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
民族复兴的地缘意义：建大中华亚洲共和圈
文/ 亚洲新闻周刊主笔 刘浩锋
在一个流行私有化与优胜劣汰的自由竞争社会，我相信，狼群与羊群的博弈，最后一定是狼群在主导社会秩序。那么，由此可知，一段时期以来，国内外陆续详细揭露图雄统治世界、已经支配西方由来已久的神秘组织共济会，是完全可信的。他们追求在世界建立一种金字塔结构的统治。
位于统治核心圈的是13个顶级家族。他们是罗斯切尔德家族Rothschild（Bauer or Bower、布鲁斯家族Bruce 、卡文迪许家族 Cavendish (肯尼迪Kennedy 肯尼迪)、麦迪西家族De Medici 、汉诺威家族 Hanover、哈布斯堡家族 Hapsburg、克虏伯家族 Krupp、金雀花家族 Plantagenet、洛克菲勒家族 Rockefeller、罗曼诺夫家族 Romanov 、辛克莱家族 Sinclair（St. Clair）、华伯家族 Warburg 沃伯格(del Banco)、温莎家族 Windsor (Saxe-Coburg-Gothe)等。这些家族大都对应一种特定领域，如金融、能源、军工、意识控制、宗教系统、大众传媒、教育等等。
换句话说，就是这么十几个家族的团结互助，以极少数人秘密控制奴役着世界大多数人。这种奴役不仅由于长期隐秘，以致让人看不到痕迹。也是方法的得当，通过形式上的公正，包括新闻自由、民选、法治等方法获取人们的信任，让人们相信他们的权力与显赫都是经过群众铸就的。大多数民众参与选举，与那些拥有强大的资金与有组织的传媒说教时，是怎么也拿不到取胜票数的。分散的民众数量再大也无法与实质控制着社会金融、能源、传媒、教育、军工的巨头竞争。因而，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和学提出的概念：真正合乎民心维护民利的民主，参见《和学第五卷——政治科学原理》）而言，后者更重要。若是形式民主不能和实质民主互为表里统一，那么，形式民主是强奸了实质民主，巧妙奴役了民心与民利。西方民主大多是这种类型。相反，若是缺失形式民主，却能有效出现实质民主的结果，那么也是不错的。中国历史上的天下为公的圣贤禅让制就是例子。于当今全球化社会而言，完美的治理当是通过形式民主展现实质民主，通过民选选出真正合乎天道、体恤万民的圣贤，而不是某个狭隘利益集团或家族的政治代表，将政治变成互损循环整体利益最小化的角斗场。
而法治，永远是巨头们调教好的法学专家、议员代表用来奴役人们的拿手好戏；因为，巨头们总是率先知道法律的漏洞在哪里，在“法外无法”的原则下，他们总是能够约束大众，而自己规避法律约束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至于他们鼓吹自由，更是荒谬。因为当美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与组织扩张时候就会遭到压制，将自由信念赤裸裸毁弃。自由在一些无损巨头利益的时候是可以被容忍的，个体的自由在他们早已夯实社会秩序、掌握各大命脉行业的社会里，根本无法动摇他们的根本。而且，自由，常常被巨头们用来作案行恶，成为蒙蔽大众的遮羞布，好比联合国只是巨头们用来服务美国利益集团的橡皮图章一样。
综上而言，民族复兴的地缘意义与民族文化复兴互为依托。文化复兴在某种意义上吸纳了西方文化注重个体与程序、形式功能、效率、市场竞争等的元素，同时光复中国文化注重整体、仁爱、民心、公正、宏观调控等的元素，彼此互补构成一个完整的更为科学的文化价值体系。
因为注重整体，就当今可以考证的历史血缘与文化血缘而言，不仅仅是东南亚，而是整个亚洲与部分欧洲的文化的根都源自中国。学者流波多方考证认为，整个人类的文明源头在中国。（参考流波著：《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湖南人民出版社），姑且不谈人类，但从亚洲而言确实是可以触摸到的。无论语种、文字、血系、地缘、考古、历史、建筑、服饰等等，都可以发现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浓浓的亲缘。从韩国无论国家文化“太极图”国旗，还是人种，卢泰愚总统曾到山东寻根，其根源有史可考都在中国。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也有福建“寻根之旅；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先生多次来中国寻根祭祖；越南、老挝、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蒙古等等周边国家都是中华文明成长过程形成的分支。中国若真的崛起，首先是文化复兴运动要光复整体主义与天下一家、天下为公的价值观，重新将这些华夏后裔团结起来，一起建成更为宏阔友爱的“华夏大家族式”的亚洲邦联共和圈，打破西方文化对东方社会的各个分化与短期功利奴役，重构亚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一体化秩序。这样一来，既加强了亲情达成大整体，壮大了华夏民族；又化解了周边小国被欧美绑架讹诈包围中国的困境。也化解了日本国担心岛国沉没生存空间窒息的老大难问题。
这样一来，西方只是13个小家族集团，以小家族形式与小亲情，欲统治世界；而东方是真正的大家族形式与大亲情，邦联共和，服务世界。谁真正代表世界光明的力量与未来文明发展的方向？不言自明。（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