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认为城市的地理距离可以决定他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工业革命不仅仅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而且也缩短了运输距离，这加强了人们在城市之间的经济活动，使之联系更加紧密。但是我们发现这不能概括全部的可能，信息或者观念同样起到了相似的作用。

广告的投放或者大众经济行为的展开引领了人们对一座城市的认识，规模经济便由此而来也增强了城市之间的距离。比如，鄂尔多斯与羊绒之都之间。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东南亚的水果能够行销北京，虽然完全竞争市场下的农产品与工业品不同而保鲜、运输等相关技术相继排上用场使得在地理上不可能的事情成为现实，这就使得北京和原产地的东南亚集散中心城市建立起密切的关联；况且即使北京郊区可以生产的果蔬，因为时令、口感等依旧需要远赴云贵等地供应，这就充分证明地理距离并不是两座城市之间建立关联的重要距离因素。

信息和观念铺就的距离才是真正的距离，但是古代江河水患和当代公共安全问题，又使得城市距离变得沉重起来。黄河水患亟需治理的时期，黄河中游的经历也是相当繁荣的，各个城市之间的联系因政治、经济和水患因素而紧密起来；近代长江航运发达起来，沿岸城市因地理距离而紧密相连，而随着交通多样化即航空、铁路等的建设沿岸城市与其它水域的城市的距离更为密切，虽然如此，面对长江的洪旱灾害又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如今人为的灾祸或者称之为公共安全，比如非典、沙尘暴等，伴随病毒的流传、沙尘的袭扰，城市之间为治理共同的问题而密切关联。

在由信息和观念缩短距离的基础上，人们的经济往来自然会增强。但是不管出于何种方式的信息传播，真正为两座城市之间建立密切联系的还是劳动力、生产技术、资本等为产业发展提供支持的生产要素的流动。为此，在有上述密切联系的城市之间，人们也创造性的发展出便捷的交通方式，比如使得京沪两地比之京冀有些城市的往来更为便捷。地理上的距离被认为转换为交通意义上的距离，这有赖于经济观念上的关联。

上述是为了修正一条不成文的公式，两座城市的联系与两者经济关联的强度成正比，与它们之间的地理距离成反比。显然人们在短期经济理性的促使下创造性的颠覆了这一假设，也促进了经济活动向中心城市聚集的趋势，使得生产活动变得不均衡。而且随着新兴产业的发展，这一趋势将更为明显，服务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更需要规模经济才能产生效益，创造性活动需要更快的思想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