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发展的问题从来都不只关乎教育本身，而是与政治、经济发展相互交织。近期，Kingdon等人（2014）撰文，为分析教育发展变革中的利益群体提供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他们认为，既得利益群体（vested interests）对于解释教育变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由于总有某些人或群体能够从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受益，因此既得利益群体广泛存在于任何国家和任何政府体制内。区分为几个不同的方面，Kingdon等人对他们的理论进行了阐述。

一、既得利益群体对于教育变革之所以重要的三个原因

1、他们有强烈的动机反对任何能够转变、降低或者消除他们收益的变革，或者使他们的收益变得不确定的变革。

2、他们有强烈的动机组织起来采取政治行动，以及投资于政治权力，以保护能使他们从中受益的既有制度免遭破坏；

3、即便现存的制度表现的很糟，因此迫切需要变革，既得利益群体仍然有动机保护它免遭变革，因为作为其中的工作人员（job-holders）、管理者或者立约人（contractors），他们的利益依赖于现存的制度安排，而不是制度的表现。但是，既得利益群体并不总是对社会有害，当政治家欲求推动某些自利或者不明智的改革时，既得利益群体的反对就可以对社会起到有益的作用。

二、既得利益群体的类型

学生和家长是最显而易见的一类，但是由于其地域上的分散性，很难组织起来形成政治压力。

教师群体是最值得注意的利益群体，他们规模庞大并且对自己的利益（如工资等）高度关注，在一些国家他们可以组成教师工会发挥政治影响力，使自己的利益嵌入到政治过程中。

不同层级的官员，包括中央官员、地方官员和中央级地方的技术官僚也是重要的利益群体。技术官僚的利益在于他们的工作、对资金的掌控、分配资金的自主性和做出他们认为合适的教育决策的权力。他们会反对威胁其权力的变革，而对“扩盘子”的变革情有独钟。政府官员的利益动机相对复杂，他们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发展裙带关系和为自己谋利的动机，但由于他们的权力发挥受制于其所在的更大的政治系统和政治体制，因此有时他们也会推行有利于教育的变革，成为“好领导”。制度的作用非常重要，因为制度能够把动机结构化，从而把政府官员的行为结构化。不同的国家政治体制有所不同，因此对于特定官员的动机也有不同的影响，但在任何给定情况下，官员的意志都是正义与邪恶（knights and knaves）的结合：在政治系统“不正确”的情况下，官员的行为可能阻碍变革，反之则可以促进变革。

三、推动教育变革的方式

某一既得利益群体的变革可能遭到其他一个或多个群体的反对而以失败告终。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系统都对变革不利，因为总会有既得利益群体对变革表示反对并采取措施加以阻止。面对阻碍，改革者有四种不同的方法推动变革。

一是削弱既得利益群体的力量，例如使教师工会或者罢工等非法化。但问题在于，如果既得利益群体力量强大的话，这种方式很难成功。

二是与既得利益群体合作，达成改革的一致意见。这种方式的问题在于，改革会触碰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他们会期待改革者对他们的进一步补偿和妥协，从而使改革的成本上升而作用却不断被削弱。

三是动员家长或市民，给予他们在教育变革中的利益以更高权重，利用其力量牵制既得利益群体。但由于大多数市民对于政治权力并不关心，因此这种措施在多数情况下也很难奏效。

前三种推动变革的方式通常效果不彰，相比之下，第四种方式更有可能达到变革目的，即利用特殊的机会窗口（windows of opportunity）对教育系统进行特定的结构性变革。这种机会窗口可以是从独裁体制转型到民主体制之时，可以是党派或领导人换届之时，也可以是外部资助者，如世界银行为教育变革提供资金和专家支持时。当然，这种策略也并非灵丹妙药（silver bullet），机会窗口很少见，一旦新的结构形成，各种既得利益群体仍然会不断反对（虽然比其他情况下少）并在新结构中寻求利益，但在困难环境中的“好的变革”就是这样，一旦变革成功并开始运转，就有可能变得更加牢固和获得更多支持。

参考文献

Kingdon, G., Little, A., Aslam, M., Rawal, S.,Moe, T., Patrinos, H., ... & Parton, B. (2014). A rigorous review of thepolitical economy of education syste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Final Report commissioned by DF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