半数中委已同意二十一日召开中全会，并依照党章于半月前向全体中央委员发出通知，因此无须延期。
双方严重对立。基于林彪的部队已经占领北京，摆出了要以武力制止召开中全会的姿态，而 刘少奇则以维护党章法纪的名义，也调遣军队赶赴北京。新疆军区司令员王恩茂奉罗瑞卿之命，把他驻扎在**的一个师向北京推进。毛泽东、林彪及新任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立即致电该师长，下令停止行动。当时林彪的军队已经在山西省作了作战部署，如果王的部队继续挺进，将用武力阻止。但该师师长接到最高当局命令后，自动停止进兵。在千钧一发之际，避免了内战危机。二十日傍晚的消息还是二十一日按时召开。
但是第二天早上，情况发生变化。中共总书记邓小平突然临阵变卦，表示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决定等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才召开中全会。我们至今不知道邓小平为什么要在最紧要的关头出卖刘少奇。也许他没有把握把毛泽东击败，也许害怕林彪的实力太大，而不得不违心投靠。总之，由于他改变初衷，使得刘少奇派无法凑足决定人数召开中全会来罢免毛泽东。
七月下旬，林彪的心腹杨成武及谢富治（斯大林式的秘密警察首脑）已完全控制了北京。到二十八日，四架飞机把毛泽东、林彪以及集中在上海的一批毛派中委载到北京。毛泽东在九个月以前就因为北京的局势对他不利而避居南方，此时才回到林彪重兵戒备下的北京。我在
事后我们获悉，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
刘少奇虽然被降低地位，但他的实力依然很大，而彭真也还是逍遥自在地在巨宅内，出入有警卫，前呼后拥。局势尚未稳定，更大的斗争正在酝酿中。毛在八月十八日建立的红卫兵，喊出了“保卫毛主席”的口号，足以显示毛泽东本人也知道他身边有反对势力的存在，而且整个大陆都有这种势力，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李井泉、王恩茂、乌兰夫那些人，他们都雄霸一方。－－这位记者的分析是否都对，难以评论。但是，他对三月北京调动军队的记述，基本上是正确的。一九六六年二月，三十八军突然调动到北京郊区，所有的军政首脑对此都目瞪口呆。《五。一六通知》以后，中共上层分成了两派：一派要乱，一派要维持秩序。只有充分的乱，才能打破秩序，达到放火烧荒的目的。除了毛、林之外，求乱的人多是盲从领袖的召唤，也有相当多的群众是借机发泄被统治被压抑的情绪，以便用文革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他们相信，狂热的行动可以突破过于沉默的空气，在革命的马蹄和动荡的喇叭声中可以间接地达到报复的目的，甚至可以用破碎的瓦片重新拼凑新的图画。刘、邓和他们指挥下官僚体系各层官员，则希望一如既往地在秩序中得到好处，他们对此已轻车熟路。那些在共产党教条迷惑和历次运动中吓坏了的人，是他们的基础和附庸。那时一个多么激烈的时期！什么事情都会发生，而且随时都可能发生！阶级斗争的弦被拉紧，拉紧，再拉紧。随便一拨就会发出动人的声音，无论出现什么新闻都会叫人感受到刺激。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聂元梓等七个人一贴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干了些什么？》，北大就出现了一千多张批评这些人的大字报，说聂等人是把矛头对准北京市委。围绕大字报是否将矛头指向北京市委，两种观点十分激烈。那是一个多么敏感的时期！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叫上层如坐针毡，寝食不安。为了扑灭眼看就要燃烧起来的大火，刘少奇、周恩来派人到北大批评了聂元梓。而康生则与刘、邓、周针锋相对，支持那张大字报。他态度明朗地说：“她就是个王八蛋，我们也要支持。”动乱与秩序，破坏与建设，分裂与团结，双方剑拔弩张，各自有恃无恐。一个要抢，一个不放。一个要的是天下大乱，纷纷扬扬；一个要的是按步就班，鸦雀无声。
七月十八日，毛回到丰泽园。周将这个情况及时告诉了刘少奇，希望刘能去毛那里请教如何指导方兴未艾的文革。这样，周可以从中看见毛的喜恶和动向。如果毛泽东和刘少奇商量怎么办，那将是一个局面；如果毛泽东根本不和刘少奇 商量，那就是要把刘打倒。 刘少奇听了周恩来的鼓励，马上求见毛泽东。混乱的北京，风起云涌的学生造反，使刘少奇渴望得到最高的指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呢？你总得让我们做具体工作的人知道个大概吧！他心急如焚，如坐针毡。 刘少奇象个听差似的，恭敬地等待在毛的门外。地位上的一点差别，使刘少奇低人一等。这一等的跨距如此之大，就象在山麓的小草仰视顶峰的积雪！他站在那里，如臣子等待圣上的旨意。刘少奇产生过一种想法：不如干脆将这种局面交给某个会议裁判。如果裁判我下去，我高兴。这日子太受罪了。和他这样的人在一起，简直无法保全尊严。可是他最终还是压制了自己，检讨了自己的急躁。他还是设身处地地考虑毛泽东的打算，也不得不考虑毛的威信、地位和力量。在实力方面，刘少奇都知道自己和毛差一大截子，尤其是军队力量。再说，无论谁下去，都很难向群众交代。提出裁判和公开挑战，其实是一回事。警卫出来告诉刘少奇：主席刚回来，很疲劳，需要休息。 刘少奇吃了闭门羹，怏怏不乐地朝自己的家走去。
周恩来得到消息是：就在刘少奇吃闭门羹时，精神饱满的毛正和中央文革小组谈话。次日，毛会见刘少奇、邓小平，批评说：“北京的运动冷冷清清；很多学校的门都关了；派工作组就是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呢？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七月二十五日，在全国各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毛宣布工作组压制了文化革命。工作组挑动群众斗群众，包庇了坏人，干扰了向走资派的斗争，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两天后，刘少奇在北京大专院校文革积极分子大会上作了检讨。周恩来热情地在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革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刘少奇表示希望把上段工作说清楚。毛知道刘要说派工作组是经他同意的，因此拒绝给刘少奇提供机会。让谁讲话不让谁讲话，根本没有程序规定。谁是最高领导，谁就是全部程序的代名词。他不让你说话，历史的浪头就一下子将你埋没了。
在
于是，一个连毛泽东也没有预料到的、旷日持久的、对今后影响深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
一个厚道的人，办了一件厚道的事，引爆了文化大革命（下 篇）
四、历史没有假设……
笔者在此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豫北某县，县委书记、县长争权夺利闹不团结。由于县长急着上位，又擅权，在涉及人事的任用安排上封官许愿，收受贿赂。同时，在他的示意下，采取非常手段，将书记告到纪委，书记后被双规，县长成功上位当上书记。原县委书记不甘就此落难，死磕县长，实名举报其违纪问题，于是双双都被纪委双规。最后两败俱伤，都被追究刑事责任，目前两人都在大牢里做着权利梦，金钱梦。这个故事除了书记、县长违纪违法应该得到法律的制裁外，还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个人私欲的膨胀，追求权力的迫切，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按现在我党的体制，党委书记是一把手，负全责，管干部。一般情况下属单位的主要领导配备，在集体领导下主要是书记说了算。而作为县长尽管是副书记，但重点是政务工作，涉及干部任用的应谨言慎行或退避三舍，更不应该采取非常手段图谋不轨。同时，退一步说，现在的干部像走马灯一样，有几个能在任上干满的。相当书记，承担更多责任，多为人民做贡献，心情可以理解。难道就不能耐下心思，耐得寂寞等两年？！权利的诱惑就那么大，就那么地迫不及待，非采取你死我活的手段？！再如近期暴露出的南京书记、市长争权夺利纷纷被双规的事件，类似的事不一而足，太多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故事告诉我们，这不仅是作风问题，更重要的应该是人品、德行问题，这是做人之大忌。
同时，再说一个近期观看美剧《纸牌屋》的观感。去年，美国一部电视剧《纸牌屋》可谓火爆。王岐山书记说他就看了四遍，可见火爆的程度与高度。笔者在此影响下也看了三遍，并写了一首《大家都看纸牌屋好》藏头小诗。不料此小诗一出也可谓火爆，加上小编推荐，几天之内点击阅读达到两万多人。为什么此剧如此受人青睐呢？窃以为，该剧除了极高的观赏性让国人一震，耳目一新外，重要的是该剧的思想性即：让我们通过剧情看到了美国自由、民主、竞选的国家体制和主流价值观的卑鄙与龌龊，可谓灵通剔透，入木三分，过了一把瘾。但对笔者印象最深的就是副总统弗兰克的一句台词：副总统算什么，就是一个受气包。剧情真实地再现了在竞选制的美国体制内，副总统由总统提名，不受届别影响，可以随时更换。副总统平时实际上就是一个摆设或花瓶，主要工作就是代表总统出席一些繁琐的外事应酬，诸如剪彩、葬礼等。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体制尚且如此，我们的一党执政的体质呢？副职永远都是配角，越雷池一步就是图谋不轨，这是铁律！
回过头来，通过以上几个事件，今天我们回顾文革10年风云激荡的历史不难发现，假设朱德如毛泽东所愿和高层所盼当仁不让当了国家主席的话，凭他与毛泽东几十年神交和厚道的人品。我们有理由相信，朱毛的再结合，一定会配合默契，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一定会顺风顺水，蒸蒸日上。从后来朱德任委员长期间直到逝世，与毛泽东始终心灵相通，始终没有发生大的矛盾和冲突就是例证。试想没有了文革，也就没有林彪事件，更没有改革开放以及后30年的纷争。李敖说：“经过毛泽东时代的短短三十年，中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到伟大工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实行的是赶超战略，即瞄准西方先进的工业水平，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到毛泽东去世前夕，几乎所有西方有的中国都有了。飞机，汽车、火车和轮船，卫星、导弹、原子弹样样俱全。而“四小龙”能造什么？它们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只能造服装鞋帽之类。它们赶上了冷战时期的好时光，那时西方殖民地各国的反帝独立斗争风起云涌，对西方来说，只有在美英刺刀保护下的“四小龙”才是安全的，因此投资都集中于它们，造成了它们的短暂繁荣。但它们没有发达的制造业和核心技术，繁荣根本长不了。如果当初我们按照毛泽东“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这句话指引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今天已经是与美国并立甚至超过美国的现代化强国。”至少，我国的经济建设恐怕早已超过了日本，与美国齐肩了吧？！
关于毛泽东与朱德：《世纪风采》2011年6期，作者：孟红做了下面的记述：朱德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见面
朱德与毛泽东这两位中国革命的巨人，在风风雨雨中共同作战了40多年。然而，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却是那么的耐人寻味。
两位巨人又像井冈山会师时那样，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毛泽东拍着身边的沙发，请朱德紧挨着自己坐下。这时，毛泽东满怀深情地向朱德问候道：“红司令，红司令你可好吗？”朱德仍用他惯用的四川话，兴奋地回答：“主席，我很好。”
毛泽东拿起一支烟，划火柴时似乎思考了一下，深深吸了一口之后，高声对朱德说：“有人说你是黑司令，我不高兴，我说是红司令，红司令。”毛泽东意味深长而诙谐幽默的话，惹得在场的人都不由自主地点起了头。接着，毛泽东又风趣地说：“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当时的气氛十分融洽。可是，谁也未曾想到，这竟然成了朱德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见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与朱德的感情是真挚的、永恒的、是经过历史考验的、牢不可破的。
假设刘少奇如毛泽东所想、大家所盼当选人大委员长，凭他的修养，依他的才能，把他的智慧，都用到完善制度，制定法律，加强监督，推进依法治国上。我们相信，他一定是一个功勋着著的、奠基中国法治进程的、出色称职的委员长；
假设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后能韬光养晦，摆正位置，像战争年代一样，遇事多与毛泽东沟通，思想多余毛泽东交流，谦逊避峰，谨言慎行；假设刘少奇耐得住寂寞，不采取苏俄罢免赫鲁晓夫的办法，与毛泽东和睦相处，接班人非刘莫属，窃以为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与刘少奇锋芒太盛、太有思想、太爱表现，太急于求成（与后来的林彪出入一辙，急躁冒进。前者毛泽东已对国际友人公开刘少奇为接班人；后者已经写到了党章里）有直接联系。
现在我们看看历史，从井冈山斗争到遵义会议以前，毛泽东多少次被人排挤打击，那个时候他处于劣势，随便一个人代表中央都对他指手画脚，无端被指责，他忍气吞声。而在党需要他的时候，他总能站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上不计前嫌，挺身而出，在一次次危机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在延安时期，经过了抗日战争、重庆谈判、解放战争的历练；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朝鲜战争、对印度的反击战、莫斯科论战等重大国际事件的洗礼，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等。无数的实践证明、世人的共识就是：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人民军队，没有人民军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应该说，他的威信是从无数次由失败到胜利的久经考验中得来的，不是继承、自封的。如果井冈山和遵义会议前，主动权在别人手里，而今天主动权在他自己手里，凭他的作为和不屈不挠的性格，他岂能允许重复井冈山时期的任人摆布！？所以，历史就上演了这个最终革了自己命的文化大革命。同时，大量的史料解秘我们也可以看到，毛泽东也不是向有些人抹黑的那样，独裁、专权之人，试想国家主席都愿意让出来，这叫独裁、专权吗？窃以为，真正独裁专权的应该是那些不在其位谋其政的人。
值得总结的是，毛泽东、刘少奇之间的争斗，他们不是为一己私利、私仇引发的，而是路线方向的认识纷争。庆幸的是，尽管毛泽东、刘少奇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等认识的纷争虽未结束，但他们的后人在理智和情感的感召下早已走在了一起。
2004年，毛泽东、刘少奇两家三代欢聚，簇拥着年迈的王光美右起：刘源、孔冬梅、刘亭亭、赵姥姥、李敏、王光美、李讷、王景清、王效芝在一起。
历史没有假设。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厚道的人，做的一件厚道的事，引爆的文化大革命的故事，将为后人提供研究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