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下午，江西警方证实“大师”王林因涉弟子“邹勇遭绑架杀害案”被抓。早在2013年，王林被曝出多个猛料，包括其与政商界人物暧昧不明的交往，以及涉嫌多起违法犯罪行为等。王林与邹勇的明争暗斗，也一度引起社会关注。（据凤凰网）
“徐才厚的违纪违法活动对部队建设的损害是全面的、深层次的”，要求彻底肃清徐才厚案件的影响，“把老红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恢复好、保持好、发扬好，把部队搞得更加纯洁巩固”，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牢牢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特别是员干部更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含糊”。
王林是否像英国金融时报说的那样，是游走于中国体制缝隙里的狐狸，暂且不论。说王林之前，笔者想到则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视察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当过政治部主任的16集团军的那番讲话。此间，固然被外界认为是习主席在传递一个重要讯息，就是中共对于徐才厚个人和军队是区分开来的，并没有因为徐才厚出了问题难为其过去待过的老部队，习主席是“以行动安抚军心，这个方式是非常有智慧的。”
同时，习总苦口婆心的一番讲话，在体现出中共依法治国、依法治军决心不动摇。按照人民日报评论另一名高官令计划被批准逮捕后的说法就是：共产党与腐败水火不容。
原因是，令计划的所作所为，完全背离了党的性质和宗旨，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极大损害党的形象，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彻底查处令计划严重违纪案件，彻底肃清令计划造成的恶劣影响，对消除党内隐患、严肃党纲党纪、净化党的队伍具有重要意义。坚定不移惩治腐败，坚决清除害群之马，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
然而，笔者今天行文，说的却并不是这些，而是在看到华西都市报20日称，与原广东省常委、原副书记兼省政法委书记朱明国的相交甚好的“大师”王林，求助朱明国遭到拒绝后称，自己并不恨朱明国时，也想到最近关注的青海花宝蜂业公司的厂房与职工宿舍楼，被青海省西宁市政府，包括国土局“一地二卖”，在花宝蜂业不知情的情况下，又将土地卖了青海宗业地产公司引发的诉讼官司。而在这里将花宝蜂业案与王林案放在一起，是因为见到《法制晚报》的另一篇报道《民企厂房遭强拆保安被扔荒野》。
关于花宝蜂业遭强卖一案，据法制日报旗下的法治周末报道《西宁市政府一地二卖两次成被告 国土局称程序合法》。然而，笔者却将西宁市政府的这种宁可丢掉政府公信力的行为，看作是一种“小偷”或者“强盗”行为。
也就是说，包括王林“雇凶”杀害其弟子邹勇一案，及发生在苏州的《民企厂房遭强拆保安被扔荒野》，和青海花宝蜂业当前遭遇，都属于一些人将公权力玩弄股掌之中的结果。说到底，还是权大与法大问题。不只是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有权不适，过期无效”的缘故，还是其它。按照人们当下的习惯看法，包括王林之流认为，法律是狗屁，高官才是法律的实际控件者。只要掌了权力资源，就能在体制的漏洞罅隙中穿行自如，大享其成。
当然，不只是王林之流这么认为，包括最高层官员周永康、徐才厚、苏荣、令计划等成为副国级的高官在内，用自己享有的权力，将驾驭于法律之上，视法律为粪土时，或也是这样想的。显然，习近平主政中国后，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中国社会即已形成的公权力缺乏有效的法律约束的系统性陈年老病，一时肃清却并不是这么简单，比如苏州民企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遭强拆并将看管企业的保安扔至荒野，及青海的花宝蜂业的厂房与职工宿舍楼同样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西宁市政府，包括西宁市国土资源局强征、强卖给其它地产商违法行径，无不凸显了一些行政部门及官员将权力驾驭法律之上的嘴脸。
这种嘴脸，及权力的嚣张，在民间智者看来就成了：“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讲法制；你跟他讲法制，他跟你讲政治；你跟他讲政治，他跟你讲国情；你跟他讲国情，他跟你讲接轨；你跟他讲接轨，他跟你讲文化；你跟他讲文化，他跟你讲老子；你跟他讲老子，他跟你装孙子！你跟他装孙子，他跟你讲道理”的荒诞俚语。
回归到今天的主题，王林之所以由一个劣迹斑斑的街头混混，长期走红，并笼罩在众多官员、明星、商人的光环之内，是因为王林在适当的时候，寻租到了权力的保护，像滚雪球一样，聚敛到雄厚的财富的结果。至于王林身边层出不穷的明星佳丽，只不过是其敛财和宣泄兽性的工具罢了。也就是说，不知从何时起，权力已成为了中国社会最硬的硬通货。权力不仅支配主要的社会资源，还是真理的裁判者。不仅学界有人这么这么说，连低层普通百姓也这么认为。因此可见，王林利用其机巧结交上官员，才是其发达的关键。
给英国金融时报撰文的评论家杨俊峰，在仔细探究王林的经历后称，王林发达的最关键转折点在于，成功地“俘获”了原江西省公安厅厅长丁鑫发，由此叩开了他打入官场的大门，完成最关键的原始积累。由此便一通则百通，奠定了后来的王林神话的根基。总结起来，王林成功的要诀在于，俘获一个官员后，不仅利用这个官员的地位和权力为自己直接牟利，还借此巩固和放大自己的光环，尤其利用这个官员而结交更大的官员；而高官则是无意识地成了王林塑造自己光环的道具和大旗——其实在中国的各行各业，都往往把与高官的合影作为其重要的形象资本。
有了官员和权力直接或间接背书后，在众口相传的共振、叠加效应下，加上王林精于包装夸大的“经营”天赋，大师神话才越来越耀眼，才有大量名人和商人攀附。在王林所依附的生态链上，官员尤其是高官仍位居最顶端，而王则利用其机巧吸附在这些官员身上，构成食物链的第二级，下面依次是名人、小官、商人。
继而，如果说各路名人结好王林主要因为王的名气，那么商人包括低级官员的攀附则主要看重的是王林的权力资源。导致王林大师现形的“关门弟子”邹勇，便是典型例子。他之所以愿意不惜重金结好王林，根本原因其实并非是仰慕王的神功，而是王林的官场资源。王林官场资源确实也给邹带来过巨大的利益。后来邹勇能够结交上原铁道部长刘志军，并申请赣西电煤大货场项目，聚敛到大笔财富，就是典型的例子。
至于发生了邹勇被沉尸潘阳湖，王林锒铛入狱，则是典型的狗咬狗，与黑吃黑的真实写照。至于这种写照与某些抑郁症官员自杀，被怀疑是保护更大的贪官，而换取这些大官保护其家人安全，并一辈子锦衣足食的可比性。而需要另说着。在杨俊峰看来，王林与早前曝光的一些游刃官场的所大师的相似规律取决于，这些所谓大师与官员关系的密切程度以及官员权力的大小。由此，与具有强大背景的王林等大师的大手笔相比，那些没有什么权力背景的民间“野生”大师，所干的都只是小儿科般的“小买卖”，所蒙骗的只能是底层无知百姓，而王大师却还每年都斥巨资对贫困家庭行善。他的这种做法，与当下中国一些为谋取更大利益的商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各自的包装不同罢了。
也就是说，中国社会之所以孕育出王林这样的病态的奇葩。并让其像滑溜机敏灵活的狐狸，在体制的漏洞罅隙中穿行自如，大享其成，事实上是缘于中国社会所形成最为重大的系统性陈年老病，即：公权力缺乏有效的法律约束。只要权力的魔力仍漫无边际，类似王林的大师及其神话就仍会在中国不时产生。杨俊峰的说法，其实，在笔者关注青海花宝蜂业厂房及职工宿舍楼时，也想到了一些，只是没有这么具体罢了。诚如花宝蜂业的董事长张敬群给笔者发来短信问，今天是他的花宝蜂业遭此遭遇，那么，接下来会是谁呢？显然，这个问题，很少有人能够准确回答。（文/梁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