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写这篇博文，却一直毫无理想的忙碌。眼看拖拉了半年，所以，无论如何找个时间见缝插针，做个简化的写作。不写，内心会不安：人在做了亏心事时，会不安；人没做亏心事，但感觉没做什么事，也会不安。）
2015年5月13日，注意到媒体不显著位置的一则新闻，感觉意义非常，同样也产生了不安，是感觉不寻常引起的轻微心脏跳动。报道称：“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以改革创新盘活存量资金，新增5000亿元人民币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规模。试点银行腾出的资金要用在刀刃上，重点支持棚改、水利、中西部铁路等领域建设”。这个举措应该引起社会对国民经济增长前景的关注与信心。
可以认为，信贷资产证券化虽然仅仅是个前奏性信号，但是，如果其很好配合前期已有的布局与接续的结构与布局的配套与整合，分战略阶段有序展开，将会形成国民经济增长预期的实质改善。
这项改革的启动，可谓是在习李主政的改革深水期，对于破解低速增长瓶颈期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分水岭。所以，其可能为国民经济带来整体利好，推进体系设计得好，则具有不寻常的意义！
一、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两次启动机遇怎么理解：正确定位局部与全局之间的矛盾
１、国民经济增长的两次启动机遇怎么理解：近期“瓶颈”能否走出远景预期
事实上，从良好的愿望上，我并不怀疑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或许在五年后还存在至少两轮启动高速增长的战略机遇与条件（这个问题回头我会做简要论述）：一是，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使天量的存量资产被盘活的驱动完成（包括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与企业治理改革以及一带一路外部环境两个方面）；二是通过从不均衡到均衡发展过程完成（包括一带一路国内与国外环境与内陆内河网络开发覆盖方式）。当前的结构调整升级与技术创新，虽不构成短期驱动国民经济增速提升的核心，但为国民经济风险的破解与发展的可持续所做出的先导性举措。
所以，面对影响当前的低速增长叠加问题的出现，高速增长的条件并非已经失去。增长的恢复可能并不是现在，或近两三年。因为，目前我们遇到了避不开的战略性瓶颈，需要破解。那么，启动高速增长的条件与机遇，总之，应该是至少在三年以后或五年左右的时间，也许，全球经济危机恶化环境，或更远一些的时间。
近两三年会怎么样？在接续的2-3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经济会经历一场洗牌！这是场不可规避的大洗牌。事实上，其并出于我国愿意主动面对这种高沉淀低增长的过程，因为，它不仅是世界经济环境与新发展提出的要求，亦是我国经济阶段与历史积弊积累下的必然阶段，我国别无选择，只有接招自修。
国际上有的专家认为，“印度增速会替代中国，成为全球第一”， 我认为，这个没关系。因为，它们与我们在市场结构、产业结构、收入结构、治理体系及基础设施等很多方面，结构性差异都很大。它们不管是在局部还是与经济总体关系上，还没有到达我们所遇到的局部“瓶颈”问题。但是，我们的市场与区域在很多局部已经走到这一步。不改革，局部的要素与产业高集中度，传统产业结构布局阶段的高同构性，以及从产业功能布局的衔接的低梯度关系到供需平衡中存在很多方面的高真空度（比如，收入分配、供需失衡、供需结构错位等等），都会把我们逼到被动的局面，使我们应付很复杂的“瓶颈期”风险。、
2、如何定位我国国民经济局部与整体之间矛盾：问题的性质与作用效果
提到的局部，哪些局部？它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核心问题。我国历来的不均衡的发展，主要从东部沿海及内陆中心省会城市等局部区域开始，在以该区域集聚的产业为主体带动下发展而来。在表面上，为大众所熟知的最为显著的内容看，首先就是劳动力要素流动的不平衡。它是在全国范围以高度集中的形态涌流而形成，这就造成了局部与整体间的第一个形态的极度不均衡。即使从它出发（当然，各个因素出发效果都是一样），所形成市场的很多不均衡问题！如：收入布局与结构的不平衡，分配结构的不平衡，以及导致的市场供需及结构不平衡等等。而这些不平衡，在局部产业集中与结构调整期，不仅会形成失业的增长，收入与供求的萎缩。同时，产业布局与关联结构不均衡导致，产业链存在断裂性风险，以及劳动力要素收入及报酬萎缩，导致局部骤增进而全国迅速蔓延的风险，等等，它们会彼此作用形成叠加。它不仅仅是造成经济增长的低速，关键是它会影响宏观供求、投资环境，以及传统产业快速洗牌面临的风险压力。这是我们需要率先关注与制衡的一个问题。
我曾在2014年4月4 日题为“中国经济均衡增长启动时机已到：引导投资从沿海向内河网迁移”一文谈到了“当前，驱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已经到了从不平衡到均衡的发展序列”；2014年8月19 日在题为“新常态下话“存量”改革——资产证券化是盘活 “存量”资产的砝码吗？”一文认为：资产证券化的设计可以使存量资产及新增资产在发挥活力，平抑不均衡所带来的市场结构化“瓶颈”。设计多功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合理制度化框架与机制的任务则相当紧迫。当然，它确实涉及关于国民经济整体体系一个极为系统的设计。
时下，国务院开出了这剂良药，无疑会带给我们诸多期许。所以，有必要带着期待对现状、风险、问题与矛盾的化解路径，以及运行机制所作用的具体内容做下剖析。
二、改革，是一场洗牌：不要低估周期代价：从改革风险叠加看国民经济制衡结构破解路径
1、改革深水期“大洗牌”背后的风险：从与拉美国家不同中寻找经济增长驰骋空间
第一，深水期风险叠加：局部与全局矛盾背后的选择。改革深水期，很多不平衡因素不仅仅是提升国民经济低速的风险，更重要的是，它会叠加于几项战略性改革的推进的进程中。它会使我们在战略推进中面临低速“缺口”在被拉大的情况，处理不好则会造成不可控的局面。
我曾在2014年6月在“启动“均衡发展”远比“非均衡发展”要复杂很多 ——漫谈东西部平衡发展条件与制度供给路径”一文中，谈及它的系统性与难度之高。
正因为我国劳动力与产业高度集中的局部区域进入了产业结构优化与技术升级的改造压力，面临着实际产能的缩减的同时，供给与需求都会随之缩减；而“一带一路”传统产能的外移及资本出海，毋庸置疑，同样会在初期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并非是立竿见影，而会形成增长下降与内部投资及消费等规模相伴萎缩效果。因为，即使处于“垂死”状态的传统资产，摆脱“半死”状态的修补与维持，出海后毕竟会从投资结构、收入结构、就业结构及供需结构等多个角度，在初期缩减当前的国民经济体量规模，存成增长“缓冲期”。
特别是，我国高度集中于局部的产业结构与高集中度的劳动力及流动人口的收入结构会直接受到受到波及，作用于供需循环与国民经济区域布局及产业结构体系。所以，处理不好，本来我们在此阶段处于努力跨越局部成长的“中等收入”陷阱，结果也或许我们会直接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中出不来（问题的运行与处理我会在接续会提到）。如果失败会引燃全国。当然，我国国民经济体量庞大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框架，局部的问题即使集中被引燃，亦很难出现历史上类似墨西哥、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危机中一夜面临崩溃的局面。也许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不均衡的产业布局等的断层问题，有时造成大风险；有时却是形成断层真空在封闭下影响干扰迅速传导的屏障，所以，即使改变落后的问题上，亦是面临着很多复杂的内容。
我们需要清楚所面对的这种情形会有什么压力：局部高集中度与要素集中汇流的不俊横布局，虽然在供给角度它是局部的，因为，这些产能供给集中的局部集中区域，主体惠及核心产业区域，但，在收入结构以及产业关联与增长上，却面向我国的全国范围所有区域与我国的全体公民，尤其是劳动力流动与布局的集中度，以及所造成的收入流通结构。
第二，风险根源评价：制度安排下的高波动市场。问题的核心就在这里。在需求角度全国高流动性汇集的劳动力会影响全国发挥很大比重购买力的全体公民。旧有的体质结构中，产业市场与劳动力市场所历史中积弊下来的巨大不均衡，会由此显著体现出来。所以，多层次内相关的市场机制作用下，局部集中度高的核心区域的“转型升级”与“中等收入陷阱”解决不好，它一定会向全国迅速蔓延。
值得提出的另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大量的失业。因为，向中心地带与发达区域集中的全国范围的大量劳动力群体，构成了一个制度结构安排下初始禀赋差异极其不均衡的市场。这种市场具有类似自然垄断行业的初期禀赋布局，但人口与劳动力流动却是由旧体制框架的制度来安排的。虽然存在差异，但却与石油与铁矿石市场具有一样剧烈波动的前提性内涵。
往往初期禀赋（或资源要素）不均衡分布，也许它是制度安排得，关联的效果下，一样会引起市场剧烈波动。举个例子：国民经济发展中绝大部分产业需要石油，也可以说也一样离不开需要劳动力。那么，局部区域高度集中的劳动力报酬收益的大幅度波动，会进一步决定全国流动人口为主体收入的供需均衡形成的条件，从而影响产业。
问题的多层次性使矛盾错综。目前改革深水期面临的战略瓶颈，即是是改革的重点、难点，也是综合风险。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评估风险，考虑深水期经济改革工作的互补、替代及组合与支撑结构的设计，完成整体体系的有机结构建设与改革。
当然，这个阶段，拉美等很多国家尝试过，具体情况各不相同。但是，我国的局部不均衡即是风险，又是可以从中获得机遇与驰骋的机会。当然，跨越不过去，后果亦会很严重，但未必一定就成为了灾难。
2、从规避“大沉淀”周期到不平衡向平衡过渡机制：资产的证券化流动与供需平衡制衡框架分析
我们面临的洗牌危险有多大？会否造成经济危机，或者把经济拉入历史低谷？事实上，我们应该意识到，首先面临渡过的最大的坎，包含中等收入陷阱，而事实更为复杂。不同角度，很多专家学者有过深入探讨。
来临中的洗牌阶段所不同的是，并非针对全国的整体而言，但有不得不从局部问题考虑到全国范围的发力。全国各个区域差异很大，发展阶段上也不同。而是对国民经济具战略支撑地位的局部发展来说，是不均衡问题翘板，但是我们需要启动全国的经济布局，通过市茶馆你杠杆来平衡它。
我们的结构调整与升级，实质上触及了（动了）历史上贡献GDP增长的核心驱动这部分，所以减速会很明显。但是，劳动力群体流动与收入结构循环，正适应这种不均衡的增长，发展布局会更加倾斜。
第一，规避“大沉淀”周期与不平衡到平衡：再谈“中等收入陷阱”的局域性与全国快速蔓延条件。
现在我们赖以平衡供需得收入结构有个问题，亦会在这个阶段发生影响。如：我国长期以来面对居高不下呈逐年上升的恩格尔系数，必然需通过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加以降低，以达成影响平衡供需的目的（见，赵渤“收入继续两极分化会使经济遁入泥潭”，2014-05-08，价值中国网）。另外，近十几年来，随着居民收入增长，资本外流严重，特别是支撑消费的中产阶级资本与财产转移比重越来越高（见，赵渤“就资本出海画漂亮的圆：2015战略框架具体化的一年”2015-03-18 ，价值中国网），而“一带一路”大环境下，政策上不仅不可以加以抑制，同时还要给予制度性的便利，这本身在短期作用于国民经济，会形成新一层压力。假如我们以封闭的经济市场的视角看待这个问题，虽然提高社会收入水平促进内需增长，会较大程度上纠正这种不平衡，而中产阶级就扮演了国内需求刺激中作为中间力量。如果，随着收入的改善，我国中产阶级很大比重的收入来源于局部发展不平衡中的投机需求，这在收入分配与支出的市场循环中，在很大程度上如果并未作用于扩大国内的需求的话，必然会抵消需求拉动的经济效果。短期内亦会拉低增速。但是，事实上，从问题多样性的综合考量看，情况似乎还要复杂，
另外，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与人才红利未形成下，淘汰与外迁落后产能，亦会再短期内进一步叠加，或抵消政策及调节机制的预期效果。但是，我们面临着“两难”，在世界经济低迷而外向增长乏力下，面对劳动力优势递减，人才红利并未形成经济回报的阶段，产业基础规模发生萎缩，甚至引起洗牌或是需要面对的。毕竟，避免我们的国民经济陷入大部分存量资产进入“坐以待毙”的“大沉淀”周期，即需要考虑收入结构，投资结构，亦需要考虑不均衡发展中的区域产业梯度形成的机制问题，以及背后的矛盾。也许传统历程所形成的不均衡的产业布局，会在梯度结构的新布局中发现平衡的机会。但是，问题是，我们一直致力于对接这种产业内在梯度的关联，却一直是失败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又应该以什么方式加以化解。背后的核心矛盾，亦正是我们深水期改革的战略契机。
第二，战略“三难”：从改革、调整与洗牌，到风险叠加的出路
所以，可以总结如下：这个阶段的“洗牌”则会直接受到“三难”为主的主线索的制约，包括如下几方面：
A、 “一难”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现期我国无法规避的战略选择。对于世界后发展历程工业化国家来说，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国民经济不仅仅是进入“低速”阶段的担忧，更多的担忧可能是为了规避可能会形成落后产能的“大沉淀”。这会导致大量的失业与贫困。所以，这个阶段是一个“大洗牌”。我们政策的发力，需要有结构与布局的支撑。。
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谷”阶段，我国劳动力优势大幅度消弱，虽然在规避“低效率”与“大沉淀”周期预期下可能主动出击，或挽救后工业化国家在不可避免的阶段的来临所带来的损失。但是，不管资本出海，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两者是一个相辅相成，造成了与国民经济增长的“负关联＂效应，一样可以预期到近两年准备期”低谷“与”“低速”增长的不可避免。它给我们改革深水期的系统性提出了要求，这个要求的底线，则是避免存量与增量资本形成“大沉淀”周期以及加速扩散。
B、“二难”是：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并向东部沿海及省会等中心城区形成局部的集中，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布的严重不均衡。劳动力市场结构集中度极度居高，包括两方面的居高：一是不均衡的区域结构居高，二是劳动力流动不均衡造成市场密度不均衡分布居高。两者体现为要素市场集中度与产业市场集中度上，都集中受到这些产业结构调节升级的直接影响，并于局部核心区域形成集中作用，如，率先作用于转移落后产能与资本出海的相对集中的局部区域。
但是，不要忽视的是，虽然我们试图通过传统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或产业并购与改造来拉动，或者说是支撑其可能出现的增速回落。但是，这些拟盘活的存量资本以及新增资本则需要在我国中西部落后区域构成新增投资，或者构建新产能的基础，才会发挥有效的作用。
因为，在劳动力市场、收入分配市场及集中度较高的局部沿海及中心区域，整合存量低效及沉淀臃余产业，推动传统产能的整合，以及促进存量产能的知识转化与升级的调节，都回避不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传统产业面临生产规模与劳动力的规模缩减；另一个是，集中度较高的劳动力要素市场的牵制。在劳动力高度集中的局部区域形成市场的需求与收入的缩减。它导致两个效果：首先，两项叠加作用拉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其次，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周期中，有成功有失败，有长效亦有短效，但是，无论哪种效果，这两项因素在短期内亦会拉低国民经济增速。
主观上，虽然我们想规避这个阶段，但是，我国国民经济改革深水期确实面临这场洗牌，很难逃掉。但是，洗牌的效果将我们推向面临三方面的挑战，
国民经济通过这场改革如何使得现实生产力尽快到位？时下，大众创业虽为富有朝气的主体战略之一，在短期内对于增速递减起到补充作用，并平抑有此形成的失业问题。不过，于全球不同区域配置传统存量产能与新增产能问题，终将不能忽视。
Ｃ、三难是：建立怎么样的资本市场制度化框架与机制，影响区域产业梯度与资本市场对接关联机制。当前，通过股票市场筹集资金，为实体产业输血，开始大规模展开。不过，我国股票市场严重背离实体经济＂运行，形成令人错愕的波动巨大的“牛市”。我曾于2014年9月“2014异象解码：看股市，评房市，谈经济”一文，谈到这个问题，认为：改革周期初步到位，至少需要２－３年时间。但是，理顺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对接是一个前提之一。我们的资本市场脱离实体经济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所以，建立国民经济覆盖资本市场与实体产业的多层次多角度的制度化框架与机制的规划设计，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
简单的说，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对接，才会知道这个制度对接机制该如何设计？当前，我国国民经济体系的整体问题与历史积弊实在太多，目前虽然诸多铺垫已经高速启动。但是，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对接问题则涉及到国民经济结构中诸多结构中的较为庞大，甚至战略性问题。却往往不是一个政府某一职能部门可以跨越职能结构做到。它需要中央政府从深度与广度上都做出很大权限范围的改革与协调。
我曾在2014年8月19 日的“新常态下话“存量”改革——资产证券化是盘活 “存量”资产的砝码吗？”一文中，曾探讨了关于国企存量增量资产改革、自然垄断、公共基础设施及政府垄断等行业的证券化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我曾先提出两个疑问：股市是否为证券化的主体或唯一形式？证券市场与增强资本市场流动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搞清楚这两个问题，我们才可以知道如何对接，如何与为何设计制度化框架与机制。
事实上，股票市场对于繁荣期时的新增产能的资金筹集，是影响现实生产力提升的有效的办法。但是，对于存量资产的盘活与区域间产业梯度对接（我们不能通过计划来安排各个区域的发展及所需资金），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国民经济中巨大的存量资产需要构建一个职能、功能与分工明确的、综合性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使得大规模的存量资产在分散化标准化的基础上，完成资本的定价、交易及流通。这实际就是该文所要谈及的证券市场与资本市场流动性之间的关系问题。
可以说，包括完善的证券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运行框架与机制的制度化建设，以及能力的激活（特别是创新的制度化建设），是盘活我国庞大存量资本与促进新增资金有效配置的制度化保证。它需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有价权证的市场定价交易抵押及转让，一方面影响持有者的收益，另一方面影响资本合理流向不同区域不同梯度构成的实体经济，完成产业与资本市场有效对接的保障。
第三，从盘活存量资产谈收益分配制度改革的前提性：资产的证券化流动与供需平衡制衡机制
A、权益保障下的更为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那么，它如何影响持有者的收益？我该文中认为，改革的步伐可以再大一些，比如：国有资产的员工持股，不如公民持股”。当然，从法理上国有资产一定是全民的资产，这个无需展开激辩了。关键问题是“公民持股“会带来全民收入的增加，直接效果则是改善了收入结构中的供需环境。重要的是其在收入配置中可以纠正劳动力、收入及产能高度不均衡的问题。如何纠正呢？企业内部员工持股能否改善价值循环中的收入供需？当然，我并不认为它会有效。支持这种观点的看法除了”“有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效率之外，我并未见过其他有价值的意见。事实上，在劳动力、收入及产能于局部区域高度集中的不均衡条件下，当前环境，它的最大的可能，则会使收入的不均在更大的范围扩大。如果以此种”一致性”与“公平性”并非面向所有人的方式，它会使一部分人富裕，这种致富叫做部分的制度收益者阶层继续扩大，那么，按照，收入－支出倾向来看，投机需求则继续扩大，特别是亦有可能是资本外流继续扩大，那么，这些新增社会收益并非成功转移为社会现实需求。经济学的公正与公平的条件并非空穴来风，即使我们尽力如此，市场的问题亦会很多。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时并不考虑主观或政治利益，而一旦考虑，随之的问题亦需要用无限的手段去应对它在市场中的复杂襢变。
B、从“员工持股”看“公民持股”市场效果差异：权证类型与收益保障机制设计
所以，我在此文，我提到利益全体社会纳税居民的“公民持股”会在市场作用机制上为改革发展赢得空间。好的，我们不谈合理或法理。市场角度，它的直接效果则是利益于社会收益向现实消费能力的的转化；使局部收入集中向分布性均衡转化；从而支撑的供需体系向在稳定并支持产业梯度布局对接转化。基于这个目的，该文认为建立综合系统化的制度化治理体系：建立功能性权证交易流通抵押转让的资本市场，分布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及各区域省会城市，分别面向国家与地方归属的国民经济存量及新增国有资产证券化的改革。道理虽如此，它对于当前的几个难点问题的解决，在机制的背后不同点在哪，如何发挥效果？
这个问题，或许基于历史存量资产的角度的分析，很难理解。那么，我换个方式分析一下，或更好理解：拿我国放开自然垄断、资源垄断及政府垄断的公共设施及产业看，它可以涉及铁路、公路、采矿、内河流域的配套设施开发、港口岸线等等方面。虽然，中央提出了混合所有制，意图打破权利以播惠于民。但是，民资害怕权利，对权利避之若蛆。
但是，如果自然垄断等行业的公共设施、矿产采掘、某些政府垄断新兴产业，及历史上的存量产业，采取惠及全社会皆可参股或认购的权证资产结构及收益，可以包括普通股、优先股，亦可以包括普通责任债券（General Obligation Bonds）、收益债券（income bonds）、公司债券、基金债券等等。权证资产与管理创新上，不仅包括优先股转化普通股的条件，亦包括权证债转股的权证转化条件。那么，它对于资金、劳动力与产能汇集于局部区域以及诸多极度不均衡结构性倾斜，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可以说，这是开始拿真金白银藏惠于民了。
另外，权益的保障是资本市场运行的基础。比如，美国公共设施常用的收益债券直接与企业盈利挂钩，不盈利年份亦累计计算，在盈利年份核发收益（这是美国公共设施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当然，我们亦可以根据国情自己设计，只要在权益保障基础上考虑如何“播惠于民”、“藏惠于民”、“让利于民”，那么，不仅脱离实体汇集投机资本的“股市的异相”可以解决，所有的市场不均衡都会为市场机制所解决。
所以，以资本市场汇集资本，并实现资本市场权证的市场流动、交易、抵押转让。在惠及百姓收益增长的同时，我们在完善并促进二级资本市场充分配置渠道与系统下，使资金流动到高效益的部门与产业，是否会更为可行呢？没错，它在社会收益配置的角度完善了供需体系的均衡，兼顾了市场供求结构。所以，经济运行往往只有在充分兼顾公正公平正义的角度，才能重新获得它的重生机会。当然，毋庸置疑的是，股票市场亦定会受此关联与带动，逐步走向反映实体经济的道路。
C、深水期改革需在翘板问题上步子跨越够大：传统利益制衡不等价框架的弊端评价
但是，我们在某些方面跨的步子不够大，问题表现在：历史上我们的资产证券化却一直定位于化解国有银行不良债权、地方及国有资产的不良债务，如：去年重新启动的资产证券化（ＡＢＳ）融资模式，亦继续定位于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的处理，或者增资扩股为国企从股市圈出更多的资金。我们一直将服务于国家与国企利益作为第一要务，这个虽然没错，但是，利用经济运行机制角度看，本身在制造这种不均衡。如果仅仅倾斜于风险国企国资，市场的另一断亦会失重，最终误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误区。
所以，定位于国有资产不良债务风险的化解与解除，虽然该方式针对某些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对象上是必要的，但是，却不可以指望对市场经济体系深水期的改革带来根本成效，包括：改善具体问题之外的经济运行环境，包括：改善国民经济运行体系，改善国民收支及至改善供求关系等等一些列问题。
总之，启动健康的市场机制，完成兼顾市场的切实公平，才能纠正这些历史弊端、问题与所积累的错误。
3、国民经济增长启动序列的环境、条件与结构：基于俄罗斯欧美的比较
当然，我提到两轮的增长。除了当下我国展开的发展战略定位，在合适的政策规划与设计下，那么另一轮增长，即，“一纵两网”内河流域的开发，它亦会在的资本流动配置及产业梯度战略下展开。
第一，从俄罗斯、欧洲运河连接内河网络看中国：
A、俄罗斯运河规划贯通腹地直达北海里海：连接诸多内河网络。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内河网络的治理与利用一直以成本低及受益面广，而为世界各国所开发利用。包括欧洲美国及俄罗斯的开发较为成熟的运河及内河网络。。但是，我说的是，俄罗斯的运河于2000年初就开始规划，经由历史贯通的莫斯科河、伏尔加河、顿河等，最终全线贯通里海、北海，联通东欧及中亚大陆，这是东西冷战下两极世界下前苏联的势力范围。
B、欧美内河网络发达纵深：通过运河连接贯通已初步完成。而欧洲通过法国的布里亚尔（Briare)运河，中央运河，英国的布里奇沃特（Bridgewater)运河，大干流运河（Grand Trunk Canal)，中欧的路德维希(Ludwig)运河等，贯通莱茵河、多瑙河等河流，并疏浚支流形成覆盖面广范的内河水运的错综连接，使得各国通过内河沿岸互通。如：荷兰鹿特丹港位于荷兰西南沿海莱茵河和马斯河两大河流入海汇合处所形成的三角洲上，目前约有30%的内陆集装箱。多条定期班轮航线将鹿特丹与比利时、德国、法国和瑞士的众多内河港口相连。而安特卫普港与比利时和欧洲的内陆水运网络相连。从安特卫普港出发的集装箱内河航线在比利时、法国、荷兰与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有40条,42%的内陆集装箱通过内河运输。
美国通过伊利运河等一系列运河贯通五大湖、密西西比河灯内河湖水运体系。美国（包括）500t级以上占总通航里程的75%，而中国（包括）4级以上航道只占11.3%。
C、内河流域网络的贯通提供了商机与治理：对均衡发展具战略性意义
内河流域网络的贯通不仅使为各地区提供了商机，同时亦通过内河水运促进了贸易的增长与各种产业的迅速汇集。拿德国汉堡港与莱茵河的贯通来说，莱茵河带动了周边绿色生态产业的发展，以及区域间梯度产业与贸易的繁荣。记得一份调查的游记记录：莱茵河岸边预留出的生态湿地，候鸟栖息，绿树如荫。不仅利于生态的保护，同时宜于生态旅游与休闲旅游。同时亦是城市居民踏青与爱护植物保护动物，回归大自然之所。
第二，我国内河网络腹地纵深开发的路还很长：运河能否贯通三大内河网络？
A、我国的内河网络纵深资源：运河可否贯通珠江水系后，结合水调工程联系黑龙江。 相比较而言，我国还有很长一段路需要走。我国内河流域网络称为“三横一纵”，即：三横（长江、珠江、黑龙江），一纵（京杭大运河），两网（长江、珠江三角洲）。从目前的情况看，还有两个大规模的内河开发利用并未展开，即：一是使京杭大运河贯通长江与珠江水系。历史上我们的祖先将京杭大运河联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及钱塘江。五大水系，而后人再此基础上并无所作为。当然，是否可以通过“调北方的水入京津”工程，来贯通黑龙江与松辽水系？既然两年前曾有河海大学的一位师兄，曾于一次会议上谈过这项规划，据说拟提交国务院，但我自己并无系统的调研与充分论证，故，不能妄言！
B、我国内河网络对于经济增长可提供跳板：从不均衡发展到均衡发展契机。
拓展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网络。我曾于2014年4月“中国经济均衡增长启动时机已到：引导投资从沿海向内河网迁移”一文，中谈到长江与珠江水运网络的巨大腹地，及均衡推进的开发所能够带来的发展机遇：“长江流域面积约占国土总面积的1/5。有雅砻江、岷江、沱江、赤水河、嘉陵江、乌江、湘江、汉江、赣江、青弋江、黄浦江等支流，以及洞庭湖、鄱阳湖、巢湖、钱塘江、太湖等重要湖泊，在江苏省镇江市同京杭运河相交。而目前有主干布局航线合计3万KM，约占全国该类航道总里程的80％多，其中长江水系占42％”，而长江流域大部分内河支流网络还并未有效利用开发，贯通的支流，通航等级亦很低“。
而“珠江水系除了西江、北江与东江，仅主流西江即由南盘江、红水河、黔江、浔江及西江等河段所组成，流经江西、广西、贵州、广东等大部分范围的支流亦并未利用”。被利用的广东段是最为发达的地区。据统计：“珠江水运货量约占流域综合运输总货运量的12%。据统计，在珠三角地区，33%的调进煤炭、50%的调进油气、66%的调进粮食都是通过内河运输；广州港货物吞吐量的1/3是由珠江水运进行集疏运；喂给香港的集装箱运量约占香港港集装箱总量的20%”。
C、黑龙江松辽水系的对接论证需要探讨。黑龙江松辽水系是否可以进行两个对接需要论证：一个是与俄罗斯对接；第二个是与内蒙与京津唐是否可以对接，并进一步与京杭大运河衔接？这个需要论证（我没有足够的调研与研究，只是依据以前河海大学一位师兄在一次会议上的设想，给予了关注），希望可以做经济角度的分析与评价。
第三，前景评价：构建梯度的对接需要资产证券化以资金流完成市场大输血。这两个阶段战略的启动，无疑会给我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梯度布局、结构性互补，以及生态产业的培育，提供战略基础。同时，它配套于“一路一带”沿线省份的纵深开发，不仅将风电、水电、太阳能发电等生态经济及新经济的商机引入深入，同时亦促进了生态旅游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产业梯度上，自然垄断行业等公共设施，采矿及政府垄断等行业的放开，必然带动配套行业的进入与商贸的繁荣。
那么，我们前文对此作出的铺垫，即回到正文之中。如何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前提则是惠及民生，直接惠及所有人。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权证市场的丰富完善与发展，使每个居民受益，所以，我于2014年8月“ 新常态下话“存量”改革——资产证券化是盘活存量资产的砝码吗？”（见，价值中国网）一文，谈到“全体公民持股”。这是否可以将存量资产变成标准化单位的权证，在权益保障下通过定价、交易、抵押、转让及流通等方式，实现现金流？这是全民资产证券化手段现实存量资源配置，通过市场引导投资能力与购买力的较为有效的途径，它会成为我国需求拉动的原动力？！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对于深层次的改改，这个原动力，则是仅仅局限于消化国企与地方不良债权债务关系的范畴中所解决不了的。所以，它需要以惠及大众百姓的方式，形成资本充分流动性的能力，并针对存量、增量资产，针对区域开发中的公共设施，以及梯度产业的开发中等等环节，发挥作用。那么，这亦正是市场机制基于经济公平正义精神发挥作用的要求了！
4、总结与评价：国民经济治理体系在功能与职能结构互补与支撑区域产业均衡发展的要求
在客观环境上，前文中，我们一直提到不均衡的劳动力流动集聚，以及收入配置的局部集中性。没错，随着沿海与核心区域为重点区域的产业的调整，在改革初期，拉低国民经济增速的问题会显得越来越突出。并且具有高流动性，且高度集中的劳动力布局，以及产业局部集中度高等问题，这种低速增长亦会使得国民经济在改革中经历大洗牌式低迷与隐性风险。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环境下，也许低速增长周期会超过2-3年。
所以，我国基于如上的两个战略机遇，完全可以通过产业的梯度布局与发展，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活力。
从管理角度，产业梯度，本是国民经济在功能上的布局，亦是管理体系在职能结构上的互补支撑。虽然是市场体系，但是市场体系中，各类功能职能关系环节却一样不能或缺的，市场治理亦是管理的一个方面。从功能与职能上看，我国不同区域与中心城市节点，在市场资源配置上，应该各有其职能与功能上的特征。比如，产业结构与梯度互补角度，会要求北京上海等沿海中心城区及内陆省会中心区域，自然应配置多层次多结构的资本市场的功能。但是，必须清楚此环境下的差异性与重中之重（也是与历史不同之所为），这种配置型态与传统推进中所形成的，以人口与产业汇集形成的中心带结构有所不同。充分认识不同，才能发挥市场机制的杠杆作用。
前面我们谈及了，历史上，一直以来劳动力向沿海及中心城市大规模不均衡流动，并形成产业带局部高度集中等情形。在市场宏观配置视角，它形成了劳动力收入配置的集中，在传统产业结构整合与升级，以及传统产业出海时，又容易造成局部产业带的高度集中情况下，产能的缩减。
需求市场形成高度集中的收入报酬锐减，失业增加。历史结构下的这两类不均衡的布局，会借助两种不均衡杠杆，极速向全国蔓延。所以，我于2014年连发多文，“推进均衡发展时机已到：我国内河网络发展”、“从不均衡向均衡发展比不均衡发展更复杂”，“新常态：资产证券化是盘活存量资产的砝码吗”等等，试图探讨这个问题破解的途径。
三、国民经济实际还是一盘棋：市场体系中的功能与职能的定位与治理
1、国民经济实际还是一盘棋：市场体系中的功能与职能的定位与治理
我曾在2014年“新常态下话“存量”改革——资产证券化是盘活存量资产的砝码吗？”一文，认为：资本市场的规划与设计应该是制度化的，为有机性的体系”。那么，以全国为背景，如何对其进行设计定位呢？我们一直讲究管理的功能与职能，同时，亦一直探讨产业的梯度关联与结构。
事实上，以前计划经济，我们说国民经济是一盘棋，市场经济就忘记了市场体系亦是一盘有机的棋局，计划经济叫管理，市场经济称治理。在功能上，受资本市场机制作用，各区域梯度发展的产业会各享优势，虽然各具特色。。但是，它并不驱动形成如汇集劳动力大规模不均衡流动一样，汇聚产业的局部高度集中，从而使其进一步吸纳劳动力规模的进一步倾斜，造成各区域人才劳动力及各类要素资源汇集的洼地。从劳动力与收入循环，到产业梯度递进与衔接，再到存量资产证券化回灌各个阶段的流程，这个机制是需要市场机制在具体的功能与职能下发挥作用的。
2、国民经济中的几个层次市场的功能定位与治理：资本市场在生产与流通不均衡布局中发挥功能性作用。
事实上，我们可以从如上分析中得到结论：如果我们在改革战略深水期，规避这种风险以及国民经济低速增长，以及国民经济与产业结构大洗牌三重作用所带来的风险，那么，必须处理好这种由于不均衡因素在市场作用下形成的问题，处理好市场机制下完善均衡的几方面关系。但是，关键是要确定“哪些问题是形成均衡的发力点”？实际上，其本质是：完善怎样的市场功能与机制、制度机制与治理模式，来处理从不均衡到均衡发展的问题。
从功能布局角度谈问题，拿资本市场中资产证券化市场功能来说，不管是中西部抑或是内河网络区域的开发，抑或是存量资产的盘活。面向全体公民的证券化及权益更高的权证参与形式需要建立起来，并于北京上海等地成为功能区域（并非汇集型产业区域）交易流动。。
面向公民的高权益高收益的产业资产实体资产应该建立在权益收益保障基础上运行，当然不一定在历史上这些产业集聚度高的核心区域，也未必在这里的投机活动领域。
如果随着产业分布，建立良好的资金灌溉供给渠道，在收益分布均衡条件下，劳动力的大规模倾斜流动是否会被消化？当然，是的！收入不均衡导致的向局部的核心区域投机市场流动汇集亦会被市场所消化。另外，产业于局部区域由于高度集中，在结构调整升级中，形成收入缩减等问题，所造成的产业、劳动力及国民经济的冲击，亦会逐渐被消化。
事实上，虽然国民经济结构布局很复杂，但是，结论很简单：针对北京、上海、深证、广州等东部沿海金融服务业发达的城市作为资本市场及权证交易的核心功能区，建立并行于股票市场的多层次权证交易流通抵押定价市场。做什么呢？服务于如上领域所覆盖的内陆中西大部及内河流域网络的开发。打造功能型产业梯度的布局。那么，从影响时下收入结构，同时又造成收入分配与供给的极度不均的劳动力布局看，流动性高且局部集中度亦高的劳动力布局，亦会获得纠正。因为，资本市场通过权证等对于资金与收益的配置流动性提高，且分散化高效化，它必然会随着中西部及内河网络梯度产业开发的展开，形成收益分配以及资本流动均衡配置与组合的环境与条件。
这种情况下，这些权证所代表的实体产业的权益与资产，吸纳的劳动力，均衡分布于各地，改造历史上不均衡的汇流倾斜，发挥了其在全国范围的经济机能。在治理的综合结构中，各项内容逐渐在演进中扮演各自的职能与功能，扮演各自的脚色。
随着发展，资金配置中心的功能与职能与体系亦会进一步拓展。当然，资本市场与资金配置中心职能的则是，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一线城市，以及内陆中心重镇，如重庆。当然，内陆省会城市则应成为为核心的分中心。
3、权益保障与惩治公害摆在神圣地位：至高无上的法律精神
另外，参与地方的建设与开发，权益的侵犯成为公害。本质上说，它不是一般的公害，而是毁灭性公害。对于滥用权力的地方官吏土豪的胡作非为的打击，关系到国家宏观治理的核心问题，亦是国家的核心利益。
我可以提出一个比喻：一个企业的文化，往往需要通过专门的文化品牌公关部，甚至法制部门加以贯彻。类似ＴＣＬ、三星及宏基等，很早就倾向将文化品牌（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了）的治理摆在前台与核心位置。因为，失信市场意味着失败是所有管理者的心理戒训。企业可以经历一次或几次失败，但是一个国家却不能经历一次倾覆。。
世界成功企业，往往文化品牌职能由最高长官承担，对于失信于市场的行为，尤其是违法行为给予严厉打击，并以成倍的补偿挽回社会损失。
这是企业的至高无上的精神核心，其核心规则与制度化的规则，不容行为及特权触及。对于企业治理如此，那么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该如何对待权益侵蚀掠夺强拆，甚至某些披着法律外衣的杀人越货行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