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大山”?
去年年底的一个周末，在家里看央视九套一档纪实节目“景颇·夏天”。其中一节讲的是一个叫做“榕树根”的公益组织的事迹。“榕树根”致力于景颇山寨儿童的成长教育及景颇文化传承。这一组织的发起人是一对夫妇：三十岁的北京姑娘李旸和五十岁的荷兰语言学家乐安东。李旸曾经是银行职员，因为热心公益以及关心少数民族文化继承和发展而来到山寨；乐安东是景颇语研究者，同时是一位艺术家，他在景颇山寨生活已经有三十来年了。
“榕树根”的基本理念是，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独有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而且，文化本身也没有优劣之分。在现代化以及全球化的背景下，强势的现代文化不断渗透进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影响并改变着少数民族文化，侵蚀并蚕食着少数民族传统的文化基础。经济上的强势和弱势之分带来的是文化上的自信与自卑之别，少数民族人群可能会因为自己在经济上的弱势而对自身文化的存在价值产生怀疑。这种状况自然发展的结果是，少数民族人群可能会逐渐放弃自身文化，放弃自己作为独特文化载体的存在。李旸和乐安东所要做的工作，就是采用传统而自然的教育方式，维系和培养景颇山寨儿童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在实现儿童的自然成长的同时，实现现代化冲击下的景颇文化的保持和传承。
李旸提到的一个关于教育的观念，让我感觉到触动。李旸认为，我们一直以来传递给少数民族山寨孩子的某些教育观念可能是有问题的，是不好的。比如我们经常会对山村的孩子们说，要好好读书，取得好的成绩，这样才可以走出大山。要努力学习，这样才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李旸说，这里存在的问题是：一，只有好好读书才有出息，这同时意味着除非融入现代世界，传统的生活方式是没有意义没有出路的；二，好好读书是为了走出大山，这就意味着你的家乡是不好的，是不值得留恋的，是不能为你的成长提供机会的。李旸认为，这样认识教育的作用，这样判断人生的意义，不仅是狭隘的，而且的有害的。一个出身山村的孩子，其生存环境赋予他的，往往是一种基于特殊文化的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和技能在现代化的环境中是不具备竞争优势的。秉持这样的文化和经验，知识和技能的山村孩子和青年人，要在现代化的环境中，在大山之外的城市里与拥有另外一种文化和经验，知识和技能的人们竞争，而竞争的方式和规则又是由现代部门的人们制定和实施的，他们必然居于弱势地位，必然会面临更大可能的失败。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竞争，会弱化山里孩子和年轻人对自己文化的认知和认同，他们会将自己在竞争中陷于不利地位的原因理解为自己文化的落后和落伍，这样，他们的文化自信会慢慢丧失殆尽。
功利主义的成功观念是有害的。人生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出人头地。即使好好读书可以保证一个人取得成功，还是不能保证其获得幸福。就成功和幸福而言，相信我们大家都会同意——幸福有着更重要的价值。将生命的意义寄托在成功上，将成功的实现寄托在读书上，这显然是对生命价值的误解，也是对个体人生规划的误导。我们每个人所具备的知识和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环境——包括自然和人文环境——来建构的。比如，一个景颇山寨的孩子与大城市的孩子相比，会具备更强的山村生活的能力，更强的田间劳动的能力，更多的关于植物和动物的知识，更丰富的关于阳光和雨水的经验，更深刻的对于大自然的理解和领悟。他们所具有的这些素质和能力，在景颇山寨里是有用的，有价值的。但是，这些东西在城市生活中，在现代化环境中，却是多余而无用的。现代化场景不会给这些素质和能力提供展现的机会。这样，进入现代化场景中的孩子们可能会因此而手足无措，自卑，迷茫而张皇失措。如果人生的意义在于成功，这些山寨孩子很难在与现代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大城市孩子在竞争中获得优势。而且，这种竞争的劣势和失败可能会摧残他们的自信，打击他们努力。如果人生的意义并不在于成功，而在于幸福的话，他们就没有必要走出大山去参与自己并不擅长的竞争，因为在山村里，在自己熟悉的文化中，他们也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获得自己的幸福。由此，李旸及乐安东认为，“走出大山”是一种误导，是一种颠倒是非的教育观念。
今年年初，我又去了怒江深处的丙中洛。我去的那个地方，要比李旸和乐安东的景颇山寨更加偏僻，看起来更加与世隔绝，少数民族文化的存续也面临更多的危机。但是，即使在那样的地方，现代化也无孔不入地渗透进来了。
阿果也在做面向教育的公益活动。她的工作与李旸和乐安东不同。如果说李旸他们的目的是挖掘并保留少数民族文化，并着力通过自然的教育培养少数民族孩子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的话，阿果的工作只是帮助少数民族孩子在现代的教育体系中更好地成长。阿果并不指望自己的慈善工作对孩子们有太多的改变，她只是力所能及地在正式的教育体系之外，为孩子们提供一些经济上的帮助，以及人生规划上的一些指导。相对而言，李旸所做的工作才是具有干预性质的，而阿果的工作则是顺应自然的。
在“景颇·夏天”中看到李旸他们所做的一切，确实令人感动。“榕树根”组织努力挖掘景颇文化和艺术，努力应用传统的基于生活实践的方式培养景颇孩子的文化自觉和认同。他们的工作很努力，很艰苦，但成效似乎不是很明显。这个组织需要外在的资助，他们本身并不具备自我生存的能力。虽然李旸他们的精神很值得敬佩，我还是有些怀疑这些努力的意义。现代化和全球化总是一个不可逆转而且日益加速的进程，文化的趋同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就以李旸他们的工作而言，他们也使用了互联网，使用了一些先进技术和设备。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化与文化之间，事实上存在一个相互竞争优胜劣汰的过程。固然景颇山寨的孩子一辈子留在山寨也可以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获得他们的幸福，但这种人生价值或者幸福的实现却面临着环境变化的影响。对这个世界更广阔的认知，对生活更饱满的体验，可以算是人生的一般意义吧。仅就以李旸本人为例。她现在的人生应该是比之前作为银行职员更能实现自我价值的，因为她进入了一个她所选择的新的世界，因为她在实践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对景颇山寨的孩子来讲，他们将来也可能面临这样的挑战——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呈现，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景颇山寨的封闭迟早是要被打破的——实际上，它已经被打破了，当人们看到一个新的世界，看到新的世界呈现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的时候，人们必然会向往之，尝试之。谁能够更快地介入这个新的世界，介入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呢？只能是那种有准备的人，那些在这个世界变化之前为此作过准备的人，也就是那些“走出大山”的人。传统的少数民文化固然是美好的和谐的，但固守这种文化，却可能成为人们融入现代世界的一种障碍。在这个意义上，李旸他们主张恰恰是误导性质的。他们的工作之所以成效不大，我的理解，正是因为他们在逆潮流而行。阿果的工作却是有成效的。她不想过多介入正式的教育体系，不想对孩子们的选择作出过多干预，她只是想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提供一点助力，提供一些指导。这一切，她做得到，也做得好。从事慈善工作多年来，她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
怒江深处的丙中洛，在地理上看似相当偏僻，闭塞。可是，它也是这个开放世界构成部分。事实上，早在百年之前，这里就有了传教士的身影。现在怒江深处的山寨，盛行着来自西方基督教和天主教。即使在最偏远的山沟里，也有现代文明的曙光闪现。试图通过闭塞保持少数民族文明的自我认同和自我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乌托邦。那天我们前往滇藏边界的大峡谷，路遇一位十一二岁的女孩。那是一位中学生，在丙中洛上中学。她说他妈妈在山上放木头，因为危险，她妈妈不让她上山，而是留在山下等待。聊了几句，知道这是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她父亲出去打工了，没有回来。她说她学习很刻苦很努力，为了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可以走出大山，将来回报母亲。在她的口气里，没有一丝对父亲的怨恨，走出大山，是他父亲所追求的，也是她将来要实现的。这就是一个孩子的现实而真实的想法。她不愿意留在山里，因为山外可能有着更好的生活，更多的选择。她不愿意留在山里，可能还因为山里是无法久留的，比如，到她成年的时候，她可能很难像他母亲那样上山放木头了。出身在一个急速变化的世界，固守传统已经不再可能，唯一的选择就只能是“走出大山”。
在怒江深处一个叫做“秋那桶”的美丽山村，我认识两位村民。一位是小余，一位是老王。第一次去秋那桶的时候，我事先联系了小余，希望他提供一些方便。小余是那里最早开农家乐的，有几处漂亮的房子，一个大场院，还有游廊。那天我异常艰难地爬上山，来到小余家里的时候，他在忙着别的事情。我想大概因为我只是一个人，也不在他那里吃也不在他那里住，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油水，所以就不怎么招人待见。这也可以理解，我们生活在一个商品社会，经济意识渗透进每个人的灵魂。可是我还是很不舒服，因为那里是远离现代文明的偏远山寨，我希望那里还保留着一些古朴而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我已经为他们家的孩子带去了不少礼物了。
我悻悻走出，来到路边一户人家门口，与主人聊聊天。那家主人是老王，他穿着还算整齐，但油腻腻，脏兮兮的。他就那么席地坐在地上，背靠着山墙。他在吃着饼干，碎屑落在胡子上，衣服上；他的头发也是油兮兮，里面插着草棍。跟老王说话，他一幅乐天知命的样子，嘻嘻哈哈的。他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他有几亩地，粮食够吃；他在高山牧场上有几头牛，几只羊，可以提供一些收入满足日常开支；他有一个儿子，快结婚了。老王跟我说话的时候，她老婆站在边上，一样幸福快乐地嘿嘿嘿笑着。老王邀请我到他家里坐一会儿。这是一个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家庭。几把椅子——实际上是木墩——围着火塘，墙上挂着玉米棒子和干菜。木板楼下是牲口棚，一股股恶臭从木板缝中袭来，让人无法忍受。老王倒水给我喝，看着杯子边缘密密麻麻的苍蝇脚迹，我拒绝了。坐了不到五分钟，感觉腿上有小虫爬动，只得匆匆告别出来。小余家和老王家，相隔不过十多二十米，却差不多是两个世界。当然，我是一个外来人，我无法评价究竟是老王还是小余更幸福一些。如果将幸福仅仅理解为对自己生活境遇的满足的话，老王满足程度也许并不亚于小余。但是，小余是个读过书见过世面的人。他原先是小学教师，后来因为旅游的兴起才办起了农家乐的。他因为见识过别样的生活，才会在机会来临的时候抓住时机实践新的生活方式。老王本来也可以安于自己稳定而自满的生活的。可是，当隔别的小余生意越来越红火的时候，他似乎意识到了改变的必要性。这次再去秋那桶，小余正热火朝天扩张他的事业。没有见到老王。据说正他准备与小余联手，发展高山牧场旅游。
最初，李旸对“走出大山”的批判让我看到了传统教育模式可能存在的问题。“走出大山”的理念中，蕴涵着主流文化对异质的少数民族文化的歧视，这让我很不舒服。尽管我也相信文化之间实际上存在优劣差异——这种差异在市场竞争中可以很直观地体现出来——还是不能容忍将少数民族文化视为劣等的沙文主义判断。第二次丙中洛之行，让我看到现代化之不可避免，看到市场化飞速发展过程中“先进”的商业文化对固有的少数民族文化的渗透。我对“走出大山”的判断变得更加现实。如果承认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不可避免，就得承认现代文化过程中异质文化的逐渐消失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固守陈旧的传统的文化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只意味着延迟与世界接轨的时机，对于个体而言，则意味着放弃在竞争中获得优先性的机会。有些东西看起来的美好的，但商品社会所需要却不是美好；有些愿望看起来的美好的，但其结果却可能是乌托邦，甚至可能是毒药。就像山里的蘑菇，那些看起来最鲜艳的，可能是毒性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