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心目中，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既充满生机与活力又拥有成
就和希望的年代。在新中国六十多年的历史中，除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什
么最让人追怀的是五十年代？有人答：因为五十年代走在路上的都是民国的
人。
事实上，五十年代所以让人追怀，除了大凡一个新政权建立之初都有一个与
民休息阶段，因为这一时期往往是社会氛围最好社会风气最正的，当时一个
广为传颂的口号就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另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民
国几十年培养出来的一代社会精英大都留在了中国大陆，而正是这批人展现
出来的能力风貌使得整个社会面目为之一新——这代人可以说播种成长于民
国，而开花结果却是在五十年代。
国民党撤离大陆之初，也曾有个“抢救学人计划”，1948年12月初，时任国
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长的陈雪屏，奉蒋介石之命由南京紧急飞往北平，召集
北大清华校长梅贻琦、胡适等教授开会，秘密商讨“抢救学人”的实施办法
。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指派的飞机也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北平，停留在
北平南苑机场等待被“抢救者”登机南飞。此时的蒋介石败逃台湾计划已确
定，除了要按计划带走故宫里的古董字画和国库里的黄金珠宝之外，还要特
别实施一项以抢夺大科学家、大教授、大学者一同去台的“抢救大陆学人”
计划，以此为日后国民党在台湾经济文化的复苏与发展打下基础，然而，在
北平的大多数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分子人各有志，并不准备去南京跟蒋介石
赴台，而是愿意留在北平等待中共新政权的到来。1948年12月14日，“抢救
大陆学人”的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候了两天时间，除了胡适、陈寅恪、毛
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著名教授登机，大部分机舱座位都被空闲
着。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也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李
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0几位教授。到达南京后的梅贻琦，当着蒋介石的
面似乎该为不能多载几人前来南京而表示惋惜。对此，蒋介石十分懊恼，最
后不得不下令停止了飞机“抢救”。 结果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80余位院士中
，有60余位留在了大陆。各研究所、大学的图书资料、实验仪器则近乎百分
之百地保存了下来。也就是因为这批民国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留在大陆的缘
故，才为五十年代的中国保留下了文化元气建设动力。我们不妨来看些具体
例子。
比如五十年代最著名的“北京十大建筑”，其中人民大会堂的设计者叫赵冬
日。赵冬日（1914年～2005年4月3日） 高级建筑师。奉天（今辽宁）彰武人
。194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建筑系。曾任东北大学工学院教授、系
主任。建国后，历任北京市建设局副处长、市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市城市
规划管理局总工程师、市建筑设计院总建设师、高级建筑师，中国建筑学会
第三、五届理事。设计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政协礼堂等工程及人民大会
堂方案、天安门广场规划等。1959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从他的履历不难
看出：他成长在民国，留学在日本。而五十年代正好是他施展才华的时代。
甚至，新中国国徽的设计者们，也主要是民国时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新中
国成立之后，清华大学教授林徽因、莫宗江提出了一个国徽图案，后经过清
华大学教授邓以蛰、王逊、高庄、梁思成的协助，这年10月23日提出修改方
案，写出说明书：“拟制国徽图案以一个璧（或瑗）为主体；以国名，五星
，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璧是
我国古代最隆重的礼器，周礼：‘以苍璧礼天’。说文：‘瑗，大孔璧也。
’这个璧是大孔的，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个瑗。荀子大略篇说：‘召人以瑗’
；以瑗召全国人民，象征统一。璧或瑗都是玉制的，玉性温和，象征和平。
……大小五颗金星是采用国旗上的五星，金色齿轮代表工，金色嘉禾代表农
。……”很显然，没有这批民国时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这个端庄大气的国
徽是无从诞生的。也因此，国徽设计任务完成之后，梁思成自撰《梁思成小
传》，动情地写道：“他自己（梁思成以第三人称写作此文－－笔者注）所
引为最光荣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是清华大学营建系教师们的集体创作
，而他是其中的一个。”
还有，五十年代那些脍炙人口至今传诵在人们口中的歌曲，比如《青年圆
舞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小燕子》、《我是小小饲养员》、《劳动
最光荣》、《蚕宝宝》、《快乐的节日》、《上学歌》、《我是一个小画家
》、《哇哈哈》、《拔萝卜》、《丢手绢》、《堆雪人》、、《玩具歌》、
《星满天》、《小小的船》、《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我们是光荣的少
先队员》、《少先队歌》等等，其作曲家也成长在民国，且有不少有国外留
学经历。例如生于1935年的陈钢，他从小跟父亲陈歌辛学音乐，十岁起随匈
牙利钢琴家伐勒学钢琴。大学四年级时，与何占豪合作写了蜚声国内外的小
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后又编写了《苗岭的早晨》、《我爱祖
国的台湾》、《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清水江恋歌》等小提琴作品以
及其他器乐作品。
而曾为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影片《五朵金花》、《刘三姐》、《冰山上的来
客》、《景颇姑娘》、《芦笙恋歌》等谱写的乐曲。其中，为影片《刘三姐
》的谱曲，荣获1960年第二届百花奖中最佳音乐奖的雷振邦。则是出生于
1916年，几乎跟民国同时成长的人。他于1939年1月去日本求学，成绩优秀。
1943年雷振邦回到祖国，曾把中国古曲《悲歌》改编成管弦乐的曲子，供业
余交响乐团演出，这是公开演出的雷振邦的第一部作品。1949年6月雷振邦来
到中国电影乐团从事专业作曲，从此踏入影坛。1955年4月雷振邦被调到长春
电影制片厂任作曲，此后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30多年间，他谱写
的电影歌曲一百余首。至今仍腾跃众口。
也正是这批活跃在五十年代的民国人的恩泽，那些出生在五十年代，活跃
在八十年代的青年人才在他们最活跃的年代创造了新中国第二个朝气勃勃的
年代。而接下来的六十、七十年代生人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这批人成长于
文革时期，而这一时期，也正是说彻底摧毁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文化基础的
时期。文革十年，不仅西方文化一扫而空，而且传统文化也在劫难逃。历史
学家公认，这在现代世界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出文明悲剧。人们可以
摧毁所谓的旧道德、旧宗教、旧文化，却很难按照自己的意图科学地建立起
新道德、新宗教、新文化。人的理性设计能力是有限的。道德、宗教、文化
是无数代人的智慧的结晶，这样的智慧是任何一代人、更不要说一群自认为
已经发现了历史进步的方向、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的人所能比拟的。抛弃旧
道德、旧宗教、旧文化是容易的，但没有人能够聪明到建构出替代它的新道
德、新宗教、新文化。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全盘反传统反西化浪潮，中国人
与其祖先和世界都失去了联系，他们遗忘了人类在漫长历史中所形成的信仰
、规则、价值。文革开始之后，整个国民经济几乎陷入停顿，正常的生产生
活受到重大影响。随着文革的深入，人们本来很正常的言行变得出奇的敏感
和小心。捕风捉影，戴帽子，反革命，劳改，反动，体罚，株连九族等等，
都因为政治原因变得普遍。许多一身正气，大义凛然的中国人在这场运动中
成为牺牲品，阶下囚。而为了在这样一个畸形社会中求得生存，又有很多人
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于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出卖朋友，阳奉阴违的风
气再次成为主流。因为在这十年中，中国社会没有民主，没有人权，没有法
制，有些当权者的权力膨胀到极点，没有人可以约束。这与一百年前所推翻
的腐朽的满清王朝是何等的相似。原本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急转直下，道德
沦丧，不堪回首。于是人们变得极端自私，因为要生存就要先保全自己的利
益；人际关系变得无比冷漠，因为你无法相信任何人，就连自己的子女，最
好的朋友都可以打倒你，出卖你；公民彻底失去对社会的责任感，因为社会
本身就没有给他们公平和利益，只给他们无尽的失望和懊恼。人们变得怕事
，不爱出头，懦弱，趋炎附势，麻木，爱占便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政
治丧失热情，这种风气与处世态度经过十年的培育，不仅在亲历文革的很多
人的心理深深埋下，也由于他们影响到他们的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
而当这一代人成长起来并成为社会主体时，我们就看到文革中种下的恶果
，在今天开花结果——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对时下中国人精神面
貌的总结，就是：“我们国家是四荒八无——四荒：荒唐、荒诞、荒芜、荒
谬；八无：无知、无能、无情、无义、无道、无德、无耻、无赖。”虽然骇
人听闻，但只要我们对中国社会有真切贴近的认知，恐怕就不能不承认周教
授的看法的确是一针见血的。
当年样板戏《红灯记》有唱词云：“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
什么花”，此话用于建国后中国社会风气的演变，倒也十分切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