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布斯专栏：以环保为名的化学和转基因恐惧症
2015-05-07 14:48 | 作者： 杨宁 | 标签： 化学恐惧症
转自基因农业网
基因农业网（杨宁）编译报道：
彼时，那种堪称露骨的环保主义带来了意识上的觉醒。
那个时代，环保主义的驱动力主要源于卡森（Rachel Carson）1962年的畅销书—《寂静的春天》。该书大打情感牌，但对于为防控病虫害和作物绝产而对作物和湿地广泛使用化学农药喷剂，其批判很明显存在严重的认知缺陷。卡森的鼓吹导致（有关机构）明令禁止DDT（二氯二苯三氯乙烷，一种杀虫剂）的使用并对其他化学农药进行管制，而全然不顾 《寂静的春天》一书充斥着谬论。她在学术上所犯的“暴行”足以让她因极端恶劣的学术不端行为受到控诉，当然前提是，如果她是一位学者的话。
卡森关于DDT的言论被J.Gordon Edwards博士逐一进行了详细反驳，后者系圣何塞州立大学的昆虫学教授，加利福利亚科学院研究员，同时也是塞拉俱乐部和奥杜邦协会的长期成员。 (译者注：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美国的一个环境组织，著名环保主义者约翰•缪尔(John Muir)于1892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创办该组织； 奥杜邦协会 Audubon Society，鸟类学家奥杜邦（J.Audubon，1785-1851）的名字命名的全美鸟类保护的民间组织）。Gordon教授于1992年发-“Rachel Carson之谎”一文，轰动一时。在那篇文章中，他彻底推翻Carson的论断并呼吁公众关注Carson书中至关重要的遗漏之处，满是错误的假设以及彻底的凭空捏造。
例如, 书中对于DDT“十分可怕，致命的”这一暗示完全是错误的。在近2年中，有志愿者（自愿接受科研项目试验的志愿者）每天摄入高达35毫克的DDT却并未产生任何副作用。数以万计的人们也使用灭虫喷雾，与DDT亲密接触，但是并没有人因此患病。早在1965年，国家科学院就得出这一结论：在近20多年中，DDT已经阻止了5亿人的死亡。如果没有DDT，这一死亡数据是不可避免。世界卫生组织也曾表明DDT消灭了更多昆虫，而DDT拯救的更多的人确实难以物量。
此外，二战之后，DDT的使用有效缩短并阻止了斑疹伤寒的流行。当时人们大量喷洒DDT，却并无任何副作用。这也许是证明此化学品对人类无害的最具说服力的证据，不得不说DDT是公共健康的一个福音。1948年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被授予于Paul Muller博士，这也肯定Muller博士发掘了DDT的杀虫效用这一伟大成就。
对于农药的恐惧始于半个世纪以前，这种担忧、恐惧已经演变为当下全面爆发的化学恐惧症。虽然美国民众对“每一天都是地球日”这一口号烂熟于心并把它当做口头禅，但它对于检验一些以环保为名的动机、行为和结果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保护地球、有效利用自然资源是一项崇高的事业，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并不是所有的环保行为都是正义的。若政府、行业、各游说团体只会制造恐惧，引发骚乱，其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就以抵制新烟碱类杀虫剂一事为例。公众对这种相对较新的，最先进的杀虫剂感到莫名的恐惧。即便相对以往的杀虫剂而言，其对传粉益虫的危害更小。“烟碱类杀虫剂”与其生产商经常被谴责，称是这些公司的化学产品导致了蜜蜂种群的下降。这一莫须有的谣传甚至引起了白宫的注意。
去年夏天，奥巴马总统下令成立传粉者健康专项小组，旨在研究、理解以及防止不该产生的授粉昆虫损失，并成立公私合营公司用于保护授粉昆虫和它们的栖息地。在拥有这样一个合作伙伴的条件下，W. Atlee Burpee & Co.种子公司于4月3日一份新闻稿称，出于对蜜蜂种群下降的考虑，环保局将不会通过关于烟碱类杀虫剂在户外使用的申请。蜜蜂、蝙蝠、蝴蝶和鸟儿种群数量下降这一问题已经威胁到了国家安全。
Burpee捐赠了一百万包种子以缓和臆想中出现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蜜蜂种群下降的问题，据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建立栖息地和帮助授粉昆虫授粉。”而支持今年白宫复活节滚彩蛋活动的特邀嘉宾恰恰正是Burpee Bee Garden公司。
相对于植物育种，Burpee似乎更擅长搞好公关。令人惊讶的是，作为一个种子公司，Burpee竟然误解某些植物新品种的来源，就像一个产科医生认为婴儿是由鹳生养的。Mike McGrath在他们的网站上发起了一个讨论，试图从现代基因工程育种（坏）中区分出“杂交育种（好）”，但这一行为严重扭曲了科学本身。McGrath称，“杂交育种”这一技术在日常农业生产中已经使用了数百年，而且它并不是诞生于实验室的现代基因工程的产物。
也许他从来没有听说，远缘杂交就是指一个基因从一个物种垮种或者垮属转移到另一个物种，凭借特殊的实验技术手段也可以做到。比如，正如Dr. Goodman和他的同事1987年发表于《科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讨论的一样，在实验室中进行的“胚胎抢救”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开创性工作，因为它允许跨种属基因转移；换言之，这一实验跨越了一度被认为是自然繁殖的界限。
其中一种方法是用植物激素刺激胚珠或种子，以便让胚胎在不相容的胚珠里发育直到胚胎适合体外培养。（胚珠是植物的一部分，含有胚囊并具有雌性生殖细胞，受精后胚珠发育成种子。）
Goodman博士文章中的表格1列出了将对农业重要的基因或者性状转移到作物中的例子，这些例子具备通过远缘杂交将基因垮种属转移的特点。这类作物包括燕麦，甜菜，棉花，芜菁甘蓝，南瓜，西红柿，大米，黑加仑，面包小麦，硬粒小麦和玉米。这些都是我们日常饮食的组成部分，甚至有足够条件进军有机农业。
自称为“希望灯塔，并称自己是美国忠实拥护者的Burpee公司，吹嘘其长寿秘诀 “能够历经风雨，屹立不倒”。“希望灯塔？要我说更像是一座迷途灯塔。暂且撇开Burpee对“某些新品种的种子是从哪来的”愚昧无知不说，“授粉”问题被称为“国家安全威胁”，就像Orson Welles在其电影中虚构星球大战一样。事实上，二者均为根本不存在的问题。（Orson Welles为美国导演，编剧，制片人，作品《公民凯恩》《星球大战》）
在20年前，烟碱类杀虫剂均取材于天然的植物尼古丁。这类杀虫剂作用于昆虫神经系统中的烟碱受体，这对昆虫机能影响十分关键但对于脊椎动物和包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的生理系统几乎没有影响。因此，相对于以前的诸如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这类农药，这些化合物对人类和其他脊椎动物更安全。
烟碱类杀虫剂在其作用效果上比之前的杀虫剂也更具有选择性。这种广泛应用于种子处理或植物根部土壤的农药一旦进入植物，就会随着植物生长而逐渐淡化稀释，因此它在植物的花朵和果实中只会留存很少一部分。
到目前为止，烟碱类杀虫剂含量最高的是捕食昆虫常食植物的茎叶而非传粉昆虫常食的花朵。这一结果也就是，烟碱类杀虫剂仅仅只控制了以作物为食的昆虫，尤其是在作物脆弱的萌芽阶段出现的昆虫。所以相对于以前不分标准、广谱的、对生态环境产生大范围影响的那类杀虫剂，这种新烟碱类杀虫剂堪称一大进步。
此外，仅需一次烟碱种子处理时，偶尔加上一次喷雾补充，这通常能够满足多种作物整季度需求的。相对于过去需要在作物的生长季多次喷洒农药或其他化学物质，这是另一大进步。而那些抵制农药的激进分子丝毫不理会烟碱类农药取材于天然植物（尽管有别于很多经过有机认证的农药），也无视这种农药对人类和其他脊椎动物的安全系数，更无视作物害虫的高特异性和作物在生长季农药使用量的减少，禁止烟碱类杀虫剂已经成为抗农药分子的头等大事。他们的主要论点是，化学物质对蜜蜂都是有害的。但事实上，欧美在重要粮食作物繁育和树木的授粉方面，蜜蜂种群数量始终保持在一个良好水平。
与抗农药分子反复声讨蜜蜂数量减少相反的是，蜜蜂种群数量并没有下降。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全球蜜蜂种群数量在2011年上升到8000万 。而在1960年，这一数字仅有5000万。根据联合国和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在烟碱类杀虫剂被引入后的20年中，美国和欧洲的蜜蜂数量已经稳定下来（在过去的几年中数量甚至有所上升）。加拿大统计局公开报告在过去的20年间，加拿大的蜂群也从501,000上升至672,000。
去年四月，欧盟公布了一项针对17个欧盟成员国的蜂巢调查（去年才公布调查，这已经太晚了以至于不能对2013年烟碱类杀虫剂禁令产生什么影响了），该项调查被称为EPILOBEE。调查表明在越冬期间，欧盟国家均出现了蜜蜂数量损耗的现象。但这都处于或低于被养蜂人称之为正常阈值“15%”。少数北欧国家受到寒冬影响，但这些国家的蜂群数量仅占欧盟区蜂群总量的6%~7%。
欧洲并没有进入“蜜蜂末日”，但目前欧洲却正在遭受“环保主义”泛滥所带来的后果。在没有应对飞蝇的新烟碱杀虫剂情况下（2013年颁布烟碱类杀虫剂使用禁令），农民使用了老一代广谱杀虫剂，这在英国翻了两翻而在德国翻了四翻，并且他们最终还是遭受了作物减产。
事实丝毫不影响坚信化学农药有害的虔诚信徒。由于部分民众如奥巴马的合伙人Burpee和EPA（美国环境保护署）不愿批准新烟碱类杀虫剂在户外使用的申请议案，全国数以百万计的儿童和园丁将会继续传播关于授粉和烟碱类杀虫剂的错误信息，而这就发生在地球日。
大有机产业持续散播着属于化学恐惧症的快乐。2013年，有机消费者协会在地球日之际呼吁美国人冲进美国环境保护署，并“要求国会在他们摧毁美国所有蜜蜂种群之前下令，禁止新烟碱类杀虫剂”。
烟碱类杀虫剂并不是唯一的受攻击目标。就在上个月，欧莱有机，一个有机产品生产团体，开始了从上至下的“新麦克唐纳德”运动，总的来说就是妖魔化现代农药和生物技术。为了发起倡议，欧莱有机发行了一首改编自经典歌曲的现代神曲，修改过的歌词是：“老麦克唐纳德有个农场，咿呀咿呀哦，他在农场里撒农药，咿呀咿呀哦，这儿有一些转基因，那儿有一些杀虫剂，这儿喷喷，那儿喷喷，到处喷一喷”。为了恳求不知情的消费者参与“新麦克唐纳德运动”，这个运动的网页上写道：“选择有机就是在我们的食品和环境中使用更少的有毒化学物质，就是给我们的孩子、我们所有人选择一个健康的未来。”
在被大农业主导的暗黑有毒、反乌托邦幻想和一个无化学的理想乌托邦之间，这一运动传递着错误的信息。确实，极端的、不真实的新麦克唐纳德幻想过于极端了，甚至都惹恼了那些从事有机生产的农民们。地球日网站也收到了来自全世界对“十亿绿色行动”的投稿。其中一个就是为请求国会支持环境教育拉票。我们猜测他们头脑中所想的是让学生们还没学会爬就会跑。
然而，大多关于环境保护论的教化，尤其是学校里的那些，更强调盲目热情的形式而非事实本身。孩子们被误导，被欺骗，危害自己也危害社会。例如在最近的一个地球日，在一个旧金山附近的托尼私立学校，六年级的小学生给布置了一项奇怪的作业：制作一份表格，列出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的财富可用于哪些环保项目。其实历来都没有迹象表明，以市场为基础的针对企业和个人的激励系统能够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难道只要是出于好意就能随意侵占盗取他人的财富了吗？
在地球日，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具备科学素养的十亿绿色行动。不断深入了解科学是一笔充实自我的财富。它使人们理解世界如何运作的，让我们明白为什么在人行道上撒盐能使冰融化，为什么飞机机翼要按照蜂鸟的翅膀设计或者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战斗机的原理。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真正的“环保主义者”的前提；没有这种科学素养，我们就很容易被诱导到自我感觉良好但实际上却是反社会的破坏性宣传当中。
Henry I. Miller，医生和分子生物学家，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在科学哲学和公共政策的Robert Wesson Fellow，FDA的办公室生物技术主任; Kavin Senapathy, 麦迪逊，威斯康星州的自由撰稿人和科学推广者。
原文链接：http://www.forbes.com/sites/henrymiller/2015/04/20/the-dirt-on-earth-day-lets-ditch-chemophobia-masquerading-as-environmentalism/
来源：基因农业网
原文网址
http://www.agrogene.cn/info-246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