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祭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
正面战场为何不提胡琏抗日的忠烈？
——“二胡”抗日的忠烈与大陆回忆录的集体失忆
一、党史、教科书上的胡琏、胡宗南
在中共自编的党史上，黄埔一期的胡宗南与黄埔四期的胡琏，应算是两个较有争议的人物。前者曾统兵几十万驻军西北，东面抗日，西面防共，并直接在解放战争中对阵毛、周、彭等中共党军首脑。后者在国民党统治大陆后期，则曾指挥陈诚的土木系主力十一师、十八军，在华东、中原两大战场同时与中共陈毅、刘伯承的两大野战军进行周旋。前者因为西北战场的失败而被中共首脑戏谑为“志大才疏”的草包王，后者则因金门一战而让解放军的攻台化为泡影。
在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上，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是胡宗南的一个经典的自画像，而对胡琏则很少提及。
作为一个曾经统军四五十万驻防西安的西北王，胡宗南不可能像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所戏虐的那样，是一个志大才疏、屡战屡败的草包王。如果胡宗南真是一个统军的草包，蒋介石又怎可能放心地把自己的嫡系中央军中的王牌主力第一军而交给他统领呢！如果胡宗南真是一个志大才疏的草包王，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期间又何须费尽口舌地争取他加入中共组织呢！胡宗南在西北战场的失败，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熊向晖的卧底身边及其军情的屡屡泄密。陕北的毛、周，通过这一眼线对胡的军事计划、行动往往未卜先知，了如指掌。在对自己老长官胡宗南的回忆中，熊向晖也是由衷地说道，在蒋介石的军队中，胡宗南也还是很出色的。
在毛的军事文选中，胡琏也被提及了几次，其中的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毛对华野、中原两大野战军发出的一个作战训令，毛称胡琏“狡如狐、猛如虎”，并告诫刘、陈二部“宜趋避之”。
由此而看，蒋介石军队中的这二个“胡”，也绝非等闲之辈。作为参加革命的中国军人，不论是黄埔一期的胡宗南还是黄埔四期的胡琏，都绝少不了救国救民的满腔热血，只是他们誓死效忠的是蒋介石的党国，并死心塌地唯蒋介石的马首是瞻。
二、蒋的抗日心志与战略考量
在抗击日本的侵略上，蒋介石也并不是一个懦夫。透过他的抗战日记及其大陆新近上映的《长沙保卫战》，可看出他的心志坚定，殚精竭虑。“攘外必先安内”，这只是蒋介石在中共革命、军阀割据的内忧与日本侵略的外患之间所作出的一种战略抉择。“九一八”事变及东北不抵抗、何梅协定上的忍辱负重，与淞沪会战的利剑出鞘，这很可能都是蒋介石整个抗日大战略中的一个组分、一个链条。
从已解密的部分档案材料上看，蒋介石的抗日心志，也比中共“北上抗日”的心志少不多少。他对整个中日战争的战略全局及其力量对比，有着极清醒的认识。他并不是毛《论持久战》中的亡国论者，也不是鲁莽冲动的速胜论者。蒋介石是一个通过中国对日本的持久缠斗、而以待英美时变的战略家。也就是说，把蒋介石划归为毛在其《论持久战》中所批判的那些亡国论、速胜论、投降派之列中的人物，这是有失公允的。
实际上，蒋对中国的抗日战局，也是有着自己的统盘筹划。他设定的抗日主战场不是一马平川的北方战线，而是水网交错、群山耸立的长江沿线。在华北事变后，蒋介石发动淞沪会战的一个战略意图，就是把日本侵华的进攻主线吸引到长江一线上来。在国民党军的庐山军事会议上，蒋的战略是对日进行逐次抵抗、转进再战的持久抗战。他的持久战略与毛的《论持久战》，有着不少相通的地方。
所以，在抗击日本的侵略上，蒋与毛都是心志坚定的爱国者，其所肩负的历史大业都是对中国的救亡图存。背负这个历史大业，蒋不可能以中国之尊，而在日本的城下之盟中屈膝成一个对日亲善合作的汪精卫。他要通过自己党国的持久抗战，而做一个救亡中华民族的历史英雄。在国军正面战场上的20多次大的会战，其记录下来的也就是蒋介石的这种抗战到底、救亡图存的心志。
三、正面战场回忆录对胡琏胡宗南抗日忠烈的集体失忆
蒋介石都这样心志坚定地抗日图存了，作为其党国军人、效忠领袖的二胡，又怎可能不奔赴正面战场铁血抗日呢！这在逻辑上情理上都说不通。
所以，正面战场的回忆里，若只字不提胡宗南、胡琏二人抗日的忠烈与经历，只能是伪历史。
然而，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包括新近解密国军正面战场的回忆录、纪实文字，却恰恰天日昭昭地这样做了。
在去年的8月份，笔者来到本地的新华书店看书。在“军事书籍”的书架上，赫然在目地推出了一整套国军正面战场回忆录，全景式地回忆、纪实了当年国军浴血抗战的故事。这套回忆性的纪实文字录涵盖了国军正面战场的淞沪会战、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鄂西会战、长沙会战等篇章。笔者出于自己的研究兴趣，重点翻阅了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鄂西会战中涉及到胡琏抗战的内容。然而，出乎笔者意料的是，不论是胡琏在淞沪会战中血战过的罗店拉锯战，还是他作为十一师军事主官而指挥的石牌要塞保卫战，均没有对他提及半字。而这些纪实性的回忆文字中，有他的老上级陈诚的回忆文字，也有他的老部下邱维达的回忆文字。在对当年的血肉磨坊——罗店拉锯战的纪实性回忆中，胡琏的名字竟然连一次都未提及。即使在石牌保卫战的回忆中，也还是没有出现胡琏的名字。在阻击日寇窥伺西南门户，保卫重庆陪都的石牌要塞保卫战中，十一师的战场是主战场，胡琏是战地最高指挥官。当年胡琏的十一师守卫石牌、孤军奋战的惨烈，我不想再细说了。因为网络的解密文字中已经是广为流传了。但作为一种官方的出版物，一个由胡琏的老上级、老部下撰写的纪实性回忆录，竟然集体失忆，连这个当年石牌保卫战的主将都只字不提起来，这还能算是一种纪实性的回忆录吗？
当我气愤地把这种伪历史的记录讲出来的时候，周边的人群连连而说，这种回忆录太愚弄人了，没有史料价值，不值得一读。
接下来，再说一说胡宗南在这种回忆录中的待遇。总的看来，没有脱离中共给其白描出来的那种志大才疏、指挥无方、屡战屡败的传统画像，很少提及胡部抗日的忠烈和血勇。对其一部（具体是谁，记不清楚了)在信阳一线的弃守而招致李宗仁、薛岳的痛骂，倒是被大书特书了一番。
四、胡宗南抗日忠烈的历史追忆
胡宗南的军事才能到底如何，周恩来曾私下里说过，认为他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之一，他的部队最令红军头痛，极不易对付。然而，透过胡参加的一些正面抗战，他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指挥无方、屡战屡败”的脸谱却被活生生地跃然纸上。
作为一个出身农家的革命志士，胡宗南绝少不了爱国的热血。根据这一初步的研判，笔者通过网络搜到了一篇纪实、评述胡宗南正面抗战的文章。这篇文章来自2010年第6期的《军事历史》杂志，这是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官方出版物。文章的作者彭玉龙是中国军事科学院的一个研究员。这篇文章彻底颠覆了中共历史教科书给胡宗南定格的历史画像，以纪实性的文字还原了当年胡宗南部在正面战场上的忠烈和血勇。下面摘录几个血战日寇的片断，以辩清白，以明是非，以正曲直。
七·七事变后，胡宗南参加了蒋的庐山军事会议，返回驻地徐州后，即对第一军官兵传达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军进行殊死抵抗的决定。通过战前动员，胡部抗日士气高涨，并随时准备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胡宗南的第一军在8月底的徐州接到蒋介石开赴淞沪参战的指令。8月30日，胡部东开宝山增援陈诚的十八军。日军占领宝山城，胡的第一军在杨行、纪家桥一线组织防御，阻击宝山、吴淞扑来的日军。
在杨行血战中，天上有日军飞机的密集轰炸，黄浦江上有日军军舰的猛烈炮击，地面上则有日军步兵的轮番冲锋。面对准备先进、进攻凶猛的日军，胡部守军毫不畏惧，同仇敌忾，以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打退了敌人的一次次攻击。每一块阵地的反复争夺，都使日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由于胡部守军防地狭窄，又无既设工事，致使日军利用海空优势，狂轰滥炸，也造成了胡部官兵高达80%的伤亡。据淞沪警备司令部作战科长刘劲持回忆，胡部接防后，士气旺盛，作战顽强，对敌寸土必争，打了一星期，始终守住阵地，因此伤亡惨重，但胡宗南一声不叫，不因危亡而叫苦求援，自始至终都率部坚守阵地，寸土不让。
根据蒋的转移阵地、逐次抵抗的作战方针，胡宗南部在9月中旬转战罗店、刘行一线。胡部在刘行激战20余日，于1937年9月底奉命撤至昆山整训。10月1日，日军猛攻蕴藻浜，企图占领大场，威胁第九集团军侧背。10月6日，防线被日军突破，整补中的胡部紧急支援，几天下来，80%的官兵伤亡。在淞沪战场，胡宗南作为军长、军团长，始终在前线指挥，日夜在战场抚巡，从未离去，官兵见之，无不感奋。
1938年5月下旬，胡接到蒋介石从郑州发来的紧急命令，要胡部开往豫东，参加阻击、围歼渡黄河南犯的日军精锐师团——土肥原的第14师团。胡部开赴到兴隆集一线，向曲兴集、罗云寨的日军核心阵地发动猛攻，经过数日血战于28日攻克罗云寨。
透过这些正面战场的片断，可以看出胡部的抗日，绝不是什么怕死的熊包，而实则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忠烈之气，与顽敌血战到底的勇士。
五、胡部在淞沪会战中的惨重伤亡与战术评价
也许有人会拿胡部官兵80%的伤亡率来说事，说胡死守阵地，不知变通、指挥无方，以致官兵伤亡惨不忍睹。
毛就曾对国军淞沪会战的战略战术说落过一通，说蒋的战术呆板，死守阵地，不知运动防御。受淞沪战场的限制，寸土必争的阵地战或许是蒋的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战术。狭小的战地，不可能像毛所指画的那样，避敌锋芒，运动防御。就那么一点巴掌大的战场，如何大踏步地后退、运动、闪转腾挪。若不死守阵地，寸土必争，淞沪会战能达成诱敌南下，并粉碎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吗？
当然，淞沪会战的战略战术肯定也有检讨、改进的地方。事实上，胡宗南、胡琏的阵地防御，也在根据敌我双方态势和兵力兵器的短长不断地改善着自己的阵地防御战术。比如，通过夜战的主动出击或积极的反突击，反复争夺白天失去的阵地，阻滞日军的继续进攻。还有蒋介石的全局指挥也还有一个重大失误，那就是因补防不到位而使日军登陆浙江金山卫，形成一个更大的反包围而抄了淞沪守军的退路，从而对淞沪的中国守军进行东西夹击。
六、蒋介石的消极抗日与战略筹划
但不管怎么说，蒋在七七事变后，对日本侵华的抵抗是坚决的，心志也是如一的。为把日本的侵华诱入到自己预设的长江一线，蒋也是不惜血本地把国军中的精锐——中央军，投入到了淞沪战场。在中华民族的抗日救亡上，不论是胡宗南统领的第一军，还是胡琏所在的十八军，其誓死抗日，守御国土的忠烈和血勇，都绝对是要冲破伪历史的羁绊而重见天日的。
同为抗日的英烈，为什么要选择性的回忆和称颂呢？也许有不少难以启齿的原因吧。
这里首当其冲的是蒋的消极抗日。
在九·一八与七七事变之间，蒋的忍辱负重及其他的攘外必先安内，以及他对“国联”和平调停中日争端的委曲求全，这都极易在政治对手的口诛笔伐和党同伐异中而落下一个消极抗日的骂名。在蒋的内忧外患及其攘内攘外中，他的对日和平调解，包括一系列的让步妥协，也确实很容易被固化为对手宣教出来的那种骂名。
有资料披露，张学良在东北的不抵抗，其骂名却由蒋替他背着。
曾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的蒋，也许更清楚中日两国的实力差距，以致使他不到和平化解两国争端彻底破灭之际，而不愿作出最后的抉择。蒋对日本的侵华，在外交上的一个总的方针是委曲求全，赢得时间，加强战备，后发制人。
在和平破灭，必须决战的关头，蒋通过庐山军事会议表明了自己集全民族之力进行坚决抵抗的心志，并通过发动淞沪会战，引敌南下，逐次决战长江一线，中西部山川之地，而完成对日进行持久抗战的战略布局。蒋计划投入国军精锐的中央军到淞沪战场，与其进行寸步不让、寸土必争的殊死抵抗，以打击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嚣张气焰。在这个狭小的淞沪之地，拼的更多不是战略，也不是战术，而是人的血肉之躯、忠烈之气。在这种用血肉之躯筑垒而成的卫国长城上，蒋介石及其嫡系中央军在狭小的淞沪战场对日军的疯狂进攻展开了殊死的抵抗。这种同仇敌忾式的殊死抵抗，显然与蒋的消极抗日、乃至不抵抗这种教科书上的经典化的骂名与脸谱格格不入起来了。
在抗战的第一阶段，正面战场的丢城弃土是难以避免的。在不利的战场与敌进行战略上的决战，也更是愚蠢的。凭借当时国军的装备，如果能守住城池，就完全可以御敌于国门之外了，干嘛还要诱敌西进，决战中部山川之地。
在战略战术上，都知道毛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厉害与高明。内战中，毛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诫红军或解放军的指挥员，每战都要集中4倍、5倍于敌的兵力，对其围而歼之。实际上，毛的这种战略、战法，蒋又何尝不会。国军的初期会战，哪一战不都是集中了5、6倍于敌的兵力优势，才与之会战的。可是这种兵力上的优势依然难以抵挡住日军的火力装备优势。丢城弃土，不是消极抵抗，也不是只求逃命的不抵抗，而是实在抵挡不住，不得不西撤、再西撤。
从已解密的历史档案材料上看，中央军在淞沪、南京失陷后的一些后撤、后撤、再后撤，也不全是匆匆的仓皇逃命，丢城弃土，也有一些有计划后撤的成分。蒋的战略布局是从长江一线逐次抵抗，诱敌西进，依托山险，扬长避短，与敌决战中、西部地区。正面战场的二十多次大的会战，其一路记录出来的不可能是蒋的消极抗日。如果蒋从骨子里消极抗日的话，在日本的军事进攻与政治诱降中，蒋介石又何不与谎言大东亚共荣的日本签订城下之盟，以尽快结束战争，恢复两国之间的和平呢！如果蒋介石从骨子里是消极抗日的话，他又何须苦苦等待依托国际力量（也即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及其美国的军事援助，而在盟军的中国战场展开对日的殊死抵抗呢！如果蒋介石从骨子里是消极抗日的话，他在淞沪会战的紧要关头，又何须冒着战场的炮火而舍身亡死地跑到前线督战呢！如果蒋介石从骨子里是消极抗日的话，他又何须不计血本地把自己的嫡系精锐投入到淞沪战场送死呢！
七、为何只字不提胡琏胡宗南抗日忠烈，究竟在害怕什么
胡宗南第一军80%的伤亡率，其血证出来的似乎不是蒋的消极抗日，而是对日侵华的殊死抵抗。所以，在正面战场的历史追忆上，若历史本来面目地提及“二胡”抗日的忠烈与血勇，其最大的隐忧就是让蒋介石的消极抗日，乃至不抵抗、甚至暗中投降日本等，这些教科书上经典化出来的历史画像，很难在逻辑上站住脚来。规避这一逻辑上的漏洞，尴尬，其最好的办法就是对蒋及其部署抗日的忠烈进行集体性的失忆。
八、要不要嘲笑国军正面战场的初战溃败
至于蒋为何要不惜血本地死战淞沪之地，其主要的战略考量是战略层面上的诱敌南下，而不是战术上的惨重伤亡。所以，胡宗南部80%的伤亡率，尽管惨烈，但也算不上蛮干，而是一种战术上必须付出的代价。事实上，狭小的淞沪战地，不可能打起毛擅长的游击战、运动战，而只能以阵地防御战的形式，与日本的上海派遣军进行周旋。若打起毛的游击战、运动战，不与日军正面较量，只在侧翼、后方袭扰，也许可少许多伤亡，但上海也许早就被游击、运动丢了，根本不可能达成诱敌南下，乃至破灭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狂妄计划的目的。胡部80%的伤亡率，固然让蒋的中央军拼个精光，惨不忍睹，但却成功地实现了蒋心中既定的战略目的。
还有人用蒋的二十次会战没能阻挡住日本侵略军的西进铁蹄，而嘲笑国军正面战场的丢城失地与一路溃败，并把其一古脑儿地记在蒋的消极抗日的头上。实际上，蒋在自己的诱敌南下，诱敌西进的战略上，也并非一路溃逃，在总的战略守势中，也不乏一些攻势防御的会战，在有利的地形，预设的战场，与敌进行战略上的决战。比如，长沙会战，就不再是单纯的防御战了，而实则是一种以围歼日军整建制师团为战役目的的攻势作战了。如果蒋真的是消极抗日，并不想收复战丢的国土，他又何须一而再、再而三地用会战的方式抗击日本的侵略呢！
西南是抗日的大本营，两湖是决战之地，这可能就是蒋介石抗击日本侵华的基本方略。从淞沪的撤守到南京的陷落，侵华的日军几乎被蒋的战略牵着鼻子，沿长江一线，大别山系西进决战。在这种西进的诱敌中，丢城失地是避免不了的一种代价。以此嘲笑蒋的消极抗日是没有多少道理的。
九、拿破仑的对俄远征与库图佐夫的制胜术
事实上，在拿破仑对莫斯科的远征中，他的侵俄大军在库图佐夫的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战略面前，也是一路攻城夺地，势如破竹。而库图佐夫的做法在一些不明真相，不谙战略的人看来，也同样背负着一个丧城失地、消极抵抗的罪名。然而，在拿破仑孤军深入到坚壁清野的莫斯科城下，漫长的后勤补给线、因粮于敌的落空，再加之库图佐夫统率俄军神出鬼没的敌后游击，把他的十几万侵俄远征军一下子拖到了一个进找不到俄军决战，退无后勤补给保障的困境之中。在莫斯科的空城中，冬天的寒冷，兵粮的匮乏，士兵的挨饿，涣散的士气，让拿破仑的对俄远征，胜利渺茫，苦不堪言。守又无法守，打又打不着，最后不得不狼狈不堪地沿着来路一路狂逃。而库图佐夫则从容指挥着俄军兵从天降，前堵后追，沿路夹击，让拿破仑的侵俄远征军奄奄一息，所剩无几地逃回法国本土。
库图佐夫的战例表明，在大国之间的战争中，面对强敌的凌厉攻势，暂时性的丢城失地，暂时性的战略退却，这都是难以避免的，有时会更多成为后者避敌锋芒、待机决战的一种战略。若以暂时性的丢城失地为由，而指骂战争指导者的韬光养晦、消极抵抗，这从兵家权谋上，也更是无法让人信服的。
同样，在蒋对中共解放区发动的全面进攻中，中原、东北战场上的李先念、林彪等部，也曾连连丢城失地，一败再败。仅1946年，解放区就丢失的100多座城池。这能以此指骂李先念、林彪等部消极抵抗蒋的全面进攻吗？同样一件事，毛用了双重标准，对蒋的丢城失地一个说法，对李先念、林彪的丢城失地又另一个说法。看到解放军低落的士气，焦躁的情绪，毛曾专门指示党内，大意是告诫前线的解放军将领，不必计较城池的一时丢失，而须要以保存解放军的有生力量，寻机歼灭敌人为主要的作战目的。在蒋介石全面进攻的压迫下，中共的武装力量再次从城市退却到广大的农村和山地，以避其锋芒，待机而战。所以，单单拿这种初期的丢城失地，一路败战，而全然不虑及其战略全盘上的考量，便任性随心地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给其扣上消极抵抗的罪名，这在军事战略上也是绝对讲不通的。
十、难以启齿的目的
综上所述，大陆官方出版的国军正面战场回忆录，之所以只字不提胡宗南、胡琏二人抗日的忠烈和血勇，其中的一个难以启齿的目的，可能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经典的教科书和历史定论而给蒋扣上的那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老帽子。如若历史本真地提及、还原、呈现了蒋及其部署铁血抗日的一面，这个历史上的经典定论也就被解构、颠覆了。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也是问题的要害之处。
最后，这种官方出版的回忆录，对胡琏抗日忠烈和血勇的集体失忆，集体不语，也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大陆内战的最后胜利者不想把这个屡次交手都难以战胜的对手本真性地还原出他的历史面目，以免盖住了自己在战场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伟绩。在中原、华东两大战场，胡琏在与刘邓、陈粟的交战中，未尝败绩，堪称刘邓陈粟最难缠，也最不想碰的对手。毛曾告诫他们，十八军胡琏，狡如狐、猛如虎，宜趋避之，保存实力，待机而战。毛的这个告诫，至少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胡琏的难缠和能耐。不给这个屡败自己的对手立碑写传，不让历史再现他的忠烈血勇，这也许更能保持住最后胜利者的尊严吧。
十一、多棱镜审视蒋介石卖不卖力抗日
当然，我们历史性还原和评价胡琏、胡宗南这二位中华英烈正面战场抗日的忠烈和血勇，也并不是想以此为蒋介石抗日的历史担当、忍辱负重和积虑深远涂脂抹粉，歌功颂德，只想从民族大义和个人荣辱的心理视角来本真性地还原一下他们当时的历史境遇以及战和权谋的最后抉择。
不管怎么说，在抗日民族大义上，胡琏、胡宗南，甚至包括蒋介石，都不乏抗日卫国、抵御外侵的热血和斗志。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国共两党也许都会有各自不同的战略与考量。在日、伪、蒋、共等剧中人的大棋盘中，蒋的抗日肯定会有一些用于以后党争方面上的战略储备，但在侵华的日军把蒋的国军视为中国战场主要军事对手，并对其加以剿灭的战略格局中，蒋的正面战场就不可能是一个消极抵抗的战场。蒋在正面战场的抵抗，是关乎其政权存亡的，使其不得不殊死抵抗。这种抵抗，在抗战的初期及其相持阶段，都有其强烈的表现。比如，远征军在缅甸为保护国际援华物资交通线而发动的一系列作战行动，蒋稍有消极抗日的话，都会给自己政权的存亡带来灭顶之灾。所以，蒋在与中共的抗日合作上，保留一些国军力量用于国共的未来相争，这都是无法否定的私心。但当面对日军正面疯狂进攻的灭顶之灾时，蒋也绝不敢三心二意，消极抗日。在国共摩擦期，日、伪、国、共的力量和地盘上的犬牙交错和三国智术，肯定也会让蒋丛生出一些消极抗日、借刀杀人、铲除异己的阴暗心理，但这种阴暗心理绝不能成为蒋抗击日侵的主导心态。否则，他的这种心态，在中华民族抗日的历史洪流中就可能很快失去军事上和民意上的支持，国军的正面战场就真的可能成为埋葬蒋政权的坟场。所以，蒋的抗日成分绝不可能是一种单一的消极成分，而必然也还含有着积极抗日，救亡图存的主导性色彩在里面。
只有多棱镜地审视历史的剧中人，才可能把迷雾中的历史本真性还原出来。蒋在正面战场的抗日大剧，不可能是单一色彩的消极抗日。如若我们还继续这种历史的审视，这只能是一种赤裸裸的历史虚无主义，只能是对那些中华抗日英烈地下英灵的一种最无耻的亵渎。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曾经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抵挡日寇的残暴侵华。
十二、抗日的正面敌后战场及其国共统一战线的历史本真
多棱镜地审视胡琏、胡宗南，乃至蒋介石的抗日历史，也并不是要否定、抹杀中共华北敌后战场的抗日伟绩。中国的抗日战场，由两个密不可分的战场组成，一个是国军的正面战场，一个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战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毛虽然力主八路军在战略上的独立自主以及必须把兵力配置到敌之侧翼或背后，分兵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以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但在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八路军的好几次作战行动也还是给其国军的正面战场予以战役上的配合。从战区的隶属上看，八路军、新四军虽然也步入到了蒋介石的抗日作战序列，但毛在战略上的独立自主方针，也在客观上使着这两大战场，各自为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但不管怎么说，蒋的正面战场与中共的敌后战场，在也还是形成了战略上的犄角之势，并在战略上不由自主地配合着、支持着。
所以，抗击日本的侵略，中国有两个密不可分的战场，一个是蒋介石领导的正面战场，一个是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这两个战场在战略上构成一种分敌兵势、共赴国难的态势，并最终维系了国共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国共两党领导的各自力量，都作出了不可低估、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国共虽然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更多是政治意义上的统一战线，很少有或几乎没有战场或战役上的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两个战场，两个领导中心，最多只能称得上政治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虽然也在极力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但这种领导权始终只能在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上争取，他的这种领导权不可能染指到正面战场和国统区。同样，蒋介石政府虽然是个国际上承认的全国政权，但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也只能施展到正面战场和国统区。两个战场，两个领导中心，这就是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本真。
因此，从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与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战场共同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体上看，都不能再像以往的历史教科书所定论的那样，说中共领导了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比较符合历史本真的说法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成为了抗击日本侵略的中流砥柱。
在这个统一战线中，毛也的确谈到了共产党武装力量的独立性和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争夺问题。这个领导权的争夺，其实质就是对抗日民众运动领导权的争夺。毛的抗日战略比蒋更看重民众的力量，毛想用全民族抗战的大网，困住日本侵略军的手脚，并最终消灭他们。毛说蒋的抗战是片面的单纯的军事抗战，更多指的就是蒋对民众力量的发动不足。所谓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说窜了就是国共两党各在自己的防区或活动区域动员民众抗战的问题。中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争夺，其最主要的实现地域，也只能是中共独立领导的敌后战场，是对华北、华中沦陷区民众抗日的动员和领导，他的这个领导权无论如何也绝没有扩展到蒋的正面战场和国统区。同样，国民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其最主要的实现地域，也只能是正面战场和国统区。在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性的保持中，蒋作为全国性的抗日领袖对其改编后的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如若从军事角度上看，绝对是徒有虚名。事实上，蒋在共产党的独立自主上，对其也是领导不动的，蒋的领导权对中共的武装力量充其量只是形式上的虚名罢了。反过来看，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也同样领导不动正面战场的国军抗战。这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所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正确的提法应该是国共两党的共同领导，而且是在全国性的正面战场与华北、华中的敌后战场进行的各自独立的领导。他们各自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个是正面战场的中流砥柱，一个是敌后战场的中流砥柱。这就是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本真。
十三、国共的敌后战场与毛的山地游击战
说到敌后战场，不独是中共在开辟，在挺进，蒋介石领导的正面战场，也曾派遣一些军队深入敌后或失陷国土，开辟第二战场，以袭扰、迟滞或牵制日军在正面战场的疯狂进攻。蒋开辟的敌后战场，多是临时性的战役上的配合，而缺乏战略上的考量。而毛指导、开辟出来的敌后战场之所以能够大放异彩，而成为国军正面战场的一个持久的战略犄角，最重要的原因是毛把自己的游击战方针前无古人地提到战略的高度加以考量和经营。在中共的洛川会议上，毛对朱德、彭德怀的告诫是必须把八路军的兵力配置到日军的侧翼或后方进行袭扰，决不能配置到日军的正面，与之进行阵地战或运动战，红军的作战方针只能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阐释洛川会议的这一军事方针，毛写了两篇巨著，一篇是《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一篇是《论持久战》。两篇为一姊妹篇，后一篇是对前一篇内容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化。通过这两篇巨著，中共在红军的对日作战方针上才算统一了思想认识，并放手分兵发动群众，在敌后广泛创建根据地，以发动全民族的抗战。
十四、一个简短的呼吁
从这一点上看，大陆版的历史教科书对抗日战争中的一些即成的历史定论与经典画像，确实应该进行一些颠覆性地修正了；否则，就再难以吻合历史的本真了。
2014年10月10日初稿，2015年5月4日二稿 论道书斋 胡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