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五个犹太人做到了，他们是摩西、耶稣、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
一、摩西：商业秩序的设计者
摩西，在埃及语中意思是“儿童”或“儿子”，在希伯莱语中的含义是“从水里拉出来”，因为法老的女儿把摩西从水里救了出来，所以为他取了这个名字。天主教称他为梅瑟，伊斯兰教称他为穆萨。摩西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从他出世后的五百年里，摩西已经为所有的犹太人顶礼膜拜。他的父亲叫暗兰，母亲叫约基别，父母都是利未家的人，他的哥哥叫亚伦，是以色列第一个大祭司，姐姐叫米利暗，是一位女先知。到了公元五百年时，摩西名气和声望同基督教一道传遍欧洲。一百年以后，就连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也认为摩西是真正的先知。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摩西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里（甚至包括埃及）成了受人敬仰的人物。
摩西是犹太民族的宗教先知，《圣经》里的《摩西五经》便是由他亲自执笔撰写而成。犹太民族大约有5000年历史，犹太人属于古代闪族闪米特人的一支。闪米特人当时生活在撒哈拉北部地区，以畜牧为生，随着气候的变迁，逐渐东移来到西亚两河流域和叙利亚草原。由于该地区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所以又称为“新月地区”，从今天地理上看，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约旦都包含在新月地区范围内。后来，东闪米特人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逐步融合互相影响，发展出了：古巴比伦人、古亚述人等，而西闪米特人再次分化为3支：西北支、中支和南支。西闪米特人包括：巴比伦人（今天的伊拉克）、亚述人（今天的伊朗）、腓尼基人和希伯莱人，而其中的希伯莱人就是犹太人的近祖先。因此，犹太人属于西闪米特人的西北分支，他们分布在：巴勒斯坦、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而中支西闪米特人就是现在的阿拉伯人。
根据考古发现，古希伯莱人最初是由许多属于闪族的战败部落拼凑而成，这些失败者结盟的目的是：一为生存，二为赚钱。合并以后的希伯莱人决定定居迦南（巴勒斯坦）。可是事与愿违，他们结盟以后反而招来了埃及人更加猛烈的进攻，结果希伯莱部族中的大部分男人和青年战死。眼看自己的民族即将消亡，这个弱小民族的长老们不得不召开全族大会，集众人之智，寻求一个民族的生存之道。
希伯莱的长老们深思熟虑后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才能让埃及人结束战争呢？”办法有二种：第一，所有希伯莱人都被埃及人消灭，没有了敌人，也就没有了战争。第二，希伯莱人主动向埃及人投降，并且自愿献出所拥有的一切财产，自愿成为埃及贵族的奴隶。这样一来，埃及人也就没有了敌人，战争自动结束。
经过商议，希伯莱部族长老们决定化整为零向埃及人投降，按照每80人～100人编成一队，然后集体投奔埃及贵族，成为他们的奴隶。经过谈判，希伯莱人与贵族达成了一种契约式的主仆关系。在早期的私人信件中记载着，希伯莱人与贵族主人立约自愿为仆，并且贵族主人在世期间这张契约始终有效，而主人逝世后，希伯莱人则自动恢复自由身份。
其实，埃及贵族之所以愿意接纳希伯莱人成为自己的契约奴仆，是因为非凡的生产能力和做生意的能力。比如，希伯莱人种植的粮食和蔬菜一定比别人的产量大，他们养的牛羊一定比别人的肥美，他们养出的马一定比别人的马骏美彪悍；另外，同样一匹马、一头牛或一只羊经过希伯莱人的手卖给别人，就一定会给主人带来更加丰厚的收入。当时，迦南（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是除巴格达以外最大的商品集散地，众多商人和商队川流不息地打这里经过，所以，这里也就自然成为各类商品交易的地方。
在公元前19世纪，犹太人的活动介于沙漠与迦南之间，当时的犹太民族就已经真正跨入了国际贸易的行列，他们已经参加到从基列（基列山盛产香料，位于约旦河东面）贩运香料、乳香的商队。在这段时间里，商业形式的契约，已经在犹太人的头脑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在犹太人看来，商业就是提供一种产品或服务，只有诚实对待，取得别人的信任，自己才可以获得利润。而不能履行契约或者单纯地想从别人的口袋里捞钱的人，就等于抢劫。另外，不守信用必定会导致纷争，而纷争进一步升级就会导致流血和死亡，而出现死亡的一方又会向另一方复仇，于是犹太民族又重新陷入死亡的境地。
从政治盟约角度看，从犹太民族自诞生起就始终处于同异族之间不断冲突、又不断结盟的动态过程中，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契约关系。显然政治契约的重要性大大超越了商业领域的买卖合约，但是，政治盟约的稳定性又会次于商业领域的买卖合约，这又再一次加深了犹太人对契约的情感和认识。犹太人认为：不论政治契约，买卖契约，还是其它形形色色的契约；不论这些契约在性质上、内容上或者形式上有何种不同；只要是契约，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使杂乱无序、变化莫测的世界得以秩序化。是契约，使人们可以根据所订立的合约而开展有计划地行动，契约使人们在可以预见到自己行为结果的基础上，做出理性的决策。而所有这些计划性或可预见性的前提，恰恰就是那个以语言或文字形式签订的合作文件。
换而言之，世界的秩序、行为结果的可预见性，都是因为语言表述清楚并且书写成文字之后，才得以实现的。既然契约对世界的发展，人的活动具有如此重大的作用；所以，契约在犹太人的大脑中，就上升到宗教高度。于是，犹太人确定，上帝之道就是世界之源，上帝之道就是秩序之源，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因此，犹太人对上帝的信奉，代表着犹太人与上帝的关系，犹太人与上帝的关系不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一种契约的关系，这样一来犹太人又成了契约之民。然而，任何一项契约最后能否得到履行，买卖行为的可预见性最后能否实现，取决于缔约的某一方是否毁约。而毁约所带来的损失和灾难，始终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这些早期的立约者之间，尤其是那些常常居于被动地位的犹太人。这种不确定的力量，让犹太人对于契约有一种既期待又恐惧的心理，就这样契约又被犹太人转化成类似图腾的神圣象征。与其说上帝是与犹太人立约的神，不如说犹太人的神就是“契约”。这种对“契约”的崇拜在犹太人亡国流散之后，反而变得更加强烈了，因为历史遭遇和对他们不友善的社会环境，使得他们对契约的依赖性更高。研究发现，犹太商人甚至在和有毁约习惯的民族做生意时，也很少毁约。
那么，犹太人是怎样规避交易的风险呢？
他们在签订契约的时候，非常讲究谈判的艺术，千方百计地讨价还价，利用一切手段掌握谈判主动权。所以犹太商人的遵信守约的一个前提条件是：“签订一份无懈可击的、对自己有利的合同，是遵守契约的可靠保证。”
以下是美国著名犹太家族企业富兰克林铸币公司跟中国万科谈判的经典案例。1988年，万科与总部在美国费城的富兰克林铸币公司合办的精品汽车模型加工厂，万科专门在深圳水贝工业区购置了工业厂房。当时，万科为吸引投资项目，开始在美国的《时代》、《读者文摘》等英文刊物上登招商广告。美国富兰克林铸币公司看到英文广告，同万科取得联系。通过富兰克林铸币公司的宣传册，王石感觉到，这个合作机会是个“金娃娃”，要抱住不放。最先同万科接触的是位名叫皮特的香港人，两个星期后对方换了个美籍德国人。一个月之后继续谈判，又换了一位美籍日裔小个子的陌生面孔。一个星期后，一位律师又接过手，他是美籍犹太人。签合同时，真正的老板，一位爱尔兰的犹太人才出现。开始，王石没太注意富兰克林的谈判代表的变换情况。随着谈判的深入，他才开始理解频繁更换谈判人员的含义。
谈判代表的选派是根据流水作业法来制定的，有规律可寻：首先来的香港人，是一位中国大陆通，负责对万科能力及潜力的评估；德国人来谈工艺流程设计，他把产品组装的工序环节卡到以“秒”为单位；日裔小个子是位工艺和产品的成本控制师，计算每件产品加工费的最经济支出；犹太律师来了，不是谈怎么保障合同执行，而是探讨终止合同时的双方义务和责任的详细条款。甚至包括厂房内的一扇玻璃更换后，结束合作时这扇玻璃窗是否恢复到原状这样的细节。
谈判终于结束。签合同时，发现了一摞合同文本。负责起草的是美国一家法律事务所驻香港公司，仅律师费一项，富兰克林就支付了300万港币。王石心想：花这么多钱调查万科，还不如把钱直接给万科，能做多少事啊！很快王石又体会到：同犹太人创办的富兰克林合作，赚钱固然重要，但从方法论上，学习对方的人才组合、严谨的工作方式、强调效率的做法、尊重法律的商业精神才更具有价值。
从此，万科与合作伙伴签署的合作文本也变得厚了起来。“你们的合作手续是不是太烦琐了？”许多合作者不理解的问王石。最不理解的还是合作文本中的“离婚”条款。对方很生气：还没开始合作呢，怎么就开始考虑分手的事？什么意思啊？太像犹太人了。
富兰克林合同上对万科有很苛刻的约束，做不到的将受到如何如何惩罚。然而犹太人却具有灵活性。尽管合同条款非常苛刻，但在具体执行合同中，富兰克林仍在合同的执行上把握着一定的弹性。在和富兰克林合作的过程，也是万科进一步学习国际化，学习严谨的思维方式和规范化工作方法的过程。
犹太人在《塔木德》上写到：“每次合作都是初交”。因为在生意场上，守信是一种基本道德；而谨慎则能避免因对方的失信，而给你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犹太商人哪怕同再熟的人做生意，即便是同自己的父亲和亲兄弟做生意，犹太商人也决不会因为亲情或上次生意上的成功合作，而放松对这次生意的各项条件、要求的审视。他们习惯于把每次生意都看作是一次独立的生意，把每次接触的商务伙伴都看作是第一次合作的伙伴。犹太人在与第一次合作的伙伴做生意之前，总是会花钱调查这个人或这家企业，要了解资产的分布、资产的质量以及资产可以折成多少现金。而我们中国人跟别人做生意会轻易相信别人，发现上当以后，才会花钱跟别人打官司。但犹太人就不会掉入别人的商业骗局和陷阱之中，这就是调查的好处，另外在谈判桌上犹太人会锱铢必较毫不留情，因为成功签定一份对自己有利的商业合同书，就是为了更好的履行合同、遵守合同。
守信用，就是遵守约定，而诚信则被犹太人奉为“最高商法”。不论是《圣经新约》还是《圣经旧约》，都是一种承诺。立约，就是承诺要做的事情，如建立关系，给于物品，或交易等等。约的另一种表述是：信用，规矩和传统等。“约”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很多人要将约定的事以文字记载下来，如合同，契约，备忘录等。但是，人的罪性，不信，悖逆，所反映的就是不守约定，不守规矩，因此就诞生出了诺言。
《摩西十诫》是《圣经》的起源，她体现了平等的“人神契约”精神：谁要毁约，谁就会受到上帝的惩罚。同时，人民也有“神不佑我，我即弃之”的权利。
第一条：“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第二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戒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第三条：“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提醒犹太人，上帝如此伟大，故不能妄称他的名。一般以“主”或“上主之名”相称。）
第四条：“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任何工作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第五条：“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土地上得以长久。”
第六条：“不可杀人。” 人的生命必须受到尊重。
第七条：“不可奸淫。”
第八条：“不可偷盗。”一般将其解释为窃取一切财产都有罪，包括剽窃他人的主意在内，于是发展出了一系列复杂的赔偿制度。
第九条：“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在文明的社会中，法庭必须清廉。最基本的诚实是每个人必须遵行的道德。
第十条：“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就是知足常乐，不能贪恋他人财富。
摩西是公元前十三世纪犹太人的先知。在人类历史上，有二项成就应归于摩西：第一，他是《出埃及记》中提到的率领希伯莱人“走出埃及”的政治领袖。是他率领受够了埃及人迫害的希伯莱人，重新回到迦南（巴勒斯坦），到达上帝应允之地，达到上帝赐予的流着奶和蜜的地方——迦南。显然这是摩西受之无愧的光荣。第二，他是《圣经》五卷（《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的创造者，这圣经五卷也被称为《摩西五经》，此外，五卷也是构成犹太教基石。《五经》制定出一套犹太教徒行为上的清规戒律，其中包括“摩西十戒”。另外，摩西十诫也是我们人类一切社会制度，一切司法制度以及一切企业管理制度的起源。因为，创建一个国家，创办一家企业，赢得顾客和员工的信任，或者使自己成为受欢迎的人，都必须知道——“什么事情不能做”。摩西正是在“十诫”的基石上建立了一个，真正统一的以色列王国。
摩西也是先知中最伟大的和最长寿的人，他活到120岁，直到最后一刻他双眼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他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将手按在他的头上，约书亚就被父亲的灵充满身体，以色列人便听从他、服从他。摩西是犹太人中最高的领袖，他是战士、政治家、诗人、道德家、史家、希伯来人的立法者。摩西是改变世界的第一位犹太人，摩西十诫为世界带来了秩序和法律基石，他的思想为整个人类社会带来了“和平”、“公平”和“诚信”。
二、诺贝尔奖得主93%信基督教
最近,王石在博客上写了许多篇“与神角力”的博客文章,特别扣问三个问题.我概括起来,第一是上帝是否真的存在？第二是如果上帝存在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纷争包括宗教纷争？第三是为什么人类不能建立大同世界？并且王石还说如果要他选择一个信仰,他会选择基督信仰,因他的企业文化和治理结构与基督教义最相吻合。市场经济本来就是“教堂+市场”，这是市场经济最优秀模式。
1、80%科学家信基督教
耶稣，出生于公元前3年，他的希伯莱正式全名是”约瑟的儿子约书亚”，是基督教的核心创始人，基督的含义是“救世主”。耶稣的事迹很多，但最主要的事迹是向人们传授天国的福音，他是为天国而来，也是为天国而去。与以前人们理解的天国不同的是，耶稣传的天国是地上的、凡人的天国。当天国降临到地上时，悔改的人会享有祝福与永生，不悔改的则会被定罪。耶稣也描述了很多天国的规则，引导出人们悔改后走向天国的路径。
拿破仑曾说：“基督存在的本质是奥秘，我没能读懂。但我明白一件事，他能满足人心。拒绝他，世界就成了一个令人费解的谜；相信他，人类的历史就可以找到圆满的答案。我知道人，但耶稣不单是人，世人与他是无法相比的。亚历山大、凯撒、查理曼大帝与我都建立过大帝国，但我们建国靠的是什么呢？靠武力。但耶稣以爱建立他的国度，光是在这一时刻，世间就有成千成万的人愿为他抛头颅、洒热血”。有人问著名的历史学家威尔士，谁是影响人类历史最甚之人时，他回答说，“若按历史的标准来决定，此人非耶稣莫属”。
爱迪生说：“假如我否定上帝的存在，我就等于亵渎我的知识，我深信有一位全知全能，充满万有，至高至尊的上帝。圣经宝训乃是人类行为最高的水平，也是人生道路不可片刻离开的指南。”
著名文化学者林语堂说，“耶稣的世界和任何国家的圣人、哲学家，及一切学者比较起来，是阳光之下的世界。耶稣用完全简易的态度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有了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他又用一种真正高贵的声调，例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就连哥德这样一位对基督教持有偏见的天才，当他晚年回顾辽阔的历史领域时，也不得不承认：“如果神真要来到世间，他必然是出现在耶稣这人身上”。麦道卫在“无可比拟的耶稣”的福音单张中有如下描述，“在1900年以前，一个违反出生律的婴孩诞生了。他生于贫穷，长于卑微，他从未有机会旅行，一生中唯一一次出国的机会，乃是童年时代的一次逃亡。他既缺钱财，又乏影响力。他没有显赫的亲戚，也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但在他尚无知的时候，就有君王因他惊惶。及至孩童的时代，他的话使学问高深的人希奇。到他成年的时代，他操纵自然界，能在巨浪中行走，又能使海平静。他不用药治好无数的病人，而且分文不取。他没有写过一本书，但世界的图书馆中却容纳不下一切有关他的书籍。他从未写过一首歌，但歌颂他的诗歌却多得不可胜数。他从未创立过大学，但世间一切大学生的总和尚不及追随他的人数为多。他从未带领过一支军队，也从未征过一名士兵；他未动过一枪一箭，然而世间没有一位领袖能象他这样拥有无数的志愿军，接受他的命令，不发一枪一炮，就使敌人无条件的投降。他不是心理医生，但他却医治无数心灵痛苦的人。每周的第一天，市面上商业停顿，人们到教堂去崇拜他。希腊、罗马的伟大政治家们的盛名早已消逝，闻名的科学家、哲学家与神学家的名字也从历史上消失，但这个人，知道他名字的人却愈来愈多。虽然经过十九个世纪，他仍然活著。希律王用十字架摧毁不了他，坟墓的门也不能封住他。如今他站在天堂的荣耀当中，被称为神。天使敬拜他，信徒仰慕他，魔鬼惧怕他。
这个人是谁呢？耶稣既无释迦牟尼那种显赫身世，又没有穆罕默德创教时所拥有的财力和武力。耶稣也不象这两位教主在世时已有成千上万的追随者，他在世时只有十二个门徒，其中一个还出卖了他。当他无辜被钉十字架时，他的门徒大都逃散了。基督教创立近两千年来，教会并非无辜，教会领袖的失败和犯罪，曾使教会深蒙耻辱。但是，基督教却依旧保有创教者的特性和榜样，基督教仍在不断发展、壮大。因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源头，他是活著的耶稣基督，我们个人的主与救主”。一个出身如此卑微、身世如此平凡的人，能这样深刻地影响着当今世界的科学家和企业家。耶稣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然而，如果耶稣仅仅是一个人，他已死了近二千年，和我们就没有多大关系了。问题的核心在于，耶稣不仅是人，同时也是神，是取了人形的神。耶稣基督的信念改写了人类的今日，人类今日的文明，基督教起着巨大的作用。今天，地球上有22亿人是基督徒，其中科学家中有80%信奉基督教，诺贝尔奖得主93%信奉着基督教。
1999年美国《生活》杂志评出千年来全球最有贡献的100位人物，爱迪生名列榜首，被誉为“发明大王”，曾改进电报和电话，发明电灯、留声机和自动收报机等，其中获专利权的就有1328项，未申请专利的还有2000多项，他是对近代科学进步最有贡献的人。英国皇家学会会长洛奇称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爱迪生一生致力于研究，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他经常每天工作20小时。他如此劳苦，不但不感疲乏，而且精神越来越好，思想集中，数十年如一日。更值得钦佩的是，他虽一生不懈地专心科学研究，却并未影响他的灵性长进，他还是一位有明确、强烈基督信仰的科学家。
米勒在《爱迪生传》中说：“如没有神的启示，没有一个舵手，没有一个引导的力量，爱迪生决不会有一个科学和数学的精密头脑来领悟宇宙的奥秘。”爱迪生说：“我敬佩世上所有的工程师，但我最敬佩的是那位最伟大的工程师——神。”爱迪生有一次对朋友拉色洛说：“我认为每一个原子必由某种智慧所掌管，所以能千变万化，显明创造者的奇妙。”拉色洛问：“这种智慧从何而来的呢?”他回答说：“这种智慧乃是从一个比我们更伟大的能力而来。”拉色洛又问：“那你是否相信有一位全能的造物主神呢?”他肯定地回答说：“当然，神的存在，在我是几乎可用化学来加以证明。”他的家人说，他对神有一个敬虔的信心，在他的奥兰奇实验室里写了句座右铭：“我深信有一位全智全能、充满万有、至高至尊的神存在。”美国的科学界人士为庆祝爱迪生的发明对人类的贡献时，爱迪生致答谢词说：“多谢主席和你们对我说了这么美丽的祝词，实在不敢当。就事论事，我只是在神所创造的科学中寻求而发现必需的原理和定律，再加上人工的调配，就是这样成功地制造出电灯，愿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造物主神。”
爱迪生认为：世上无论哪一样事物，我所已知的部分，与那未知的部分相比较，所知的不到百分之一中的百万分之一!我们不知道水究竟是什么，光是什么，地心吸力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站立，脚就会站立得稳。究竟电是什么，热是什么，磁力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世上所谓的科学家和发明家，实际都是发现者，正如爱迪生谦卑地说：“我哪里是发明电灯，只不过是用钨丝把电引导在管子里让它发光而已，这哪是发明呢？真正的发明家是神，神发明了电，我是发现者，人们不应说我是发明家。”有记者问他：“你一生最大的发明是什么?”他回答说：“我发现了耶稣是我的救主，洗净我一切的罪。”爱迪生认为，向神祈祷是人生力量的源头。每当他遇到难题，就在实验室里祷告，祈求神的帮助。他在实验室里放着圣经，随时可阅读。因为圣经的宝训乃是人类行为最崇高的伟大典范，也是人生道路片刻不可偏离的指南。
培特瑞克·梅森这个名字也许没有许多中国人知道，但是，他是发现丝虫病、血吸虫病、疟疾病因和传播途径的医生，他的发现拯救了无数的中国人。他参加组建香港大学，是该校首任教务长，后来又倡导建立伦敦热带病医学院。1900年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还医治过李鸿章的顽疾，孙中山曾经是他的学生。
有一封信可以说明梅森高尚的医德，“亲爱的依莎贝尔小姐，这也许是我给你的最后一封信了。当伦敦午夜的雾笛响起，就是我要离开的时间，再度回到中国，我日夜梦回的所在。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染着可怕致死的嗜血丝虫、血吸虫、疟疾，在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前，病魔就先夺去了他们的性命。中国需要我！亲爱的依莎贝尔， 在过去的十个月里，我不是在图书馆里苦读，就沉湎在显微镜前，很少对你细语呢喃，情话深诉，真是满心的歉疚。对中国人苦难的负担，使我无法扮演一个好情人。但是，如果回到福音的战场，你将发现我是全力以赴的一流战士。亲爱的，你愿意来中国吗？”1875年12月21日，依莎贝尔小姐搭船来到中国的厦门，与梅森医生结婚。
梅森第一次抵达厦门时厦门已是个很大的港口，有30万居民。梅森在厦门开了布道医院，但是没有人肯上门就医。“哼！不要到那个洋鬼子那里，他包的药都是毒丸。”谣言在厦门四起。梅森的奋战精神来了，他发现要帮助中国人，除了医术以外，还需要先得到中国人对医学的信心。“来！来！这些药品就叫解毒丸。”梅森沿街发送，开始有人来医院了。有人说：“小心喔，到洋鬼子的医院去，会被挖心肝喔！”梅森医生为此把医院的窗子改成透明的，让马路上的人也看得到他在里面干什么。即使这样的努力，五年来到医院看病的还是不多。当时，厦门有个年轻人，得了象皮症，经过治疗屡不见效，他痛不欲生，自杀了三次，都没有成功。穷途末路的他选择来到布道医院。夜里医院外面围满举着火把的暴民，大叫：“洋鬼子，你不要给他动刀哦！他如果死了，你是杀人犯，我们不会放过你的，还是把人放出来罢。”又有人对那位病人喊到，“你要死就死个干脆，不要死在洋鬼子手上。”情况变得非常危险，厦门只有少数的基督徒为梅森医生迫切祷告，在手术房里的梅森医生也非常紧张，象皮症是英国非常少有的疾病，而且当时的病因不明。他跪在手术房祷告，求上帝帮助他，不仅为了他、为了病人，更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能够接受医学的治疗，能够明白拿着手术刀背后的爱心。经过手术，这个年轻人痊愈出院了。突然间，整个反对的围墙就像瞬间崩溃的堤防，各地的象皮症病人如潮水般的汹涌而来。梅森医生这时反而收拾行李，赶回英国。人家又说话了：“洋鬼子上一次是意外成功，没真才实学的料子，滚蛋算了。”梅森的回国原因，他自己写道：“我强烈地期待得知象皮症的原因，而不是一直在手术床边开刀。”如果只是一个会动手术的医生，而不是进一步去研究病理的医生，那么医生永远是在满足病人的需求，而无法找出疾病本身，找到斩草除根的解决方法。
1875年初梅森回到了英国，他买了一部新式的显微镜，又埋头在最近的医学报告里寻找对策。有了！1872年有位叫刘易斯的医生，发现象皮症患者的血液中有嗜血丝虫。这次梅森在英国呆了10个月，1875年年底他又赶回厦门，不久，梅森医生最得力的助力依莎贝尔抵达，两人在厦门重开医院。后来梅森医生在日记中写到：“一八七七年动了三百七十九次手术。”
在忙碌的生活中，他继续研究象皮病的原因。当时地球上南北纬30度之间，太平洋的岛屿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的居民，染有象皮病，是非常可怕的传染病。他仔细地在显微镜下观察，果然发现患者血液中有嗜血丝虫，尤其在夜里这些丝虫密密麻麻，在患者身上多达四千万只。他进一步的发现，有些丝虫被淋巴腺管所过滤，导致淋巴液受阻滞，产生皮肤上的巨大肿瘤。这些丝虫是哪里来的呢？很多科学家认为是空气中有毒物质，他像个侦探，仔细追踪，发现蚊子胃中有血丝幼虫，再传给叮过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蚊子是传染病的宿主，只要保持环境卫生，就可以减少蚊子与象皮症。这个发现也是公共卫生的重要里程碑。因此，断绝象皮症的方法还不是对付那个症状，而是对付蚊子，甚至是如何保持环境的卫生。不久他又发现，台湾、大陆沿海、日本人经常患的血吸虫病。这种寄生在人体肺中的钩虫，由患者粪便中排卵而出，孵化后长成纤毛幼虫(又称毛蚴)进入螺类(如烧酒螺、田螺)体内，长成为摇尾幼虫(又称尾蚴)再进入淡水毛蟹、虾子体内，再被人食用时进人人体。发现这样的循环后，避免得吸血虫病的方法就很清楚了。
1887年李鸿章身染舌疾，群医束手无策。当时梅森已经很有名气了，李鸿章希望梅森去北京医治他。那时梅森自己也患痛风，严重得站不起来。但是他知道只要治好李鸿章这个大人物，中国人就更容易接受医学，于是忍受疼痛，在海上颠簸1800多海里来到北京。李鸿章病愈后，果然大大消除了中国人对西医的排斥。
梅森知道成立医学院训练中国人的时刻已经来临，他到香港成立“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前身)，由康德礼任教务长，兼收男女生。1892年，第一批学生毕业，其中就有一位名叫“孙中山”的学生，后来他成为中华民国的国父。梅森不仅医治了病患，他还通过被治愈的患者将西方基督教和耶稣代入到了中国沿海地区，可见梅森对中国的影响力太大了。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科学方面世界性的重大突破，几乎都是由有基督信仰的科学家们来完成的。
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这群信靠神的科学精英，把生命建立在基督信仰的坚固磐石上，而非哲学理论的松软沙土上，所以我们并不希奇，他们可以展开信仰与科学的双翼，翱翔于永恒真理的天空……
3、基督教财富观与挣钱
王雪红是王永庆先生的女儿，她说：“我每次见他都正襟危坐，怕讲错话。到现在还是这样。我常说神是我的第一个老板，父亲是我的第二个老板。”王雪红被王永庆称做是最叛逆的女儿，台塑集团的元老们却认为她是王永庆7个子女中最像王永庆的人。身为威盛集团董事长，领导着仅次于英特尔、AMD的全球第三大芯片组供应商。王雪红的身价不菲，这对父女同样是用超乎寻常的勤奋渗透于经营管理之中，或许这就是王氏父女惊人成就背后的坚实基础吧。经营之神王永庆先生辞世前留给儿女们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子女们：财富虽然是每个人都喜欢的事物，但它并非与生俱来，同时也不是任何人可以随身带走。人经由各自努力程度之不同，在其一生当中固然可能累积或多或少之财富，然而当生命终结，辞别人世之时，这些财富将再全数归还社会，无人可以例外。因此如果我们透视财富的本质，它终究只是上天（指上帝）托付作妥善管理和支配之用，没有人可以真正拥有。面对财富问题，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正确予以认知，并且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营造充实的人生。
我本出身于贫困家庭，历经努力耕耘，能够有所成就。在一生奋斗过程中，我日益坚定的相信，人生最大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乃是藉由一己力量的发挥，能够对于社会作出实质贡献，为人群创造更为美好的发展前景，同时唯有建立这样的观念和人生目标，才能在漫长一生当中持续不断自我期许勉励，永不懈怠，并且凭以缔造若干贡献与成就，而不虚此生。基于这样的深刻体会，因此我希望所有子女也都能够充分理解生命的真义所在，并且出自内心的认同和支持，将我个人财富留给社会大众，使之继续发挥促进社会进步，增进人群福祉之功能，并使一生创办之企业能达到永续之经营，长远造福员工与社会。与此同时，我也殷切期盼所有子女，在创业与日常生活中，不忘以服务奉献社会、造福人群为宗旨，而非只以私利做为追求目标，如此才能建立广阔和宏伟的见识及胸襟，充分发挥智能力量，而不负于生命之意义。读着父亲的临别书信，王雪红在日记里写到：“爸爸是到天国去了，有一天我一定会到那边去跟他见面，我期待在那边能够跟他相拥，我相信他留给我们的勤劳朴实、脚踏实地做人、追根究底、止于至善，这些真的是可以给子子孙孙好好揣摩、好好实现的，这些都是我们最大、最大的资产。”
再谈谈中国企业家王石先生。“我的挣钱能力是上帝赋予的，我挣的钱是替上帝保存”，这句话是王石先生来到哈佛就读时获得的第一个启示。在哈佛，王石的研究方向是“企业伦理和城市群落研究”。2011 年王石正值耳顺之年，这位功成名就的中国房地产行业“教父”，选择去哈佛大学当清苦的“修道徒”——自己做早餐，步行上学，坐地铁出行，和十几岁的孩子一起学习语言。“我在哈佛这一年，体会到了后进生的滋味。”2011 年的最后一天，回国过新年的王石在万科总部接受了《外滩画报》独家专访。
哈佛游学经历让王石正面和直接地产生了对基督教的认识和了解。在谈到西方文明时，“以前我总是困惑上帝究竟存不存在，现在我发现，这不是要点，要点是宗教背后的文化诉求。”王石说，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源跟基督教密不可分，包括现代企业管理提到的“契约精神”，可以在《圣经》的旧约中找到最早的故事。
在哈佛期间让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堂课，是一名哈佛教授讲述二战后美国信教人口变化。在课堂上，他了解到二战后美国71%的人信仰基督教，80年代初骤降到39%，90年代初又有所回升。他还了解到，二战后出生的美国人有两个宗教，一个是出生时家庭给的，第二个是20岁后独立选择的。上完那门课，王石形容自己“豁然开朗”。另外，在美国的生活和经历的一些重要事件也让他对人生有了更多的新的开启。比如，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发生时，王石也亲历现场。爆炸案发生后，现场所感受到的救援者带给他许多感动。
在哈佛求学期间，他也开始重新学习中国传统哲学，寻找“我是谁”的答案。而在哈佛寻求自己和寻求世界的过程中，王石在哈佛看到基督教文明是契约精神的根源。他发现，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源跟基督教密不可分，包括现代企业管理提到的“契约精神”可以在《圣经》的旧约中找到最早故事。在哈佛学习后，他曾经对媒体解释：“我们现在是西学中用。我们学习西方的东西，更多是技术层面。如何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理解、吸收，到最后一定是宗教信仰。”
关于财富，王石曾说，人生最重要的是活得精彩，不在于拥有多少钱。对于财富，他的态度很明朗，但是有恐惧感。他认为，钱多不是好事。给他脑子里留下太深印象的是一些人因为钱而家败人亡，孩子变成纨绔子弟。他认为在传统上，中国百姓追求勤劳勇敢，而一旦五谷丰登，人们做的就是两件事情：修祖坟和娶小老婆。他怕自己成为富豪了也把握不住自己。他专门查过自己的家谱，从湖北祖籍到山西30多代人，他认为他的家族没有对待财富的经验。
在哈佛大学的11个月里，他感觉身处在一个“现代修道院”。“我住的地方很简单，旁边是一栋教堂式的建筑，顶尖是十字架，中世纪风格，就像一个修道院。不管在学校，还是在附近的星巴克，里面的学生都是一边吃一边看作业。这就是一个读书学习的地方。”王石对《外滩画报》说。如果你要说必须从众神当中选择一个信仰，我选择“基督教”，更多是从文化、音乐、艺术上的考虑。我喜欢基督教堂的建筑形式，哥特式，阳光从玻璃窗照进来，给人积极、温暖、向上的感觉。还有基督教的音乐，绘画，我都非常喜欢。
今天，活跃于中国大陆的信仰基督教的知名企业家有，华为总裁任正非；神力集团董事长、温州商会会长郑胜涛；远大空调创始董事长、远铃公司董事长张剑；谭木匠公司董事长谭传华；中芯国际的首席执行官张汝京，被称为中国企业家中的“福音战士”；前摩托罗拉中国区总裁及百事可乐中国区总裁时大鲲；香港上市公司亚钢集团副董事长兼CEO符气清；江森自控（Johnson Controls）中国区总裁杨薏；庄胜集团总裁战略顾问、美国普度大学博士李仲同等。
2008年,前所未有的全球金融海啸的袭来导致4位世界亿万富翁自杀。在中国,此类事情也早已不绝于耳，2008年4月29日下午,年仅41岁的资本大鳄涌金集团董事长魏东自杀辞世；7月19日,浙江云光泵阀公司老板朱吉光服毒自尽；8月12日,浙江一制药公司董事长在办公室上吊身亡；10月16日,湛江糖王中谷糖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庞贵雄在其居住小区跳楼自杀……这些黑色的消息令人扼腕，与此同时人们也关注到企业家们不仅追求财富，也越来越寻找心灵的净土。圣经上说,财主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要难，如此警世名言,让古往今来的许多商人陷入深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曾推出《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的企业家“有时出现”或“经常出现”“烦躁易怒”症状的占70.5%,“疲惫不堪”的占62.7%,“心情沮丧”的占37.6%,“疑虑重重”的占 33.1%，“挫折感强”的占28.6%,“悲观失望”的占16.5%;而根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20年中,自杀企业家多达1200位。
灵魂需要安顿之所,生命需要意义之家.基督信仰越来越成为当下中国企业家们的理想选择与归宿之一。
中国基督徒人数从改革开放初期大概70多万人,增长到现在大概超过8000万,按官方内部统计甚至可能超过1亿,增长了100多倍,年均增长在18%以上。
为什么这么多的企业家成为基督徒？
传统文化中儒家给人以“实心”,道家给人以“虚心”,佛家给人以“空心”，而基督信仰将带给国人以“爱心”。基督耶稣饱含热泪,以牺牲、舍已的圣爱来拥抱、救赎罪恶，这将激励中国人活出前所未有的生命美与善。有人说,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瞎子，我说,没有信仰的经济是疯子。没有好的信仰所形成的商业伦理支撑,就会有工商而无文明,有贪婪而无禁忌,有财富而无幸福。中国第一次大国的崛起是汉,以儒道互补为文明基石；中国第二次大国的崛起是唐,以儒道佛互补为基石；现在是第三次大国崛起,将以传统中华优秀文化与基督信仰融合为新的基石,神本原则、契约精神以及博爱精神将在中国的工商文明、宪政文明以及社会和谐中承担起普适价值的角色,最终令中国有能力向整个世界输出中华民族的价值观。
三、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
卡尔•马克思，1818年5月5日出生在德国莱茵省的特利尔城，特利尔城的犹太人大部分是从东欧波西米亚迁居而来（今天的捷克共和国）。当时这个城市大约有15000居民，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也是交通地理位置最为优越的城市之一。它坐落在摩塞尔山谷，四周环绕着葡萄园，山谷中覆盖着茂密的地中海植被。整个马克思家族具有彻底的犹太血统，马克思的父亲叫亨利希•马克思，马克思的爷爷叫迈尔•列维•马克思，马克思的曾祖父曾经是特利尔城犹太教堂的大拉比。拉比是犹太教的传教士，而大拉比是一个教区犹太人领袖，是犹太共同体的指导者。根据犹太教律法，成年男人一天必须由10人以上聚集在一起祈祷三次，犹太教堂最早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设立的，教堂也是犹太人子女的教育中心。在犹太人的世界里，男人是按照每10人为一个任务团队，每个团队的负责人由大拉比指定并听从他的指挥。另外，犹太教区内的女人和孩子也是按照“10人制”进行组织的，任何家庭如果要作出重要决定都必须首先征求拉比们的意见。马克思从小就生活在高度组织化的环境中，他从小就明确知道团结的力量。
1836年一批侨居法国巴黎的德国流亡者和产业工人创办了一个叫“正义者同盟”的组织。其口号是兄弟会通用暗语“人人皆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所以该组织的盟员之间以兄弟相称。
正义者同盟的发起人和领导者是一个叫魏特林的裁缝，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财富是有共享可能性的，而财富现实共享，也是人类的最高理想。而要实现这一理想，就必须把整个人类完全团结成一个巨大的家庭联盟，从而消除一切陕隘的民族和宗派观念。”同盟的另外一位领导人沙佩尔在《财产公有》一文中写道：“只有当实行财产公有时，人类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到那时，人类必将‘互为兄弟，相亲相爱’”。由于这个同盟打着“用暴力手段没收资产阶级3/4财产，以实现平等”的旗号，很快他们便获得了广大无产阶级的认可，组织迅速发展壮大。
1837年，法国的工人运动领袖布朗基建立了一个名叫“四季社”的组织。该组织按密谋原则行事，最底层的行动小组叫星期，每7个成员为一星期；星期的上层是月，每4个星期组成一月；月的上级是季，每3个月合为季；季的上级是年，每4季构成一年，四季社的最高领导每人掌握4个年（约1500人）。在四季社里，每个成员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各个组织之间不发生横向联系，比如星期与星期之间、月和月之间、季和季之间、年与年之间都不能发生任何联系，他们互相之间根本就不认识。其成员主要来自工人、手工业者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四季社的宗旨是：用暴力推翻金融贵族的统治，用少数革命家的专政建立一个没有私有财产、无特权、人人平等、主持正义与和平的社会。到1839年春，成员发展到5000人左右。1839年5月12日，四季社决定在巴黎发动武装起义，但由于缺乏军警的支持，加上严重脱离群众，起义很快便被当局镇压，四季社也随之瓦解。由于正义者同盟的几个支部也同时参加了由“四季社”发动的起义，结果正义者同盟也一同遭到了镇压。
巴黎起义失败后，正义者同盟一度陷入瘫痪。1846年，同盟活动中心移往伦敦，因为正义者同盟在英国是合法的，同盟一跃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跑者。其活动范围扩大到了英、法、德、瑞士等国，成员也超过万人。在这个时期，沙佩尔、鲍威尔、莫尔是同盟的主要负责人。但同盟也存在严重的缺点，在纲领和章程方面有浓厚的空想和密谋性质，成员与成员之间还是各自为战，互不相识。正义者同盟主张：以少数革命者的密谋和暗杀活动来推翻反动统治，妄想直接在德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如何才能使同盟走上正确的路线？为了解决这个关乎组织生死存亡的路线问题，1846年5月，正义者同盟正式与马克思创建的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建立起了合作关系。同盟的三位最高领导人，也逐步坚信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是完全正确的，相信只有马克思才能拯救正义者同盟。
1847年春天，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莫尔专程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去找马克思，他代表他的同志们再三邀请马克思加入同盟。他对马克思说：如果您愿意加入同盟，我们欢迎您用新的符合时代和目的的组织，来代替我们这个过时的组织。同年夏天正义者同盟在伦敦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首先进行了同盟的改组，会议决定：将正义者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经过激烈的辩论，密谋时代遗留的一切旧的神秘名称统统被取消。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将于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在伦敦举行，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审查并批准组织章程。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的起草，马克思从使命、任务和组织规划等几个方面，提出了一个历经时间考验的商业组织运作模型：即使命决定远景——远景决定战略——战略决定组织架构——组织架构决定岗位——不同的岗位分工，决定吸收不同的组织成员。马克思的这一思路很快就吸引了大家。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全文大约2300多字，共分10章50条。当时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同盟的其他领导人并没有想到，这部简短的共产主义组织纲领，将引导出庞大的中国共产党和8000万中国共产党党员；更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竟然能够解决13亿中国老百姓的吃饭问题；更加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竟然将红色中国塑造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彼得•德鲁克大师是马克思和列宁的犹太同胞，他认为：任何组织都是为着某种特殊使命和某种特殊的社会职能而存在的。如政治组织之所以存在，其目的是为了执政。每个政党都有特定的政治目标和意识形态，都有针对国家及社会的议题、主张、纲领和愿景。大学之所以存在，是为了教书育人，培养社会接班人。医院之所以存在，是为了救死扶伤、医治病患。而工商企业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取得经济成就，世界上只有企业才把取得经济成果作为自己的特殊使命。对于其它各种组织机构而言，经济因素只是一项约束的条件（如政党、医院、教会和军队等）。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的第一章中，马克思清晰描述了“我们的组织是什么？”在第一条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同盟的目的和使命”。共产主义者同盟存在的使命和目的就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
在第二条中，马克思回答了“谁是盟员？”以及“盟员的条件”。要成为一名合格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必须做到以下7条：
第一，生活方式和活动必须符合同盟的目的；
第二，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
第三，承认共产主义；
第四，不得参加任何反共产主义的团体，并且必须把参加某团体的情况报告有关的领导机关；
第五，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
第六，保守同盟的一切机密；
第七，必须获得一致通过，才能加入某一支部。对于盟员来讲，如果他不能遵守以上这些严格的组织要求和条件，立即开除。
章程的第三条规定了“同盟成员之间的互助关系”。为什么组织成员之间要团结互助？自古以来每一种动植物的生命，若要生存下去，都必须抱团，这就形成了人群、羊群、狼群、狮群、鸟群以及森林，因为不团结起来就会招来灭顶之灾。所以，人类必须抱团取暖、和平相处和共同努力，才能获得生存和成就。“团结互助”可以给人带来双重奖励：一方面使人们获得生活所需求的一切；另一方面使人们的内心获得平静和安全感，这是独自一人永远无法得到的。因此，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的第三条规定：所有盟员都一律平等，他们都是兄弟，因而有义务在一切场合下互相帮助。
章程第四条规定：全体盟员都有一个能够表达其身份和地位的盟内代号。这一条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身份保密，这一条对一个地下党员和军事人员来说尤为重要，比如在书信和联络中以代号相称就能够保密或者迷惑敌人。代号有两个意义，一是指外号、别号；二是为了简便和保密，以别名、编号或字母代替正式的名称。
章程第五条明确规划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组织架构”。什么是组织？组织是一种凝聚的力量，组织是指人们为实现共同的目标，互相协作结合而成的集体或团体，比如党团组织、工会组织、企业、军队、学校和医院等等。在社会生活中，组织是人们按照一定的目的、任务和领导架构编制起来的社会集团，组织不仅是社会的细胞、社会的基本单元，而且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好的组织，其领导班子的管理效能是1+1>2。相反，坏的组织，其领导班子的管理效能是1+1﹤1，即组织内耗严重，延续下去会导致人心涣散，组织消亡。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机构是：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显然这种具有5个层级的金字塔形组织架构反应迟钝，效率低下。因为支部的组织模式是任务小组，小组成员通过分工配合完成工作，而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一条指令要经过总区部、区部以及千山万水才能传达到支部。比如李立三接到共产国际指示以后，再从上海给远在井冈山的毛泽东下达指示，一般需要120天左右，结果前一个指示与后一个指示相互矛盾。但这种组织架构非常适合从事城市地下工作，能够逃避统治当局的打击。对马克思来说，组织生存才是最重要的，而发展的快慢和组织效率并不是最主要的。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的第二章主要描述“支部是什么？”支是指分支，部是指干部。干部是指能够起骨干作用的某一个人，支部却是包括几个起骨干作用的人甚至更多人的集体。意思是，一个支部成员除了忠诚外，他还必须有执行任务的能力。
第六条规定：支部由3名盟员至20名盟员组成，不得少于3人，又不得超过20人。
第七条规定：每个支部选举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人。主席主持各种会议，副主席管理财务，主席缺席时由副主席代理主席职务。
第八条：接收新盟员须经支部事先同意，由支部主席和充当介绍人的盟员办理。
第九条：各地区的支部彼此不得相识或保持任何联系。
第十条：各支部均须有特别称号。
第十一条：任何一个盟员迁居时均须事先报告本支部的主席。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的第三章主要介绍支部的上级领导机关：区部。
区部与中国共产党基层党委级别相似。基层党委是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之一，一般正式党员超过一百人以上的单位可设立党委。有些重要单位，党员数虽然不足百人，也可设立党委，党委下设若干总支或支部。不同的基层党委职能有所不同。比如，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支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厂长）依法行使职权；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支持职工代表大会开展工作；参与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第十二条规定：区部辖有2个以上10个以下支部。
第十三条：由这些支部的主席和副主席组成区部委员会。区部委员会从委员中选出领导人。区部委员会同本区各支部和总区部保持联系。
第十四条：区部委员会是区内各支部的权力执行机关。
第十五条：各独立支部须加入已有的区部，或同其他各别的支部成立新的区部。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四章主要介绍：总区部的组成。
第十六条：本国或本省内的各区部隶属于一个总区部。
第十七条：由代表大会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建议按省划分同盟各区部和指定总区部。
第十八条：总区部是本省各区部的权力执行机关。它同各该区部和中央委员会保持联系。
第十九条：新建立的区部加入邻近的总区部。
第二十条：总区部向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则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五章主要介绍：中央委员会的组成。
第二十一条：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权力执行机关，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
第二十二条：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不少于五人，由代表大会指定为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区的区部委员会选出。
第二十三条：中央委员会同各总区部保持联系，每三个月作一次关于全盟状况的报告。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六章是：一般规定。其中包括——组织生活、选举制度和上下级之间的报告制度。
第二十四条：支部、区部委员会以及中央委员会至少每两周开会一次。
第二十五条：区部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任期为一年，连选得连任，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之。
第二十六条：每年9月进行选举。
第二十七条：区部委员会必须根据同盟的意图对各支部所进行的讨论加以领导。如中央委员会认为某些问题的讨论具有普遍的和直接的利害关系，可以提交全盟讨论。
第二十八条：盟员至少每三个月同所属区部委员会联系一次，支部每月联系一次。每个区部至少每两个月向总区部报告一次本地区的工作进展情况，每个总区部至少每三个月向中央委员会报告一次本地区的工作进展情况。
第二十九条：同盟各级机关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证同盟的安全并加强其活动，按照章程独立负责进行活动，并立即把一切通知上级机关。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七章介绍的是同盟最高领导机关：代表大会。
第三十条：代表大会是全盟的立法机关。关于修改章程的一切提案均经总区部转交中央委员会，再由中央委员会提交代表大会。
第三十一条：每个区部都可派遣代表。
第三十二条：盟员不超过三十人的区部派代表一名，满六十人者派两名，满九十人者派三名，以此类推。各区部可以选举不属于本地区的盟员为自己的代表。凡属上述情况，则各区部须赋予自己的代表以全权并给予详细的指示。
第三十三条：代表大会于每年8月举行。遇紧急情况中央委员会得召集非常代表大会。
第三十四条：每届代表大会指定本届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同时指定下届代表大会的开会地点。
第三十五条：中央委员会得出席代表大会，但无表决权。
第三十六条：代表大会于每次会议后除发指示信件外，还可以代表全党发表宣言。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八章：反盟罪行。
这一条是为了告诫各级成员不遵守同盟的纪律、不贯彻落实同盟的决议是一种犯罪，其目的是明确告诉盟员“什么事情不能做！”对于任何组织（包括企业在内）来说，组织纪律的基本出发点都是“什么事情不能做”，这就像提前告知哪里有“高压线”不能碰。比如全球连锁巨头沃尔玛之所以能够运作庞大的商业体系，是因为严格执行“铁的纪律：沃尔玛规定，以下情况一经发现立刻开除。第一，禁止任何形式向供应商、供应商代表或潜在的供应商代表索取、要求或接受任何具有经济价值的礼品及馈赠。各部门举行聚会或开展活动时，禁止向供应商索取礼品或馈赠。礼品及馈赠包括但并不限于：免费商品、体育及娱乐活动入场券、货币或商品形式的回扣、给予沃尔玛某位员工“特别”折扣、打折的商品或不再使用的样品、供应商付款的旅游、酒水、食品、用餐及个人服务等。当发生这种情况时，收到的任何礼品必需退回给供应商向其解释公司制度。不能退回的礼品一律视为沃尔玛中国集团的财产。第二，欺骗。第三，偷窃。第四，未经授权，占有、使用或拿走公司财产。第五，不诚实/不坚持诚实正直原则。第六，伪造公司纪录。第七，对待顾客/同事态度粗鲁或者辱骂。第八，违反工作场所暴力的规定。第九，违反“利益冲突”之规定。第十，偷吃打开包装或撕破包装的商品或未付款的商品。第十一，违反行为“道德规范”之规定。
第三十七条：凡不遵守盟员条件者，视情节轻重或暂令离盟或开除出盟。凡开除出盟者不得再接收入盟。
第三十八条：开除盟籍的问题只能由代表大会决定。
第三十九条：区部或独立支部可以暂令各别盟员离盟，但必须立即报告上级机关备案。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大会同样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作出决定。
第四十条：被暂令离盟的盟员重新入盟问题，须由中央委员会根据区部的提议处理。
第四十一条：反盟的罪行由区部委员会审理；区部委员会还应督促判决的执行。
第四十二条：为了盟的利益必须对被暂令离盟者，被开除盟籍者和可疑者加以监视，使他们不能为害。有关这些人的阴谋活动必须立即通知有关支部。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九章主要介绍：同盟经费的来源、分配和使用。这一章表明，同盟当时的资金状况令人担忧，经费来源缺乏强大的后盾，缺钱限制了同盟的发展。
第四十三条：代表大会为每个国家规定每一盟员必须缴纳的最低盟费。
第四十四条：盟费半数上缴中央委员会，半数由区部或支部留用。
第四十五条：中央委员会的经费用作下列各项支出：
（一）联络费用和组织费用。
（二）印发传单。
（三）中央委员会因执行某种任务所派代表的一切费用。
第四十六条：地方委员会的经费用作下列各项支出：
（一）联络费用。
（二）印发传单。
（三）在必要时派遣代表的一切费用。
第四十七条：凡支部和区部六个月不向中央委员会交盟费，中央委员会即令其暂时离盟。
第四十八条：区部委员会最迟不超过三个月向所属各支部报告收支情况。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报告盟的经费分配情况和盟的收支情况。任何滥用盟的经费的行为都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第四十九条：特别费用和召开代表大会的费用由特殊收入开支。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十章：接收盟员。当时马克思还没有提出严格的党员考核标准和党员考验方法，这也许是导致同盟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第五十条：支部主席向被接收入盟的盟员宣读和说明章程的第一条到第四十九条，要在简短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入盟者应尽的义务，然后向他发问：“那末，你愿意加入这个同盟吗？”如果后者回答：“愿意！”，那末主席就要他保证尽盟员的一切义务，然后宣布他为盟员并在下一次会议上将他编入支部。
章程中的第十章，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最严肃的问题：“党员发展”。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般由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为保证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必须对党员提出严格的要求。比如：十月革命胜利后，1919年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规定：凡志愿入党的人，都必须经过预备期，其目的在于使预备党员切实了解党的纲领和策略，考察预备党员的个人品质。列宁要求党员高度认同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党员发展必须通过基层组织认真考察，并用严格的意识形态标准衡量其是否合格。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对党员有明确的和严格的要求。从1921年起中国共产党在党章中即把“参加在党的一定组织中工作”作为党员条件之一。毛泽东同志在建党初期受党中央委派到安源煤矿开展工作就是很好的组织建设事例。
上世纪60年代，刘春华创作了一幅著名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其创作背景是1921年12月毛泽东首次来到安源路矿考察，这是共产党人第一次来到这里。画中年轻的毛泽东顶着密布的浓云，无畏地迈向安源去掀起工人阶级运动的浪潮。他穿一袭白色长衫，仪态庄严，为了节约在湖南创业的成本，他要沿着铁路步行到安源煤矿开展工作。在隐约看这座中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摇篮时，他脱下了长衫，因为毛泽东知道要想融入到煤矿工人中间就必须入乡随俗。马克思的曾祖父这样对马克思说：众人着衣时莫要裸身，众人裸身时莫要着衣；众人就坐时莫要站立，众人站立时莫要坐下；众人哭时莫要笑，众人笑时莫要哭。自古以来犹太人就懂得，“入乡随俗”在工作和生活中非常必要。例如，你穿着档次与对方一致，又表现出于类似的举止，就会让对方觉得你和他在思想与地位上是相似的，有一种“自己人”的感觉，对方也就会对你产生好感。“自己人效应”一经形成，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事件与心理冲突会大大减少，就更容易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所以，我们敬爱毛主席换下长衫头戴草帽，身穿破旧的上衣，脚上是粘着泥土的草鞋，看起来土了很多。
1921年12月的最后一周，毛氏兄弟两人每天清早都到安源煤矿条件最差，而且经常发生事故，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西平掌子”矿井去说服矿工参加工人阶级革命。毛泽东提着一盏发着微弱光线的油灯，跟着工人下井，穿过又矮又小的巷道，来到了掌子面，这里通风排气严重不足。上头，闷得让人出不了气，下头，地上能烫得人脚上起泡，工人们叫它“火焰山”。工人使用粗笨的原始工具，侧身躺在地上挖煤或者拖着沉重的煤筐在地上爬来爬去。热得受不住了，就到臭水沟里泡一泡。毛泽东看到他们个个赤身裸体，全身沾满了煤灰，就关心地问大家：“劳动条件为什么这样差呀？为什么没有穿衣服呀？”工人们围拢来，一个个痛诉着心中的不平。他们说：洋人、资本家只顾自己发财，根本不管我们这些工人的死活。就这样还动不动就被洋人、资本家、工头打得皮开肉绽。毛泽东同情地问：“大家说，我们工人为什么这样苦？”一位工人叹口气回答：“唉，命中注定啊！”毛泽东摇摇头说：“不，我们工人受苦不是命里注定的，是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剥削的结果。资本家从来不做工，生活却那么好，而我们工人成年拼命地干活，生活却这么苦。”
“你们这样苦，要站起来，想个办法才是”，毛泽东说到。
“那有什么办法呢？”工人们问。
毛泽东告诉大家：“办法是有的，就是工人阶级要团结起来！”他打了个比方：只有一块石子，大老板看到随便用脚一踢就踢开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上沙子、石灰结成团，就会坚如磐石，大老板也搬不动了，工人们组织起来，结成团体，同心协力，就能把压在我们头上的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掀掉，打倒剥削者，建立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世界。安源工人受苦这么年，第一次听到如此生动的革命道理，终于，他们找到了自己受苦受难的根源。毛泽东的话，拨开了工人们心中的迷雾，照亮了矿工们的心窝。
毛泽东盯着每一位矿工的眼睛，缓缓地说到：“你们的双手创造了历史。”说完他在随身携带的小黑板上写上一个“工”字，然后解释道，上边的一横是“天”，下边一横是“地”，中间一竖代表工人阶级自己，工人是站在地上，顶天立地，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
一个月以后安源煤矿第一个共产党小组诞生（中共安源支部成立于1922年2月，是湖南最早的产业工人支部），矿工们神情肃穆地站在党旗下，举起右手随毛泽东宣誓：“牺牲个人，阶级斗争，严守秘密，服从纪律，努力工作，永不叛党。”此时，喜悦在矿工的眼睛中闪现，毛泽东庄重地交给每位新党员一个证书和一些文件。安源党小组成立后，共产党员们热情高涨，他们马不停蹄地与各处工友进行联系，以“十人团”、“百人团”等形式组织工人。“十人制”的任务小组的组织形式，出自马克思曾祖父对德国特利尔城犹太教区的管理模式。据说在犹太人的世界里，男人是按照每十人为一个任务团队，每个团队的组长是由拉比（犹太教的传教士）指定的，必须听从拉比的指挥。另外，犹太教区内的女人和孩子也是按照“十人制”进行组织的，组长也是由拉比任命的。
见安源煤矿工人阶级运动初现端倪，从安源回到长沙后，毛泽东陆续派遣李立三、蔡增准、刘少奇（刚从莫斯科回国）、蒋先云、黄静源和毛泽民到安源工作。1922年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当时安源党支部书记、工人俱乐部主任是李立三。俱乐部成立初期李立三利用党员和团员的社会关系，迅速发展一小批矿工成为俱乐部的工会盟员。所以，在对外宣传时，就按照人托人、人联络人的思路进行工会盟员发展，当时李立三对外宣传的口号是：俱乐部是“联络感情、交换知识”的平台。听了这些空话，工人们心想，“联络感情，工会肯定不及酒馆；交互知识，我们压根就没有知识，拿什么交换？”于是，工人们上班时一商量决定都不加入，而且一旦加入还面临得罪矿主开除的风险。显然，李立三领导的安源党组织犯了“脱离群众”的错误，因为他们没有为矿工们当下的切身利益做安排，没有考虑到让矿工们一加入工会就有好处。
万分焦急的李立三只得向毛主席求援，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因为他比李立三更有智慧，而是他比李立三更加了解普通矿工家庭的生活形态。毛泽东到安源以后，立刻带上李立三深入到矿工们的家里，毛泽东没有去劝说这些矿工去加入俱乐部，他对矿工们说：现在你们在安源买一石粮食大概要花一个大洋，而在湖南的耒阳一个大洋能够买到三石粮食，即便扣除运费一个大洋也能买到二石粮食，如果能采购到新米，味道更好。所以，我建议我们西坪掌子的矿工家庭先团结起来集资买粮、买油、买布，把日子过得更好一点。毛泽东话音刚落，西坪掌子的矿工家庭就全体要求加入。可见毛泽东给矿工们带来了立竿见影的好处。
毛泽东对李立三说：工人阶级家庭最看中眼前利益，而成立“合作社”组织部分工人家庭集资到产地购买米面油和布匹。这样差不多能支出1块大洋，得到2块大洋的生活物资。经过调查磋商，安源支部决定开办工人消费合作社，李立三为第一任总经理。向群众宣传的口号也改为：“加入俱乐部，可买便宜货”。为了让工人们了解购买便宜货的方法，李立三又贴出了一个新的入会须知：凡是加入俱乐部的工会会员，可入股发放购货证，凭此证可到消费合作社购买油、盐、米、布、鞋、袜等生活必需用品（这些东西一般比市场上便宜一半或三分之一）。很快，先期加入俱乐部的工人家庭从合作社得到了巨大实惠的消息不胫而走，矿工们纷纷要求立刻加入工人俱乐部，仅仅四个月，俱乐部会员人数由30多人猛增到13000人，安源煤矿95%以上的员工都加入到俱乐部，成为工会会员。
马克思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是从《共产党宣言》开始的。1899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片段文字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传入中国。到1920年，在《宣言》问世后的72年，由陈望道从日文版《宣言》译成了中文版《共产党宣言》，毛泽东在北京阅读就是这个版本。任何一种新的理论扎根于一个新的国家取决于这个这个国家对这种理论的需要程度，也依赖于在新的国家和地区有一群思维活跃、敢为人先的知识份子。马克思主义要扎根中国也不例外，同样需要一批勇于接受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市场。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工人中生根，陈独秀创造了一种“通俗易懂的马克思主义”介绍模式。当时，工人们文化程度比较低等，纯理论的灌输他们又听不懂。于是，陈独秀发表了一篇文章《穷人和富人热天生活的比较》，他采用“闲谈”的形式，以触目惊心的方式，让工人阶级明白劳动者与剥削者的生活，有天壤之别。在陈独秀的影响下，李汉俊也发表文章指出:“我们工人农夫，不晓得钱是代表劳动力的东西，不晓得作了几多工就要几多钱，使做东家、有钱的人，把我们劳力做出来的钱拿走了，来压制我们。”沈玄庐在《兄弟们，想想看》中说，我们流了一百滴汗，自己吃不到三四十滴，其它六七十滴都被那些老板们、老爷们、太太奶奶们、小姐少爷们吃去了。因此，劳动者要想不饿死、不冻死，“最大的根本解决方法，就是社会主义”。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陈独秀的这种生动、形象、通俗易懂的方式，让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抽象变为具体，大家一听就懂。
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落地得益于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有以下三点：第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所谓理论飞跃，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是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
第二，毛泽东思想的突出特点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要求我们实事求是，所以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毛泽东思想在新形势下的新发展。
第三，毛泽东思想将继续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发挥巨大和长远的指导作用。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的理论成果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认为，中国发展经济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有两个：一个是资金不足；一个是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落后。解决这两个困难的根本出路是对外开放。实行对外开放，我们就可以利用世界市场上每年上万亿的游资、上百万名专家和上千万项专利技术来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服务。他认为，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国家并与之竞争，中国过去那种停滞的封闭体制是不可能办到的。中国的经济建设只有从外国引进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才能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