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今天中国怀念乔石的一员！

-----因为我在近二十年的25000封信访中只有乔石是给我回过信的领导人！

汪华斌

昨天与朋友们谈论法制，一位大学老师说乔石对民主法治有始终不渝的情怀；所以在以往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是他的梦想。正因为如此，所以现在人们对乔石的怀念实际是反映当下中国社会对民主与法治的现实诉求以及对未来的期许。我说原来如此，因为在我近二十年的25000封信访中只有接到过乔石以人大委员长的名义给我的回信；而其它的连我们武钢的领导都没有给我回信过。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听到乔石逝世的消息后我也是充满了哀悼和怀念之情。

是啊！在我在武钢近二十年的不断上访中，也经常给各级领导人写信；这也是我总共信访达到25000封以上的原因。因为我是各级信访部门是主要的信访渠道，各级报纸杂志也是我寻求正义的途径；更重要的是我不仅对组织信访，也对各级领导进行信访。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也有信访到乔石那里。虽然我知道我们社会的任何领导的信都有专门机构处理，但还是幻想领导能够从中看出冤屈而主持正义。但事实就是如此残酷，我的25000封信访竟然只得到二次回音；一次是统战部六局的回信，另一次就是乔石以委员长的名义给我的回信。当然统战部六局的信是直接寄到我手上，而乔石的回信却是上级组织部门通知我去听；因为这回信被上级组织部门存档了。只是可惜的是统战部六局的信无人问津，所以没有人为我主持正义；而乔石的信虽然有上级组织部门传达到我本人，但却依然没有人出面处理我的不公之事；因为平反冤假错案需要具体部门负责，而这刚好是无人问津的事。虽然乔石给我的回信并没有给我带来公平正义，但想比较那些对群众来信往废纸篓丢的人强千百倍；起码这是对我们这信访人的尊重，所以乔石的名字才能在我心中永存。

我上访才知道，人们怀念乔石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中国民主法治事业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乔石曾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中纪委书记、中央党校校长、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中国民主法治进步中承担了关键角色，尤其在他任职人大委员长期间；正值国家决定选择市场经济道路之际。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所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把加强经济立法作为第一位的任务。据统计，八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任期内，共审议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草案129个；通过法律85个、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33个，共计118个；还批准双边或多边国际条约、公约和重要协定60个。作为市场经济基础性和支架性的法律，比如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担保法、票据法、保险法、价格法以及预算法、人民银行法等重要法律，均在这一期间出台。乔石对民主法治建设有许多重要论述，他曾指出，“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他在很早时候就提出“依法治国是国家稳定发展、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对于人大制度，他认为，“人大工作要密切联系群众，越搞越民主，越搞越生动活泼、生机勃勃，千万不要把人大搞成‘长者的机关’”。对于如何保障司法公正，他曾说，法院工作中最重要的是严格依法办事，“该顶住的还是要顶住。如果不顶就什么事也办不成了，那还要法院干什么？”“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党委要帮助检察机关解决困难，排除办案中遇到的‘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等干扰和阻力。希望各级党委给予支持。”他重视保障律师权利，提出“要坚决制止和处理阻挠、干扰律师依法执业甚至打击迫害律师的违法行为”。

正因为乔石对民主法治有始终不渝的情怀，所以他才能从我的信访中发现“权力侵占权利”是社会的新矛盾；从而给我的回信要求各级领导对我的打击报复进行关注。可惜的是我们社会只要对你打击报复的人没有被判刑，那么所有的打击报复就不可能有人过问；即使对你打击报复的人最后定义为腐败分子，但你的打击报复事实依然没有人过问。这应该不是我的特例，而应该是我们社会改革开放后的普遍规律。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时同情我的武汉民主党派要我不上访了；因为不上访才能使后面的损失最小。然而我依然相信共产党的主持正义的，结果依然继续上访；最后是原来的打击报复损失无人问津，后来的打击报复损失继续不断增加；最后武钢强制性将我下岗后，就对近二十年的打击报复一笔勾销了。也就是说我的近二十年的上访只有统战部六局与乔石这两次回音，其它的25000封信访全部是泥牛入海；这说明乔石身为人大委员长也不能改变我们的社会面貌，他也只能推进民主和法治；可下面的人拒绝民主与法制，就是乔石也无可奈何。也正因为如此，虽然乔石的回信没有为我挽回任何损失，但他的人格魅力依然注入我的心中。我对乔石的怀念，是因为他曾经给我回信；这难道不是当下中国社会最欠缺的吗？人们对民主与法治的现实诉求不是假、大、空，而应该是结合自己实际权利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