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现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他译著了《数字化生存》，也出版了被称为“了解网络发展最翔实的一本书”—《网络为王》。他是推动中国互联网早期发展的最有影响的启蒙者之一。

　　他拥有“一代媒体人的过渡”的经历，曾两进两出媒体：待过《人民日报》和CCTV的大院，又当过外企白领，也做过中国最早的市场化媒体之一《三联生活周刊》。90年代中期，他接触了互联网，回忆那一刻，他说自己经历了“天启”般的时分。而在新世纪伊始，他离开传统媒体去做网站。如今，他又进入高校，已然是新闻传播学界知名的学者。

　　5月15日，2015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在重庆大学召开，胡泳应邀到访。虽行程密集，但依然挤出晚餐时间接受采访。访谈中他侃侃而谈，更多展现的是新闻学者的严谨和社会学家的洞察力。

　　未来的新闻业什么样？

　　互联网时代的当下，纸媒哀鸿遍野，是一种过渡性的假象还是真实的危机？

　　新媒体的“私人订制”利弊何在？

　　未来的记者需具备哪些素质？

　　新媒体，新格局，新闻学院又该如何行动？

　　新闻学院通讯社特邀胡泳教授为您一一道来。

　　传统媒体转型的关键：一把手的决心与魄力

　　记者：胡老师，在您看来，以什么形式阅读新闻重要吗？

　　胡泳：非常重要。因为要学会为自己构造一个信息获取的网络，有很多信息都需要通过网络获取，传统的媒体无法得到。

　　记者：那您平时获取新闻使用什么渠道比较多呢？

　　胡泳：我都是用新媒体。电视我都好几年没看了，报纸和杂志每年都会有人给我寄，但是我基本都不看了。

　　记者：互联网时代的当下，纸媒在大众传播领域地位被削弱，您觉得纸媒会不会像书法一样，从主流的信息传递方式，随着时代更迭，成为观赏、收藏的艺术品？

　　胡泳：有可能的。如果单独拯救“有纸的媒介”是没什么意义的，但是纸媒可以通过新媒体，找到它的创新之路。然而也存在一部分“死忠”用户，他们觉得读报纸才舒服，报纸不再是大众的选择，越来越小众化，成为奢侈品。

　　原因何在呢？我们来分析一下纸媒的成本结构，其中印刷费、发行费占百分之五十以上。你要花钱买纸张，要用机器印刷，还要运输，其实放在内容上的成本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报纸的很大一部分成本在数字化发行的过程中是不需要的，所以纸媒面临衰落。

　　记者：包括纸媒在内的传统媒体转型关键因素是什么？

　　胡泳：我觉得转型的关键在于一把手的魄力与决心，在于他们能否按照坚定信念走下去。因为转型当中涉及转换成本，那么很可能在做新媒体的时候，投入了很多的钱，却见不到回报。这时候对于一把手来讲还要不要坚持，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记者：目前很多媒体APP，都能够推送“私人化定制”的新闻内容。这些APP将受众定位得更细化、更精确，更有针对性，能提供受众想要的信息内容。那么对于“私人订制”这一现象，您怎样看？

　　胡泳：“私人订制”影响有好有坏。好处是它通过读取你的兴趣，能为你提供量身定做的东西。因此带给我们的好处是能够降低我们获取信息的成本，提高我们的信息获取效率。但另外一个问题是，所有的信息不能只依赖“私人订制”。我一直在强调信息组合，因为你组合的一部分是可以私人订制的，但是其他的部分不应该是私人订制的。

　　互联网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我用一种通俗化的表述就是：“艳遇”的快乐。因为你会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发现对于你来讲可能是极其重要的东西，这种体验是你无法提前订制和预设的。同时，“私人订制”还导致另一个问题：它可能通过你过往的兴趣来判断你未来的兴趣。这一定是有问题的。因为人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可能这一阶段的确根据我过往的搜索历史或者是我过往在网上活动的历史，你可能分析出我对某个东西感兴趣，但我们是在前进的。所以我不单纯地反对私人订制，但它只是信息组合的一部分。

　　传播的核心竞争力：讲故事

　　记者：您觉得未来的新闻界会有何变化？未来的记者又需具备哪些素质？

　　胡泳：目前我们新闻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原来它服务的这个市场是十分直接的，就是服务于新闻行业。我们的任务是为业界培养出要符合市场需求和职业要求的学生。学生一旦到了媒体，立刻就能上手。市场来评价新闻教育的成果就是你为我们输送的人是否好用。新闻系学生为何需要实习？因为实习作为社会化过程，能让学生提前了解新闻机构如何运转，对于学生来讲能够提前适应媒体的模式。

　　这在过去是行之有效的，但在今天这个模式是不成立的。因为现在出现了联网的公众，而且新闻本身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新闻越来越成为公众参与的活动，所以你培养出来的学生如果只满足就业机构的需求的话，那是不足够的。因为你还要满足所有联网公众对于新闻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闻教育面对最大的问题是怎么将单纯地为新闻行业服务转向为社会服务。

　　记者：面对新格局，新闻学院又该如何应对？

　　胡泳：高校至少在课程设置上要意识到我们不仅仅是为新闻机构输送人才，我们更多的应该是能够造就一批对于社会变化有敏锐反应，并且有能力把这种反应通过很好的传播方式予以提炼、予以扩散的人。我们的新闻教育培养出来拥有这样能力的学生才是合格的。

　　记者：目前关于就业也有争论，对于我们学生实际上也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毕业后是选择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您有何看法？

　　胡泳：事实上来说，核心不在于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你要思考在大学学习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犯一个错误，就是认为来大学最主要的目标是学习知识。但实际上这是有很大问题的。因为知识在这个年代的保鲜期特别短。尤其像学新闻，可能在你进学校的时候，数据新闻还没发展起来，大家还不在APP上看新闻。但是等到这一浪潮一来的时候，前面所有原来的认识都会产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学生在大学最主要的目标应是学习如何学习知识及获取知识的能力。

　　同样，我们在媒体当中，无论你在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最核心的东西不是你在媒体里做一个什么工作，而在于你在做这个工作的过程中，你自己能够掌握的核心能力是什么。

　　记者：那么您指的核心能力是什么？我们又如何培养？

　　胡泳：我们可以简单地来讲，就是在整个变化中，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趋势是新闻本身的作用在下降。整体上讲，目前社会对新闻的需求不如从前。我觉得搞新闻的人要意识到大家对于新闻的需求是下降的。但是什么样的需求又在上升呢？传播的需求在上升。因为各行各业都需要传播，而且是在互联网时代的传播。

　　其实我们可以把传播简单地归结为一个特别核心的能力：就是会不会讲故事。只要你具有讲故事的能力，不论在哪里工作都不会有问题。因为这个能力是到处都需要的。现在看我们当年花很多时间去练习排版都是很可笑的。在我一开始做记者的时候，那时的基本功是画版，而且要画得很准确。但是当计算机来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技能毫无用处。只要在计算机上导入那些排版软件，它就会把版面做得非常漂亮。这也是就说我们不要把太多的时间浪费在有可能会被替代掉的能力上。

　　第二点就是在大学里要努力地学会建立个人的学习网络，个人学习网络应该是要伴随终身的。它不仅是你检索、发现、分析信息的能力，很大程度上也是你有没有找到最能给你进行指导的人。这些人能够在生活中帮助你成长，当然他们不一定就是你的老师，而遇见一个好老师也是要靠运气的。

　　我觉得只要你把“怎样学习知识”和“怎样建立个人的学习网络”这两样东西给打造好了，那么无论社会怎样变化，你始终是立于不败之地的。相反，如果你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考取了什么证、拿到了多少学位”的话，我认为这些是毫无价值的。

　　悲观的乐观者

　　记者：下面是最后一个问题。您说过：“互联网的隐喻指向两大种类，第一种是乌托邦，第二种是反乌托邦，斯诺登代表的是反乌托邦，托夫勒则是乌托邦分子。”那么，您对自己又是如何定义呢？

　　胡泳：我觉得我自己会很悲观地看事情，但是会很乐观地去做事情。换句话说，就是“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努力” 。道理非常简单，只要你做事情，你就要保持乐观，否则你做事情的意义就都没有了，你又何必去做呢。在实干当中，人是需要保持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