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影响教育变革的利益群体的研究中，教师群体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通过组织起来与学校管理者、政府进行博弈，从而对教育的发展产生影响。
尽管教师或许是教育过程中最重要的投入因素，但有时他们的利益还是会偏离社会和学生的利益，使他们成为教育过程中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在一国的所有利益相关者中，教师通常是组织化程度最高、最有声势，并且有能力影响教育政策和教育系统的群体（Moe 2011，Kingdon et al. 2014）。
Kingdon和Teal（2010）以及Hoxby（1996）直接或间接地指出，从概念上讲，有两种原因使得教师加入工会。第一个原因是教师与学生、家长共同的诉求，即提高学生成绩。教师在这方面拥有更多的信息，他们知道何种投入资源组合可以达到目的，而教师工会会员身份能够为教师提供一种集体化的声音，从而使正确的资源投入组合能够得以实施。第二个原因则在于教师群体不同于家长和学校管理者的诉求，比如教师工资，这些诉求与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以至于在有些情况下，对高工资的诉求会使教师倾向于减少其他方面教育投入的政策，影响学生的成绩。Moe（2006）与Kingdon等人的观点不同，他认为教师群体之所以能够组织起来，根本原因在于其自利动机，而不是对公共利益（public good）的追求。他们所具有的谈判能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所具有的政治权力，这是许多国家的教师工会得以发展或正在发展的原因（Moe 2006，Kingdon et al. 2009，2013）。通过组织化，教师们可以和地方学区谈判以获得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保护和自己喜欢的工作规则，同时也可以在政治过程中通过投票选择自己喜欢的上级官员、就期望实施的政策进行游说和阻止他们不喜欢的教育变革（Moe 2011）。
教师群体的谈判权力（bargaining power）来源于他们影响选举结果的能力（Moe 2006），强大的动员能力和支持示威游行及罢工的能力（Fernandez 2011）。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形成实力强大的选举团体并对团体的选举行为产生影响，而且由于在地域上的分散性，他们能够推动支持或反对某个候选人的非正式运动，从而影响普通选民的选举行为（Moe 2006，Beteille 2009）。对于政府来说，教师工会既是有吸引力的政治同盟，也是力量强大的敌人。
既有的研究表明，教师工会对于教育改革的作用是不明确的，在一些国家他们推动了教育的变革，但在另一些国家却是变革的阻碍；有时他们期望并推动变革，但有时又顽固保守。Kingdon等人（2009）对印度北方邦的研究发现，教师工会已经嵌入到政治系统之中，并通过罢工和其他多种形式的行动积极寻求需求的满足。但是，虽然教师工会在争取更高的工资、更稳定的工作和服务收益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在促进教育整体发展或提高教育系统的质量和效率等更一般性的教育问题上，却没有取得广泛的进步。与此相呼应，álvarez 等（2007）对墨西哥的研究则表明，虽然教师工会并没有直接发动或支持某些旨在提高教育质量的教育改革，但他们确实是使这些改革倡导能够在国家层面获得更多支持的有力合作者。在一些情况下，教师工会确实可以成为变革的阻碍力量。肯尼亚的随机试验表明，当实验由国际NGO负责实施时，合同制教师可以显著提高学生的测试成绩，但当实验由政府实施，或者当实验范围扩大到全国时，这种积极效应就消失了，其背后的原因，就是教师工会的反对和阻碍影响了政府进行实验的能力（Bold et al. 2013）。但也却有研究表明，教师工会在教育变革方面采取了与政府合作的态度，共同促进了改革进程，他们不仅关心自己的工资，而且会鼓励教师进行有关提升教育质量和教育国际化的政策研究和倡导工作（Languille et al. 2012，Mulkeen 2010）。可见，在不同的国家，教师工会并不都是同样壮大，也并非具有同样的本质和影响力，而是具有很强的异质性（Kingdon et al. 2014）。教师工会和国家的关系，与一国的教育系统有关：一个国家的教育系统表现越好，那么政府就越可能和教师工会一道进行建设性的工作，并且把教师作为可以信赖的专业合作者进行对待。集体谈判和专业问题是可以分开的，教师及其组织者可以在其自治团体内和政府官员一起合作，对注入准入、管理和教师的专业发展等工作进行监督（Schleicher 2011）。
学校管理者也是教育领域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特别因其在问责方面所具有的潜在影响，他们对影响教育结果具有重要作用（Kingdon et al. 2014）。álvarez 等（2007）的研究发现，学校管理者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他们与教师工会的关系对于教育质量具有重要影响。学校管理者的问责和评估（学生成绩、学校排名等）能够为其他的教育利益相关者提供参考信息，并且能够被教育管理部门用来作为设计提高教育质量的措施的依据，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但他们同时也指出，教师工会的力量如果足够强大，那么这种问责和评估的效力就会受到影响。当问责和评估作为对老师的监督方式进行实施时，可能会引起教师工会的反对，但当其目的主要用来评估和筛选学生的措施时，受到教师工会抵制的可能性就会变小。
参考文献
álvarez, J., Moreno, V. G., & Patrinos, H. A. (2007). Institutional effects as determinants of learning outcomes: Exploring state variations inMexico.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4286).
Bold, T., Kimenyi, M., Mwabu, G., Ng'ang'a, A.,& Sandefur, J. (2013). Scaling up what works: 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external validity in Kenyan education.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321).
Fernandez, M. (2011) .Teachers, protests and parti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ducational transfers in Mexico. Paperpresented at: Research seminar, Center for US-Mex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Hoxby, C. M. (1996). How teachers' unions affect education produc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71-718.
Kingdon, G., Little, A., Aslam, M., Rawal, S.,Moe, T., Patrinos, H., ... & Parton, B. (2014). A rigorous review of thepolitical economy of education syste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Final Report commissioned by DFID.
Languille, S., Dolan, J. (2012).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the education sector in Tanzania. Report for DFID.
Moe, T. M. (2006). Political Control and the Power of the Agent.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22(1), 1-29.
Moe, T. M. (2011). Special interest: Teachers unions and America'spublic schools.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Schleicher, A. (2012). Building a High-Quality Teaching Profession. Lessons from around the world. Educational Studies, (1), 74-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