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帝国统治的历史梳理（5月18日）

关键词：历史传统多子多福质子和亲

中国民间有“多子多福”的传统，在毛泽东时代，将多生孩子的女人给予英雄一般的荣誉，那个年代的农村妇女甚至可以生七八个孩子，只是倡导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将这种局面扭转。

从社会角度，人是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从资本的角度，有人的地方就有需求，有需求就有市场，有市场就有财富；从个人角度，中国还有“养儿防老”的传统，多子就意味着人丁兴旺，假如以孝道相传承，至少不会有孤苦终了的凄凉，即使百年以后都会被子孙凭吊，让自己在另一个世界也会感觉安心。

中国古代的战争，不管是城池还是割据政权，胜败双方最终交割的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人口户籍的资料。不管从税收的角度，还是从兵役徭役的角度，人口数量都是实力的象征。人口多则实力强，寡民必然国弱，国弱自然会被欺凌。所以石榴虽然吃起来麻烦，但在中国传统之中，却有很吉祥的意思。

在农耕时代与冷兵器时代，钱粮与兵源成为地方割据的重要支撑。这些都是取之于民的，地方的郡县在日常基本都是在朝廷宏观的大政方针的基础上自我管理，在经济上自负盈亏，遇到灾荒年间，朝廷下令赈灾，其中自然滋生了贪污腐败、卖官鬻爵与权力寻租、党同伐异。

大帝国的统治，在灾情方面难免会有欺瞒与彼此制约，基于朝廷的体恤与地方百姓的“贡献”，地方力量逐渐强悍之后，就会尾大不掉，并注定会成为割据的军阀，在彼此纷争的同时，也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从唐代的藩镇割据到民国年间的军阀混战，这种局面断断续续地持续了1300多年。

在儒家传统居于绝对权威的显学地位的中国，“无后”不仅是最大的不孝，而且通常可以成为纳妾甚至“休妻”的充分理由。假如多子，自然可以在门当户对的原则之下，与官宦之家形成联姻，如此便形成阶层的划分，并进入“门当户对”的循环。

帝王的孩子，皇子可以成为王爷，可以统兵做将军，也可以在京师领衔负责某个具体职能部门；公主可以嫁给大臣的儿子巩固皇权，也可以远嫁和亲，取得边陲的安宁，当然这种基于血缘的关系网络并不能提供必然的保护，或许也有成为人质，并进行要挟的可能性。

在帝王之家，王室的婚姻以及帝王的子嗣问题，更是关乎帝位传承，国运昌盛的大问题。比如清朝，康乾之所以出现百余年的盛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都有很多的孩子。而有说法称，大明的洪武皇帝与大清的康熙皇帝，在传位的时候，都受到了“好圣孙”因素的影响。

和亲与质子政策虽然丧失了人情味，却可以让帝国得到休养生息，换来万千子民的安全，更有可能成为文化使者与外交使者，形成彼此关联的重要纽带，所以作为人质的皇子与远嫁和亲的公主，素来是帝王表达睦邻友好态度的外交武器，同时也被天然赋予了更为伟大的使命，而超出了作为普通个人的价值。

强干弱枝的集权，会对思想与文化构成高压态势，在官逼民反的逻辑支撑下，逐渐酝酿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索，一旦揭竿而起，就会一呼百应，并直接威胁到帝国的统治。

维持强枝弱干的状态，又会演绎成为春秋战国，诸侯之间不停地彼此征讨，周天子成为傀儡，所拥有的是单纯名誉头衔，说话没有任何权威性与号召力，即使是贵族中的第四等“子爵”的楚国，都可以问鼎中原，甚至晋国在“讨伐”郑国的时候，大军从洛阳门前经过，都招摇而过，没有丝毫的敬畏与礼数。

秦始皇对中国历史有很多贡献，其中不容忽视的是废除诸侯制，而推行郡县制度，将各地的统治者从有血亲、可世袭的皇族转换成为由中央认命的异性大臣，从老板转变成为由任期的职业经理人。

虽然在西汉初年，刘邦曾经推行过“非刘不王”，但事实证明那不仅不会出现朝廷危局，诸侯前来勤王，反而会以清君侧之名发兵叛乱。

虽然北宋所推行重文抑武的文人政治，让大宋王朝可以避免被拥有军权的节度使架空，但同时也饱受契丹、西夏、辽、金等割据政权的侵扰，最终被来自草原游牧民族的大元所灭，大明推行的藩王领兵，可以说是先秦与西汉时代的复古，假如没有东厂西厂锦衣卫之类的高压统治，相信也不会维持那么长时间的寿命。

纷纭战乱数千年，我们总是可以抓到主线，循着这条主线，看清历史脉络，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贾春宝

2015年5月18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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