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中国“文革”后在上海开始研究鲁迅

　　南都：你在村上春树的新书发布会上谈到，村上的《眠》和莫言的《怀抱鲜花的女人》都是在1989年创作，也都写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这种比较让我想到你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俄国的影子 夏目漱石与鲁迅》。

　　藤井省三：的确，早在1985年我还研究了另一对有趣的“三角关系”，也是与俄国作家有关。我们知道，鲁迅曾受夏目漱石影响，创作了《阿Q正传》等作品。而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俄国作家安德列夫的作品非常流行，所以鲁迅一边读夏目漱石，一边阅读安德列夫。巧的是，同一时期，同在东京，夏目漱石也爱读安德列夫。而且受其影响，夏目开始创作“心理小说”。但鲁迅理解的安德列夫和夏目的理解有所不同。我通过比较夏目和鲁迅，以及明治时期的日本和清末的中国，试图解释这种差异。

　　南都：1979年至1980年间，你在上海复旦大学留学。这是个特殊的年份。能否谈谈这段经历？

　　藤井省三：那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的情况不太好，还有“文革”的痕迹在。比如图书馆不太自由，每次借书登记都很严格。当时复旦研究生院还没恢复招生。我记得复旦的贾植芳(“七月派”重要作家、翻译家，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老师，当时还是“胡风分子”，右派的帽子还没摘。我回国后他才得到平反，并且培养出了陈思和、李辉等重要的学者、作家。我很遗憾，没能成为贾植芳的学生。

　　南都：那时你在中国的老师是谁？

　　藤井省三：一位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陈漱渝老师，虽然我只同他见过两面，可是陈老师非常鼓励我研究鲁迅；另一位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胡从经老师，后来他去了香港，所以学术方面在大陆影响不大。要补充的是，“文革”期间，“四人帮”组织了十一位中文系学者，署名为“石一歌”，让他们编写有关鲁迅的宣传、教材、评论。所以“文革”后，在鲁迅研究方 面 仍 有 较重的政治宣传味道。但陈漱渝和胡从经两位老师则是采用严格的考据研究方法，重新做鲁迅研究，这一点对我影响很深。

　　南都：你的学术视野很开阔，从五四文学到韩寒郭敬明、港台文学，还做过中国电影评论。涉足的领域如此多，这在中国的文学研究圈里很难想象。

　　藤井省三：一方面我很羡慕中国学者学术分工的专业化，比如北大中文系可能有一百位老师，研究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理论等等。可是东京大学中文系只有六位老师(笑)，具体到做现代文学研究的只有两三位，一个老师就得做从清末到当代，时间跨度一百多年。所以另一方面，日本学者研究的领域宽泛也是不争的事实，但也容易犯“肤浅”的毛病，两方面各有利弊吧。

　　初识莫言将《怀抱鲜花的女人》原稿译介到日本

　　南都：去年莫言获诺奖后，你在《朝日新闻》上发表名为“从农村来的魔幻现实主义”的评论文章。能否谈谈你第一次读到莫言作品时的感受？

　　藤井省三：应该是1988年，我读到港版的《红高粱家族》，非常感动。当时我在研究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所以对中国当代文学仅仅是个“爱好者”。谁知道随后的两年，从1989到1991年，莫言的文学作品被禁止公开发表。为了鼓励莫言度过这段艰难的“空白”时期，我才开始将他的小说译介到日本。

　　南都：所以你是以“翻译者”和“伯乐”的身份，而不是“批评家”的身份同莫言建立起关系的。

　　藤井省三：可以那么说。我先给他写信，表示准备翻译他的短篇小说集，希望拿到版权。莫言欣然答应。我记得1991年《怀抱鲜花的女人》这篇小说在《人民文学》上首发时，很多细节都被改写了。主人公被改成了一位专员，但其实在小说的原稿里，主人公是一位解放军中尉，中尉为了结婚回到故乡，在家乡见到怀抱鲜花的女人，一位像安娜·卡列妮娜一样的女孩子。因此在翻译这部作品时，我用的还是莫言提供给我的原始稿。

　　南都：所以单就这部作品来说，你觉得日译本更能准确传达莫言的想法？

　　藤井省三：(笑)因为翻译他的小说，我和莫言成为了很好的朋友。1991年，我在北京大学做一个月的访问学者，这期间给莫言做了一次长篇访谈，刊登在日本《海燕》杂志上。后来这篇访谈和《怀抱鲜花的女人》都被收录进1991年JIC C出版局出版的《来自中国农村莫言短篇集》里。

　　南都：莫言的小说里有很多乡土化的用词和典故，翻译时你如何处理？

　　藤井省三：莫言的文学世界跟我所经历的生活差别太大了，翻译的难度可想而知。遇到费解的文法和用词，我会问身边的中国朋友，百分之七八十都能解决，可还有百分之二十，我需要发电子邮件给莫言本人。通常他都会给我解答，可有时候他也会无奈地回复：“对不起，为什么这样写我也忘记了。”(笑)

　　南都：你怎么看吉田富夫和井口晃翻译的莫言作品？

　　藤井省三：吉田先生对莫言作品译介到日本的贡献很大。我翻译《酒国》后，工作很忙，没有时间翻译莫言新的长篇小说。吉田先生延续我的工作，翻译了《檀香刑》、《四十一炮》等好几部长篇。可是好像大江先生对吉田的翻译不是太满意，他更愿意读英文和法文的译本。大江先生是伟大的作家，所以他的要求太高了。但在我看来，吉田先生的翻译有一定的水平，有日译本总比没有强很多。

　　日本文学对莫言的影响川端康成、松本清张都给予莫言启迪

　　南都：你选择研究或翻译中国作家作品的标准是什么？出名与否？在文学谱系里是否具有独特性？还是别的什么？

　　藤井省三：你刚才提到的两点其实都算我的标准。中国作家太多了，我能看到的作品可能只是百分之一。所以我主要是参考《当代》这些核心文学期刊、书店榜单加上朋友推荐。如果作品有助于日本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我就会选它。

　　南都：八十年代有一批“先锋派作家”，为什么你偏偏选中莫言？

　　藤井省三：我还是最喜欢莫言的作品。但我一个人精力有限，所以我在日本的朋友们有人翻译苏童，有人翻译余华，他们翻译后，我也会帮忙写书评，便于日本读者理解，所以说各有分工。

　　南都：你第一次去莫言故乡是什么时候？给你什么印象？

　　藤井省三：1996年我在翻译《酒国》时第一次去高密。当时莫言的大哥管谟贤是高密中学副校长，二哥做农民。我先来到高密，莫言的大哥把我领到家里。跟莫言家人一起吃饭一起喝酒。我看到了莫言早期小说比如《透明红萝卜》的舞台原型。可是我很吃惊，我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没有莫言小说里的气势磅礴。莫言写大河，可我看到的只有小溪(笑)。因为莫言小说的主人公是孩子，孩子眼中的小溪可能正是大人眼里的大河。莫言长大后，还能保留了如此丰富的孩童时代记忆，这就是天才。

　　南都：大江先生也是读了你的译本才认识莫言。能否谈谈你与大江的来往?

　　藤井省三：大江先生最早是在报纸上写书评，说读了我翻译的莫言作品，感触很深。大江先生给我的信和传真我都有保留，等大江先生百年诞辰，我会把他的信送给日本的文学馆。我还记得2000年，大江先生访问北京做演讲。在回日本的飞机上，他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说“在去北京的飞机上，我重新读了藤井老师的文学史，我在北京的演讲里也专门提到老师的著作”。

　　最近，我翻译的莫言的新的短篇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刚刚在日本出版，其中也收录了我新翻译的莫言诺奖演讲。我们把译本寄给大江，大江先生用传真给我们回信，表示祝贺，他希望日本有更多的读者能接触到莫言的文学作品。

　　南都：你能谈谈日本文学对莫言文学创作的影响吗？

　　藤井省三：莫言在创作严肃文学之前，发表的作品主要是宣传性质的小说。他在当兵期间，有一天在书店读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雪国》。看到第十七页，川端写到一条壮硕的黑狗蹲在那里舔热水。莫言非常兴奋，“原来这么写小说就会得诺贝尔文学奖？我脑子里这类故事太多了”。川端的创作富有日本文学“私小说”的气质，于是莫言也开始写作自己家乡的故事。

　　另外，上个世纪80年代因为电影《砂之器》，日本十大推理小说家之一的松本清张在中国也非常流行。松本善于分析犯罪心理，来批评日本社会。莫言小说《酒国》的主人公特派检察官丁钩儿的形象就是受到松本清张的影响。

　　关于写作自由“莫言首先要尽一切努力保证自己的写作自由”

　　南都：对“抄写讲话”事件你怎么看？

　　藤井省三：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文艺理论很有效果。莫言是作协的副主席，为了国家过去光荣的文艺理论做这样的事，我可以理解。虽然莫言对外的发言十分慎重，可是在他的作品里，你可以体会到很强的社会批判性。外国人批评莫言往往把问题简单化。其实莫言自己就经历过非常困难的时代，像之前提到的1989年到1991年他被禁止发表作品，还有1996年他发表《丰乳肥臀》后，这本书被禁止再版。所以一直以来，莫言首先要尽一切努力保证自己的写作自由，可能在争取他人的写作自由的机会就比较有限了。

　　南都：之前有人拿莫言的诺奖演讲和村上在耶路撒冷文学奖上“高墙与鸡蛋”作比较。你觉得可比吗？

　　藤井省三：村上先生在耶路撒冷能做这样具有公共性的演讲，可你要知道，他在日本国内，从来没做过类似讲话。他也怕这类公开讲话会影响到他的创作。村上看起来比莫言自由一点，但并不尽然。选择沉默和选择说话，要依具体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