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控制体系”抑或“国际货币服务体系”
本文发表于《金融监管研究》2014年10期
内容摘要：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演化与重构的研究讨论缺乏对于理论前提的分析和厘定，而使自组织和自演化成为默认的理论分析前提。然而分析历史我们发现，近代以来的西方历史是不断构筑以其为中心的控制体系的历史，在西方世界不断成为世界主导的同时，其构筑的对象控制体系不断扩展、强化，最终形成了以虚拟货币为具体控制手段的高效控制体系——牙买加体系，即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以中国为首的南方世界的首要使命就是打破西方世界主导的对象控制体系，并给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解决方案，以天下文公的原则建立两行和谐的国际公共服务体系。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
总结近百年来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演化问题的研究、讨论，我们认为其中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缺失或盲区，即对国际货币体系演化的基础和前提的厘定和论述不足。学者们必然要回答如下追问：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在自演化、自组织的前提下展开？还是在他组织、被控制前提下进行？自组织或他组织的程度如何？社会经济中是否存在如下背离：原本是控制模型却以自组织面目出现，或者本身为不可控的体系却被描述成控制模型？对这样一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标志着研究前提的不同。现实的状况是，在不辨前提的情况下，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演化问题的讨论热烈进行。因此，只能是各说各话、徒然喧嚣。有鉴于此，需要我们从系统特征与系统演化的角度展开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本质探究与理论分析。
一、西方国际货币体系的模式演化
作为一个以人类社会为目标视域的控制系统，必须要选择实现其目的的控制路径和控制手段。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西方列强通过军事手段实现统治世界的目的已越来越不现实，而货币因素则始终是其理想的选择。如上所述，在现代货币经济中，货币渠道成为经济运行必由路径。控制了货币便控制了社会经济运行动力的总源头，控制了世界货币便控制了世界。这种控制在成本与效率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且具有很好的隐蔽性。因此，西方资本在其获得了凌驾于现实社会的超然权力之后，便开始构筑面向全球的、以货币为内容的控制体系——国际货币体系。
自近代以来，西方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化历程分为三个阶段，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我们略去对具体史实的繁琐描述，通过对各体系逐一的模式与演化的图示分析与逻辑分析来探究其的控制模式的发展与强化。
（一）金本位体系的模式分析
考察金本位制的历史，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在价值体系中形成的一个符号世界，只是在这个符号世界形成的过程中把黄金从实物价值体系中抽离出来了，在理念上把黄金的符号、存量作为天平的一边，把实物价值作为另一边，形成了黄金形式的货币与实体价值的对峙。金本位的真正用意并不是用黄金本身作为货币，而仅是利用了黄金的符号化存在，用英镑作为黄金的符号式代用品。如此，所有的英镑便都视同为黄金，所以，金本位制本质上是一个英镑体系，英镑是现实运行中的主导，各国货币主要通过英镑来和黄金相联系，英镑成为沟通黄金和各国货币的桥梁。如此形成了上下两层的控制结构，西方资本以黄金和英镑为控制手段，对其所及范围加以垂直控制的对象控制体系已具雏形。如图一所示。
金本位制时期尚属西方资本控制体系的草创阶段，其原因在于：第一，至少作为该体系的核心内容，黄金是基本的货币形态，而英镑则为其附属或补充，是黄金运行的润滑剂或符号式代用品。因此，这一体系是建立在黄金这一实体价值基础之上的，其整个体系的信用和功能实现须由黄金来最终保证。黄金作为自然形成的超主权世界货币被完全掌控的难度很大，西方资本很难完全垄断世界货币的发行。因此，通过货币手段的控制力度相对有所局限。第二，该体系名为国际货币体系，其实仅只是几个实行金本位制的西方国家的简单加总，并不存在一个形式上超国家的国际货币制度体系及相应的协调、管理机构体系，国际货币秩序处于自由融合、相机调节的状态。第三，英国在近代以来的大国竞争中获胜而成为该体系的主导，但是这种主导的地位是相对的，其他西方列强始终存在挑战其主导地位的愿望与可能，对货币主导权的血腥争夺从未停止，因此，英国实行金本位以来战事不断，直到世界大战的爆发。总而言之，金本位体系的稳定性相对不足。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模式分析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二战后世界格局的国际金融表现，在客观上实现了世界大战后的新秩序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当时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同时，其更是一个进一步深化的国际货币控制体系。我们用图二来描述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已经形成了多层结构，完全体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双挂钩的内容，同时也直观地反应了美元的超然地位，其他各国货币必须经由美元才能与黄金间接联系。我们可以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内容简单视为国际金汇兑本位制，是金本位制的版本升级。
比较金本位制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控制力度大幅提升。第一，该体系的建立标志着西方列强之间的霸主之争告一段落，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绝对的霸主,西方资本的控制体系更加集中统一，以国际制度的方式强行确立美元成为各国货币与黄金联系的唯一通道。第二，黄金已退居幕后，由直接的货币形态演变为货币价值的担保角色，整个世界货币的职能多由运行高效的美元来承担，同时，美国也积聚了世界上大部分的黄金来保证该体系的运行。第三，由美元来作为前台世界货币的制度安排，已经使得世界货币具有了初步的虚拟化色彩。第四，该体系形制完备，为国际货币体系确立了根本法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设定了世界货币——美元以及超主权国际金融管理协调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有史以来最健全的、人为设计成分最多的国际货币体系，使其宏观控制能力空前提高。然而，该体系仍需由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终极价值保证，说明仍然不能摆脱实体价值的束缚，这制约了该体系的控制效率。特里芬教授认为是“特里芬两难”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罗伯特.特里芬 1997），而我们认为应该把对“特里芬两难”的理解提升到哥德尔定理的高度（祁洞之、禹钟华 2013）。
（三）牙买加体系的模式分析
牙买加体系是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所形成现实的法律确认，表面看来，该体系在内容上是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颠覆，即是针对双挂钩的双脱钩，其实质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全面版本升级，我们同样用图示来描述牙买加体系，见图三。
因为黄金和美元同为控制手段,因此,牙买加体系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图示结构基本相同。但图示内容有所差异，标示着牙买加体系对于其前身的本质超越。第一，黄金退出。西方货币体系最初是以黄金为基础构建的，最终解脱了黄金的束缚。以黄金为货币或为货币的价值担保是货币发展初级阶段的表现，也是一种具体限制条件下的不得不然，这本身意味着高昂的货币发行成本以及货币运行与真实经济过程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由于黄金作为货币，整个金融领域必然摆脱不了实体经济的制约，使西方国际货币体系的控制力度大打折扣。当美元具备了摆脱黄金束缚的条件和能量，便在第一时间宣布了黄金的非货币化，这意味着美元发行成本的大幅降低，美元获得了最大程度的、面向世界的发行自由。
第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绝不意味着西方资本国际货币体系主导权的松动或削弱，反而说明其已具备无需通过黄金来构筑国际货币控制体系的能力，美元仍然是操控平台，美国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全方位的手段来支撑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使各国仍然摆脱不了美元束缚。所谓的国际货币体系便成为发自于美联储、辐射至全世界的美元体系。虽然欧元的出现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平衡作用，对国际金融秩序的优化以及欧洲内部的要素流动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但总体而言，在西方资本的全盘控制下，欧元体系仍处于美元体系的从属地位。
第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仅只是名义上的瓦解，该体系的核心内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仍然是国际金融的基本纲领，两个体系的转换仅只表现在这一“法典”上的几项条款修改而已。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构建的国际金融机构全部保留，且不断壮大，是协调国际金融事务的重要角色，成为美元体系的重要补充和缓冲协调机制。这一切说明了两个体系之间在体制上的承继性，或者根本就是同一制度体系，变化了的仅是货币形态。
二、对西方货币体系的多侧面描述与进一步的解读
显然金本位制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不是三个体系，而是同一个体系的三个发展阶段，是西方资本金融操控体系的递进升级的三个版本，牙买加体系是该体系演化的最高境界，在近百多年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控制者——西方资本、控制手段（操作平台）——黄金（美元或英镑）以及控制对象——现实世界这样一种标准、纯粹、高效的对象控制体系，其内在的动力和终极的目标都在于生成与强化控制。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进一步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多侧面的描述与分析。
（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仅只是西方体系统摄视域的放大
对货币体系演化历史的反思使我们认识到并不存在一个全球意义上的、真正的“国际货币体系”，所谓的国际货币体系仅只是一个典型的西方体系。最初，这个体系作为一个粗糙的金属货币制度发生于且仅局限于欧洲。工业革命之后，当欧洲列强具有了征服世界的能力、开始了以全球殖民为目标的第一波全球化、南方世界或者说非西方世界悉数被迫卷入这个体系之时，其才实现了真正意义的全球覆盖，但这仍只是一个西方的体系。
二战后，世界被苏美两分，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遭遇实质性挫败，这是自工业革命后西方体系在其扩张过程中的第一次遇阻回缩，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西方的体系其统摄视域仅局限于资本主义阵营。同时在其内部完成了霸主的更替，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领袖，而欧洲诸列强集体沦为美国的跟班。在并没有泯灭掉老欧洲昔日的雄心，在美国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同时，欧洲货币体系的构建也悄然渐次展开。美欧共同构成了主次分明的西方式国际货币体系。
牙买加体系在制度层面打碎了束缚在西方霸主身上自由发行货币的枷锁，同时由于苏东集团的解体，使得该体系又一次具有了全球意义，西方体系获得了体制上和空间上的无限自由，迅速地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纵观演化历程，无论其形制如何变化，所谓的国际货币体系都始终是一个西方的体系，其国际意义仅在于该体系宪辖范畴、统摄视域的国际化。
仅当作为南方世界核心的中国从这一食物链体系的最低端逐渐崛起而成为博弈的一方、人民币汇率成为持久的国际焦点问题、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七大国际货币、中国开始争取规制的制定权之时，国际货币体系才具有了些许真正的国际含义。
（二）控制手段的加强——世界货币不断虚拟化
世界货币的发行方式随着其阶段式的发展演进也呈现出本质性的版本升级。金本位制时期，黄金为本位货币，货币发行受到黄金存量的硬性制约。布雷顿森林体系可以被视为由黄金保证的美元本位制，与纯粹的金本位制相比较，黄金退出流通领域，居于价值担保的地位，美元具有些许虚拟化色彩。进入牙买加体系，黄金退出货币领域，世界货币的发行则再无羁绊，美国在用印钞机向世界支付。因此，从货币发行方式的角度来审视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化，则是一个不断摆脱黄金、获取发行自由的过程。
这一过程是黄金不断弱化、退化的过程，更是一个世界货币不断虚拟化的过程，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其生成与运行与实体经济愈发背离，愈发成为凭空生成的符号信息，如同上帝投射到现实世界的光芒而成为彻底的彼岸货币。西方资本全力地掌控着这一符号货币体系，通过操纵符号而操纵世界。如今，西方的金融市场已经膨胀到了百万亿美元的规模，可见其与实体经济的背离程度已令人匪夷所思。
（三）控制权（货币发行权）的争夺是其体系演化主要动力
如果从货币的生成、运行机制角度观察，这一体系演化的核心问题在于面对无政府状态的国际领域发行“国际货币”的权力形成与争夺，这一内容成为其发生演化的主线。
金本位制阶段可以视为欧洲列强之间的货币主导权的竞争阶段，同时也意味着幕后资本的博弈与协调。布雷顿森林体系阶段，大国间的竞争与博弈在冷战背景下展开，既包括苏美之间的对抗，也包括西方世界内部间的竞争。牙买加体系在体制上赋予了美元最大程度的自由，加之苏东集团的解体，使得美国在新一轮全球化背景下由资本主义世界金融霸主跃升为全球的金融霸主。然而在此阶段中，欧元以竞争者的面目问世，西方世界内部的竞争再次加剧。
综上所述，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化过程中激烈的博弈目标具体集中于货币发行权的争夺。获得了货币发行权，便具有了控制经济、政治，进而控制世界、统治世界的权力，因此，权力的更迭往往通过血腥的战争方得以实现。以博弈论的视角观之，在西方世界现实的博弈过程中各方所秉持的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理念，零和博弈理念成为西方文化表现在现实应对领域中的一个显著特征。 [1]
（四）金融危机的频发成为该体系的重要特征
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进入牙买加体系以来，金融危机愈演愈烈，除了中国以外全球主要大国悉数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洗礼。以至于至今西方世界仍未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潭，且存在着不断恶化的趋势。面对无限庞大的债务和资产泡沫，无论欧美还是日本所能做的仅只是通过泛发货币来苟延残喘。
在我们认识了西方国际货币体系的控制本质之后，对于金融危机的分析应该当别有立论。第一，如果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高度精密、有效的操控体系，世界货币的发行与运行都处于高度可控状态的时候，金融危机应该是可以避免的，至少不应该如此频繁的爆发，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因此，当这一体系的控制力十分强大时，我们就不能不怀疑一些金融危机是经策划的、有预谋的。制造可控的繁荣与危机，正是体现该体系操控能力的重要表现。依“货币战争”的观点，现代金融危机可以被视为一种现代战争，是具有综合战略意图的扩张行为，可以被理解为是拓展控制范围和加深控制程度的努力。第二，总结历次金融危机，都包含一项重要原因——异常的资本流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资本流动是被严格控制的（巴里.艾肯格林2009），而牙买加体系给予了资本流动最大程度的自由，同时也开启了金融危机的频发时代，可见，资本流动的自由和金融危机的频发如影随形。表面看来资本异动意味着世界货币运行的失序，而这种表面的失序恰恰是西方资本实施有效控制的必要而常规的步骤。被西方资本完全操控的资本流动、尤其是热钱的流动是这一控制体制下的机动工具，可随时启用，承载着定向爆破的功能。第三，当控制体系的控制力逐渐丧失时，意味着该体系危机的总爆发。西方资本的对象控制体系的运行是一种内敛式的循环，当这种循环的回路受阻时，其发行货币的价值愈加稀薄，过度的虚拟而呈过度的泡沫化，则该体系的运行效率大幅降低，风险激增。当金融危机从西方世界内部爆发且旷日持久，说明了该体系长期所积累的风险正不断转化为危机，显示该体系正不断地失效、失控。当该体系仅能靠泛发货币来聊以度日时，说明其自身已无可挽回地趋向衰亡而无力回天。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目前西方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是靠其军事实力在强力维持，其金融信用早已过度透支而彻底破产。
三、从系统演化的视角对西方国际货币体系演化模式的归纳
在历史描述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超越现象层面、从系统演化理论的视角，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模式及演化加以进一步理论归纳。
（一）作为系统演化理想目标的自组织系统[2]
和谐稳定的自组织系统显然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但是迄今的研究都已经证明，包括自然界在内任何自组织、自演化过程都是在一定的限定条件下进行的，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就是秩序或制度的完善。
考察人类社会的演化发展，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现实历史中，都不能证明一定条件下的自组织、自演化过程确定会实现自我优化和自我和谐、均衡，恰恰相反，历史经验会证明自组织、自演化带有盲目性，市场行为、羊群效应等现象等都会给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即便是自然界的生态演化也经历过多次的物种大灭绝，这都需要系统的上行结构的负反馈机制对系统的演化不断地进行纠错、调整。因此，在作为复杂巨系统的人类社会中，自组织系统都是一定前提下、一定程度上的。同样，不存在着纯粹的、极端的控制系统，不同的社会演化只能是处于极端控制和纯粹自演化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个点上。
研究自组织系统或者控制系统，首先要处理的是约束与自由、个体与整体的两行关系。“自由实现的前提是自由度的范围设定，对于个体自由的合理设定与约束原则来自于整体理性统摄。从人类组织的整体角度而言，自由是整体基于整体目标、整体理性如何划定个体自由度的问题；从个体或微观角度而言，对自由的追求就是个体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最大程度地实现其合理愿望。如此，自由的讨论就变成了人类组织内部和谐机制如何形成的探索，即约束条件下的、为了整体目标而进行的整体与个体之间、个体相互之间的制约与协调，唯如此才能实现系统和谐，才能保证帕累托最优意义上的不同主体的自由，才能保证整体的可持续性演化发展。”（禹钟华、祁洞之2013）自由度的划定是由权力完成的，当权力符合整体理性运行的时候，人类社会系统成为和谐系统，易保持可持续发展。当权力“以权谋私”或不能体现整理利益、整体理性的时候，则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而趋于崩坏。
概而言之，我们对自组织问题的基本观点如下，第一，制度与制度约束之下的自组织、自演化之间的关系是两行逻辑。一切自组织、自演化都发生于居于上行的制度约束之下，没有上行控制的系统自演化是不可能的。第二，这种控制理应代表整体利益，如果具有牟利性质则是反动的，将导致系统的崩坏。第三，上行系统理应有效作为，即充分运行上行系统负反馈调节机制，有效地弥补自演化系统自身的不足，尤其是其自身抗拒系统崩溃能力的不足，保证其可持续发展。最后，与自组织系统下行演化并行不悖的上行制度设计合理性探索这才是我们研究的自演化问题的精要所在。
（二）人类社会现实演化的两种途径
任何的系统都具有两行结构[3] ，人类社会尤其如此，程序、制度、规律等上行结构起着主导作用，其具体表现为一定的权力机制。抽象而言，人类社会中的控制源头体现在三个方面：君权、神权和金权（资本） [4] 。其权力主要体现在规则的制定权和维护规则的强制力，规则划定出各个社会主体的自由度，自组织、自演化仅能在这权力规定的自由度中进行。由于权力的控制方法和控制能力的差别，自由度的程度也各不相同，显示出不同地域的政治文化特色。
在总结历史的基础上，我们归纳出几个模式，呈现出两条截然相反的演化路径，下面辅以一组图例来加以直观描述。
1、对于演化模式的抽象图示描述
我们以一种纯自然的自演化、自组织的原始状态为最初的人类社会演化的前提样态，以此作为讨论的起点，见下图。
图四描述的是纯粹的自演化模式，大小主体根据自身的禀赋特征、综合实力在双边和多边交往的过程中自由地、不受干涉地生成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总体秩序。
图五是图四的一种演化版本，在自演化的模型基础上生成了一个上行结构——整体理性（道），由图形上方的椭圆图案表示，社会在整体理性的规范下运行、演进，体现出一种和谐的两行关系，可称为基于两行结构的和谐演化模式。这一图形所描述的内容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追求，不同社会主体在整体理性的规制下形成社会秩序，追求天人合一、社会和谐以及可持续发展。
图六是基于图四模型基础上的、与图二具有本质区别的另一种演化模式，称为霸主使役模式，在优胜劣汰的丛林竞争中，获胜的强者主宰一切、控制一切，其余主体则处于被控制被压迫的境地。
图七是霸主使役模式的版本升级，终极控制源通过霸主平台对整个系统进行控制，实现了控制源与控制手段、平台之间的分离，形成了控制源、控制手段及控制对象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对象控制体系结构，控制者之下的部分皆属于技术环节，控制的逻辑关系达成是它的目的本身。从图六到图七的本质转变是此岸化控制到彼岸化控制的一个跃升，此岸化的控制只能控制到系统力所能及的对象层面，类似霸主，控制力和控制范围是有边界的。而彼岸化的控制是由彼岸投射到此岸来的全逻辑视域控制，如同上帝在面对人间构筑其体系。作为彼岸化控制的具体体现的霸权体系不是在适应环境壮大自身，而是在构造环境，强行制定规则，谋求把全世界纳入其主导的体系中。这是与图五截然相反的另一个典型模式，代表着另外一条演化道路。
当我们完成了图形化描述，就可以把不同类型的人类社会演化脉络抽象化、哲学化，这里存在着一个由下至上生成的驱动和由上至下控制的谋求之间的区分，是基于下行世界的需求生成的上行世界，还是根本不顾及下行世界来构造一个控制下行世界的操作体系，如此就形成了皆基于自演化前提的两个截然相反的演化路径，其一为两行和谐模式，其二为单极控制模式，两种模式恰好分别以中西方社会为典型样板。
2、中国社会演化之路——两行和谐模式
中国社会演化之路在图例上由图四、图五组成，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提炼和总结。礼乐文明的核心内容决定了中国的社会发展是在名之为“理”或“道”的整体理性控制下进行的，符合“理”、“道”是中国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权力合法性的基础。社会诸行为主体在“理”和“道”所规范的自由度下自由行动，追求共命运体与个体之间的两行和谐，以共命运体的和谐、稳定、可持续发展为终极目标。中国哲学所追求的本然世界之和谐必然需要一个协调器，即为共命运体“立心”，是其之所以成立所需要的基本原则——天下为公。这是完全基于此岸的、代表整体理性的上行结构，是自组织演化的引导，而绝非强制控制。
图五式的阳光普照模型是人类社会制度下真正意义的自组织模型，因为自组织的实现必然需要上行世界的阳光，即完全基于下行世界的需求而形成上行结构。没有公共服务的社会秩序是无法实现，然而公共服务体系的理想样态应该如何描绘成为人类始终面临的问题，中国的社会和中国的哲学始终对此孜孜探索、尝试推进，把现实社会所需要的公共服务视作天下公器，努力营造体现礼乐文明核心实质的公共服务体系，努力把它变成普照世界的雨露阳光，虽然，中国社会并不尽善尽美，但是这种努力不容否认。
3、西方社会演化之路——单极控制模式
西方社会演化之路由图四、图六、图七来描述，是于丛林原则下，由霸主使役模式到彼岸控制模式的演化。以狩猎文明为核心的西方社会，其权力体现为狩猎的范围、程度，具体而言就是控制社会资源、社会财富的范围和程度，其目标在于控制的效率最大化。文明伊始，西方社会的主导者君权、神权和金权三者之间的竞争合作构成了西方社会历史的主要内容，直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意义在于资本击败君权和神权而凌驾于社会系统之上，成为唯一的控制者，君权和神权或者名存实亡，或者成为资本的附庸。资本凌驾于社会系统之上主宰一切的模式，与西方宗教彼岸上帝对此岸人类在精神的绝对控制模式高度契合，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使得资本具有了彼岸化的特征，如上帝般居高临下对此岸的现实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绝对的控制。
这一体系的功能与意义就在于是控制本身，因此，资本、黄金、货币的使命都是暂时的，只要能完成控制，则无所谓由何种手段或渠道去实现。我们完全可以把控制者、控制器、控制对象翻译为狩猎者、狩猎工具、狩猎对象，如此就完整地还原了西方文化的母基因。随着时代发展，代表西方文化核心实质的狩猎模式逐渐过渡到狩狝模式 [5] ，这种对控制对象定期收割式的圈养模式，是西方对象控制体系控制能力的加强的重要表现。
简而言之，西方世界的对象控制体系通过圈养模式最大程度地压制了劳动和资源的自由，置它们于绝对被控制境地，进而实现内敛式的循环，社会财富机制化地持续向控制者集中，外围世界则成为垃圾倾倒场。西方资本谋求的是构筑使其永居顶端的层次分明、垂直操控的食物链结构。
当我们从逻辑的角度和历史分析证明了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系统的演化都是在控制体系之下进行这一事实，同时却发现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都是建立在自组织、自演化基础之上。呈现出一种极端的分裂现象：理论和现实南辕北辙、严重背离。
显然，控制体系的实质是控制者们极力掩饰的，资本在构筑、强化其主导的控制体系的同时也在瞒天过海地努力营造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这一过程如果从亚当.斯密算起，那么是同近代以来资本所主导的国际体系，尤其是货币货币体系同构的，建立在自组织、自演化前提之上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被精心谋划、设计、营造、构筑的。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青睐的理论无一例外是建立在自组织、自演化前提下的，为西方对象控制体系披上了一层华丽的理论外饰。
究其本质，西方经济学所倡导的自由主义是定向爆破式的自由主义，其一，保证资本的自由为至高无上的原则，这里的资本仅指西方资本。其二，西方资本的外围世界要自由开放以任其自由驰骋，最终还是要保证西方资本的绝对自由。其三，反向的自由是绝对禁止的，劳动和资源是被资本定价的，绝无自由可言，外围世界的资本同样毫无自由可言。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垄断、专制与封闭与其自由主义学说形成鲜明对比，当中国有能力向西方世界投资时，却发现西方世界关卡重重、绝非自由市场。因此，西方经济学所倡导的自由主义是伪自由主义，是西方资本操控世界的理论工具，或者就是掩盖其真是意图、麻痹扰乱外围世界的烟雾弹。
个中缘由显而易见，越是要强加这种控制体制的有效性，就越需要被控制体内部自由散漫、呈自演化状态，因为，最易被控制系统就是尚未被他者控制的系统，或控制程度较低的系统，即自演化系统。所以，资本一贯大张旗鼓地宣扬自由市场理论 ，这正是那种隐而不见的幕后控制系统高效运行的前提，这也就意味着绝对的自由主义恰好导致绝对的专制主义。因此，西方经济理论并不是在为自由主义鸣锣开道，相反却导致了横行全球的专制主义——金融专制主义。
四、应对——构建此岸世界的合理秩序
我们揭示了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控制本质，也须描绘出其可能改变模式以及未来的理想模式。应以打碎彼岸设定以及对象控制模式为基本共识和首要原则，控制与压迫是人类社会最大的悲剧与罪恶，是与真正意义上的普世价值、人文精神背道而驰的。“天下为公”、“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等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命题如何达成是多极化前提下的真正的发展主题。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方能够讨论公正、理性、秩序、民主、自由等这样一些人类系统价值的终极追求，并以此为逻辑基础来构筑现实经济体系。
多极化是对单极控制的彻底否定，是自由、民主的现实体现，同时也是实现理想设计的必由之路及现实应对的主要手段。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大国间实力对比的变化，多极化已然成为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不可阻挡的趋势。当美国以及西方资本由于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方面的衰落而对于维持其主导地位显得力不从心的时候，现实世界也逐渐显示出多极化的态势并不断得以强化，形成了重构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推力，为建设国际货币服务体系创造了条件。
值此西方所构建的对象控制体系已现颓势、现实中多极化趋势已经十分明显、世界格局即将变换之际，更需要我们展望未来。未来理想模型的设计应该着眼于现时代的文化生态和经济生态，探讨如何重构基于两行和谐系统的自演化的模型（图五），使这一两行和谐自演化模型经过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之后获得创造性现代化提升。这是当今制度经济学所迫切需要讨论的问题，也正是国际货币体系实现其真正的国际意义、作为一种国际制度朝着公正、合理、秩序、民主、自由等方向校正的一种动力，同时也是中国为世界描绘的国际货币体系理想蓝图。
作者简介：
禹钟华，博士，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email protected]
祁洞之，博士，辽宁大学哲学系教授。[email protected]
参考文献：
[1]巴里Ÿ艾肯格林.资本全球化——国际货币体系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HŸ哈肯.信息与自组织[M].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