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刊！

中国经济在蒸蒸日上，中国股市牛气冲天。创业板有了一个新的牛称——神创版。今年以来，这头疯牛沿着四十五度线勇往直前，迄今没有回头的迹象。

中国的学术市场也在繁荣之中。前几天看网络消息，中国进入世界四百强的大学已经有了好几十所。我所知道的的，我所在的单位，课题经费和论文及专著，同股市一样，也在连创新高。

灿烂的天空中飘过一片乌云，心情一下子压抑下来。昨天写就一篇文字，关于托马斯·罗斯基的《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习惯性寄往“社会学家茶座”。今日中午，就在前往食堂的灿烂的阳光下，我打开手机收发邮件，看到编辑小王老师的邮件：茶座停刊了。我经历过我所喜爱的刊物停刊的事件，那是2010年，“经济学消息报”的停刊。那份小小的报纸，那份没有一丝铜臭和一丝势利，没有一丝虚妄和一丝做作的报纸，陪伴过我很多年，它的停刊，让我感觉一位知音，一位本以为可以相伴长远的好朋友离开了人世。我为此沉沦了很长时间。我与“消息报”没有任何私人交往，但我以为我一直都理解它，我将它视为未曾谋面的朋友。到成都的时候，我会想到我有一位朋友在这里。

“茶座”于我，却是亦友亦师的感觉。因为从一开始，我对主编王老师就有一种师长般的敬意。我和王老师也不认识。我读过王老师的一些文字，他是我心目中那种有家国情怀的学者。我对这样的学者一直就怀有敬意。还有什么呢？还有很多，比如人文主义关怀。在“茶座”创刊之前，我收到王老师委托编辑小王老师发来的一个邮件，希望我就桑巴特关于资本主义产生的思想写个评论，时间来得及的话就在创刊号上发表。之前，我就桑巴特的《奢侈与资本主义》写过一篇评论文字，发表在我的博客上。诚惶诚恐！王老师可是大家，他向我约稿！我心下沾沾自喜，同时也惴惴不安。

我对命题作文一向有些顾忌，这与我近乎虚荣的傲慢有关。随心所欲很容易做的事情，被命题之后反而会缩手缩脚，甚至完全下不了手。更重要的是，因为是王老师的吩咐，我想要做得更好一些，能对得起师长的期待。反反复复的琢磨，漫无边际的阅读。慢慢地，对自己能否胜任这项工作竟然产生了怀疑。于是懈怠下来，将希望寄托于未来的灵光闪现。其实，主要的影响因素还在于，那段时间我在读凡勃伦的东西，我很难将思绪和情感从怪异的凡勃伦身上转移到深沉的桑巴特那里。那段时间，凡勃伦是我心目中神一样的存在。

当我将《凡勃伦老师的诡谲微笑》投往“茶座”之后，不久收到小王老师的回复，说王老师审阅之后决定在第二期发表。投稿之后我心里其实一直在忐忑。我很难说那是一篇什么样的稿子。既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是虚构作品。或者说，是二者的一个结合。我将“我”虚构成凡勃伦的一个学生，观察他的生活，理解他的思想，体会他的人生。我确实是将自己假想为凡勃伦的学生的，我读过他所有可以搜集到的作品，看过他很多传记文字。我以为我理解他的思想，理解他的人生，我以为我可以冒充他的学生的。就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文稿，居然被采纳发表了。拿到样刊，读目录的时候，我发现，除我之外，那些作者都是思想界鼎鼎大名的大人物。尤其让我感到虚荣心充分满足的是，“茶座”还给了我非常丰厚的稿酬，那可是我一生拿到的单笔最大的稿酬。

我的专业是经济学或者经济思想史。因为喜欢阅读，也因为对形式主义经济学的某些不满，我读过很多非经济学的东西。那些我以为可以对锻炼自己思维有帮助的东西，都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内。其中包括大多数的社会学经典。在很大程度上，我对某些经济问题的思考，也有社会学的意味。我想这大概也是“社会学家茶座”可以接受我的文稿的原因。“凡勃伦”之后，我又在“茶座”上发表了不少兼具经济学和社会学意味的文稿。我关于斯密的市场观念的文稿，有太多超越经济学的意味，而且一个纯粹的思想的东西，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不可能在任何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茶座”接受了它，还给它配了图。在“茶座”上，我还发表了一些有关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随笔，以及书评和影评。说实在话，这些年来，我自以为最拿得出手的文字，大多是在在“茶座”上发表的。

“经济学消息报”停刊后，有一段时间疏于写作，在“茶座”上发表的文章也少了。有时候想起“茶座”和王老师，会有些愧疚。王老师不是还在坚持吗？“茶座”不是还在运转吗？去年又投寄了两篇文字，一篇与思想史有关，一篇是生活随笔。前几天儿子从美国回来，我还给他看了看那篇与他有关的随笔。他有些好奇，我居然写这样的东西，社会学的刊物居然发表我那样类乎经济学又类乎非经济学的东西。没想到，那篇叫做《好苹果·小龙虾》的文字，居然是“茶座”与我的诀别。

作为一个读书人，除了读书和写字，做不了太多别的事情。有时候，即使不为名和利，还是需要得到理解和认同。由此，给我发表了不少文字的“茶座”，成为我这些年的知音和朋友。

对于“茶座”停刊，除了感伤和这样一个感伤的文字，我还能做什么呢？

2015/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