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不除能真正地能上能下吗？

-----一位朋友对我说我们的干部政策能下咋看都是处罚的感慨！

汪华斌

今天碰到一位老朋友，毛泽东时代就是管人事的；他说毛泽东都没有解决干部能上能下的问题，因为毛泽东本人的几下实际都是处罚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一辈子也没有解决干部能上能下的问题。他说他最近认真地看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说这是现在干部能上能下机制；说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是增强干部队伍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是促进干部创业，勇于担当的重要保障。他说现在到处的舆论说这样的规定一出台，即从法规制度层面上明确下的标准、规范下的方式、疏通下的渠道；补齐人事制度管理“能上不能下”这块短板。然而他说他无论咋看，也看不出这干部能上能下的新常态切入点是什么；因为最后看到的下不是常态，而依然还是因为犯错误的处罚。他说领导干部不犯错误也能下，这才是我们社会从来没有的好心态。

我们知道毛泽东时代的干部就有“官本位”，所以扭曲的荣辱观和权力观束缚了干部“下”的思想；因为严重的官本位思想导致了大部分干部不能正确对待进、退、留、转。也就是说“官本位”使干部能上能下的机制缺失，从而产生出中国特色的干部 “只能上不能下”；因为“上荣下辱”，下必有错成为一贯思维模式。到了改革开放，本来就应该打破官本位体制的我们社会反而强化了“官本位”；说是因为学习西方国家而要将待遇对应，从而使能上不能下成为了改革开放中的常态化和机制化。正因为如此制度设计的保障，结果改革开放造成更大程度的“上荣下辱”；于是强制性下岗成为了手段。然而可惜的是这下的手段比下必有错的思想误区更加恶劣，因为这是特权谋私的途径；结果即使是腐败分子掌握权力，我们社会也是高唱赞歌；从而使我们社会的干部“能上能下”进入到了一个黑暗的死胡同。

我们总说美国人当官是发财之人想为社会作贡献，而我们社会的人当官却是贫穷之人通过当官来致富；这就是官的正本清源。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任何人时刻准备的是能上而不是能下；因为能下就意味着自己失去了发财的机会。所以美国社会的官是正常的流动机制，因为你想贡献还需要有能力保证；没有能力同样社会也不需要你。正因为如此所以美国发财之人既有上的欲望，也有好下的准备；因为满足社会需求与人民满意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美国社会能上能下实际相当正常。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干部能上能下还有物质基础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后就连下的物质基础都没有了；因为毛泽东时代的收入水平不是按照官的职位，而是按照参加工作年限和本人的学历水平；所以上去也不可能增加收入多少，而下来也不可能下降多少。然而改革开放后我们社会的收入水平只与职位相关了，如当年我单位负责人退休竟然破格提拔一位实习生当他的接班人；结果这实习生成为单位负责人后，竟然收入水平一下子超过我们多少倍了。因为按照参加工作年限与学历来计算收入水平的话，我肯定应该超过他多少倍。但这就是我们社会的改革开放，实习生成为单位负责人自然比我的收入水平高多少倍了。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冲击下，这实习生上台后难道还能胆战心惊地履行职责吗？他只会千方百计地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对他有潜在危险的人就千方百计地排斥；自然我就成为了被他强制性下岗的第一人，因为我不仅是国内外有知名度的专家；而且还是民主党派。更重要的是我还是管理专家，所以成为他眼中钉的我竟然被他强制性下岗；难道这就是我们社会的能上能下吗？

是啊！我们社会没有解决好官本位的问题，干部能上能下就只能是嘴巴上高谈阔论的语言；因为利益才是人的真实内心。所以能上是上级领导对个人发财的肯定和鼓励，能下是上级领导要你停止发财的信号。看我们社会当年8000多万人下岗，究竟有几个是下岗后而发财的人；全部是从天堂掉到地狱，从而后来这也是对我们社会各级干部的一种鞭策和反面教材。宁可成为腐败分子的同路人，也决不当腐败分子的阻挡者；因为附和腐败分子就能上，而阻挡腐败分子则只能下；这是我们社会个人利益泾渭分明的分水岭。

我们看到《规定》的颁布实施，着力解决为官不正、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等问题；推动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党员领导干部，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在其位就得谋其政。古人云“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今日，人民就是干部的“君”，对那些享受人民的俸禄，奉行“平庸没有错”、“当官不为民只为己”、“权势滔天，一手遮天”，不忠于人民的干部，必须调整，让位给贤者、智者、能者管理。“下”就是“让贤”，就是激浊扬清，选贤任能，达到政通人和，国家昌盛，百业兴旺，百姓满意。这些冠冕堂皇的话都对，只是官本位使这一切都成为了空谈；这才是我们社会真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