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与朱安的关系看新文化运动的残酷性

     郭向阳  文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彻底改变人的思想观念的文化运动，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几个关键点之一，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对于开启民智，促进社会发展，可功莫大焉。“民主”，是指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科学”，是指科学精神和近代自然科学法则。新文化运动还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旧道德具有为封建政治服务的本质，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因为只有新文学才能更自由地表达新思想。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指导思想，用民主与科学同封建主义进行斗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提倡新道德是为民主与科学服务的，由于封建专制是建立在儒学旧道德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反对封建礼教，反对旧道德就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就是摧毁专制制度的根基，让民主共和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让新道德成为广大民众自觉的日常行为规范。新文学和白话文，是传播民主与科学、反对旧道德的载体。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内容的主体，而新文学和新道德则是达成反封建目标的必要保障。新文化运动是沿着两条战线展开的，一条是思想战线，一条是文学战线。两条战线交织进行，因而它既是一场思想革命，又是一场文学革命。作为思想革命，它倡导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作为文学革命，它倡导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斗争。后期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运动前期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斗争。后期的新文化运动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思想运动。新文化运动反映了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已经从器物、制度层次深入到思想文化层次；它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延续，它宣传了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沉重地打击了专制主义，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使民主科学思想得到弘扬，促进了民众的觉醒，唤起了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民族觉悟和对国家政治事务的关心，使人们的思想获得空前的解放，是一场伟大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形成了思想解放潮流（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后期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新文化运动也是一场全面的文化转型运动（文化革新运动），她对中国的政治、思想、伦理、观念、文学、艺术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模式。但同时，新文化运动中，一些先进分子（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广大群众相结合。对东西方文化存在着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片面性。

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前，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时，都没有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经过新文化运动，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这就为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也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新文化运动启发了民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对五四爱国运动起了宣传动员作用，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和推进革命的思想武器。

今天的很多人对于新文化运动我们是持肯定态度的，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过它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对一些人的伤害却是十分残酷的，对这一点我们也应该看到，尤其是不应该刻意的回避，比如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的原配妻子朱安，她没有读过书，没有留过洋，爱情是什么东西，她不懂，自然说不出“没有爱的悲哀”，也说不出“无所可爱的悲哀”，她没有鲁迅想得透彻，可困在无爱的婚姻里，她的痛苦不见得比鲁迅少，只是鲁迅在沉默中警醒，朱安只能在沉默中麻木。她，在寂寞里，在痛苦中，在恨与自恨、伤与自伤的交织纠缠之间，毁掉了最美好的年华，耗尽了最宝贵的激情。失败的婚姻里，可以没有爱，但不能没有责任。他甘愿承担一副精神和生活的双重枷锁，是因为他不能为她的幸福负责，却必须为她的生计和尊严负责。那个时代，朱安一旦被休，她将处于极其艰难甚至绝望的处境。而她，也选择了明智的沉默。她知道，不能给他爱的幸福，但至少应给他一份安静吧。总而言之，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的原配妻子朱就是一个被新文化运动给严重的伤害了的人。请看以下资料：

蜗居里面没有家

砖塔胡同61号。这座院落，是她自愿跟着大先生搬进来的。

她叫朱安，是她尊称的大先生鲁迅明媒正娶的“大太太”、“大师母”，所以，她想跟着他，也必须跟着他。当初大先生搬离八道湾之前，曾征求她的意见时，问她是愿意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并强调说如果回绍兴，他将按月寄钱供应她的生活。她想了想，说：“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鲁迅的母亲鲁瑞）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自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再说婶婶是日本人，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啊。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也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她很清楚地知道，大先生不喜欢她，可也离不开她的照顾。因此，1923年8月2日，一个雨后的下午，大先生便带着她一起迁居砖塔胡同61号。

在那个地方，他们一起生活了差不多9个月。虽说依然分室而居，可这一段时期是她和大先生结婚17年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单独相处时间较长的时期。这个时期，她是抱着很大希望的。因为她想通过“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那么“将来总会好的”。搬出去不到2个月，大先生的肺结核复发，她便尽心尽力服侍。病初发时，大先生菜饭不进，她便在厨房里，精心煮些米汁，或熬点鱼汤给他滋补身子。待大先生的病稍有好转，她又细心地把米碾碎，烧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加上熟肉给他开胃，自己却从不沾口。这些在大先生的日记里都有记载，却并不明指是她所为。虽说这一段时期，两人同桌吃饭，可饭桌上谈话依然很少。她若开口，“无非是问问菜的咸淡口味是否合适”，大先生的反应，“或点头，或答应一声”，然后两人继续“静静地各自吃饭”。大先生对她冷淡，十几年来一直如此，她早已习惯，可对她太过刻意的回避，还是让她不免伤心。大先生倒是很有办法，把一只柳条箱的底和盖放在两处，箱底放在他的床下，盛放需要洗涤的衣裤；箱盖朝上，放在她屋门口，盛放替换的干净衣裤。这样她连向他讨要脏衣裤，唠几句家常话的机会也被体面地“剥夺”了。十几年的夫妻，交流竟要简约到如此地步，足令我们后人莫名惊诧了。

待到第二年5月，他们搬到西三条胡同21号的那个院落时，情况依然没有丝毫改观。大先生始终抱着“陪着做一世牺牲”的打算，要和她冷战到底，她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但比起当初她尊照娘娘的话，为大先生做了一条棉裤，竟被他扔到院外时的火爆行为相比，这样的冷漠姿态，倒显得礼貌许多，客气许多。她没有读过书，没有留过洋，爱情是什么东西，她不懂，自然说不出“没有爱的悲哀”，也说不出“无所可爱的悲哀”。她没有大先生想得透彻，可困在无爱的婚姻里，她的痛苦不见得比他少，只是一个在沉默中警醒，一个在沉默中麻木。若是不谈情，也不说爱，那么作为形式上的丈夫，大先生还算是称职的，他始终不断给她的娘家寄钱；她生病时，他也会亲自送她去医院，并搀扶着她上下黄包车；他每次买些点心回来，先让娘娘挑拣，然后就让她挑选……这些细节，终是少得可怜，可已经让她相当释然和安慰了。她反复对别人讲“周先生对我不坏，彼此间没有争吵”，这样的相敬如宾，便是她一生得以知足的现实幸福。

好在是，她还有娘娘陪伴。她爱娘娘，也是同情娘娘的。在她15岁那年（1893年），娘娘的公公介孚公为给几位亲友子弟“求通关节”贿赂了主考官，却因家仆的莽撞而案发入狱，判了很重的罪名，周家也因此衰败下去。娘娘的丈夫周伯宜更是可怜，因科考案发，不但被取消了考试资格，永不能参加科考，而且连以前取得的秀才资格也被削去。大受打击和刺激的周伯宜，第二年就大病不起，苦撑一年后，最终还是离开娘娘而去，年仅35岁。更不幸的是，两年后，娘娘的小儿子椿寿也因急性肺炎而夭折。一连串的灾祸，使得年近不惑的娘娘，愈发把全部希望都放在长子身上了。

她并不漂亮，而且比鲁迅大了整整3岁。便是在周作人的眼里，大哥的这桩婚事也是“十分不高明”，是“很对不起人的”。可深受丧夫、丧儿等一连串打击的鲁老太太却很是喜欢。自然，鲁老太太认定朱安，内心深处也有她的一些情结和理由。当初，她比自己的丈夫周伯宜，也要大上3岁，而且，她这样的新媳妇一过门，便喜运连连。先是过门不到半年，周伯宜就考中了秀才，又过了几个月，即1881年9月25日（农历八月初三），身为周家长子的鲁迅诞生了，鲁老太太也因此被人称为旺夫宜子的贤内助。大概在鲁老太太的心思里，也期望朱安能够像她一样，为周家“冲冲喜”，给自己的长子带来幸运和幸福。

当时，周家的处境非常糟糕，对于鲁老太太而言，更是难上加难。公公周介孚还深陷狱中，丈夫又刚刚故去，儿子又都太过年少，所以主意也只能自己拿。那时的鲁迅，17岁不到，正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对于由鲁老太太一手包办的婚姻，并不知晓。

后来家里人写信告知，鲁迅先是一口回绝，要朱家姑娘另嫁。可鲁老太太以为，亲事是她主动托人向朱家提出的，自己没有理由提出退婚。况且这门亲事，亲友四邻都已知道，提出解约，对周朱两家的声誉都不好，无缘无故被退婚，朱安姑娘日后又如何嫁人？好说歹说，鲁迅终是不情愿地答应了。

朱安自然记得这段未过门便荡起的“抗婚”风波。她还记得，大先生也曾对她提了两个条件：一要放足，二要进学堂。可她已经是20岁的大姑娘了，一来小脚已经定型，无法放大；二来觉得妇道人家读书不太好，进学堂更是羞得慌。后来大先生也没再坚持，并一口答应说“几时结婚几时到”。

当时，江南水师学堂的学制是9年，也就是说，鲁迅有9年的时间，可以合情合理地推拖。而在这漫长的9年时间里，鲁迅的心理思想如何变化，她都不懂，也无从知晓。她只是坚持默默地等待，等待9年后，周家会给她一个说法，一个归宿。

这期间，每听到大先生的消息，她都会担惊受怕。1899年，也就是订婚的那一年，大先生突然转校，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两三年后，即1902年，他又去日本留学。对于大先生的学识和抱负，她都不懂，便是这个小她3岁的未来丈夫，她也是非常陌生。也许她是见过大先生寄往家里的那些意气风发的照片，也曾持有过甜蜜的幻想吧，可更多的，恐怕是一种源于自卑的忧伤，害怕大先生不想要她，会远走高飞，不再回来。

她不相信自己，也不了解鲁迅，可她信任娘娘。依照娘娘的性格，她肯定要给朱安姑娘一个说法。1903年，鲁迅在赠给好友许寿裳一首《自题小像》的七绝诗，诗云：“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诗中透露的正是鲁迅对于这段婚姻的苦闷。鲁老太太对于他的心意，不予体察和理解，看似霸道，实则只是要兑现一个9年的婚诺，为一个寂寞的人儿讨个说法。

1906年，鲁迅的小叔周伯升从江南水师学堂正式毕业，当年，鲁迅差不多是和这位小叔同年入学，因此在绍兴老家的亲戚眼里，这已是鲁迅兑现婚诺的最后期限。何况，这时的朱安，已是年近30的老姑娘了。无论人情，还是道义，鲁老太太都无法容忍长子再推拖下去，甚至不惜以“母病速回”的谎言，把鲁迅从日本骗了回去。

这一年的农历六月初六，朱安终于被娶进了周家的大门，成为鲁迅的新娘。那一天，朱安特地做了一双大号的绣花鞋，以迎合新郎要求放脚的“新思想”。不曾想，脚太小，鞋太大，新娘来不及下地，宽大的绣花鞋就从轿上滚落下来，从而引来一阵哄笑。他就这样“在母亲所导演的一场以喜剧形式出现的人间悲剧中扮演主角了”。

而当揭开盖头，看到一位“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脸型狭长，脸色微黄，前额、颧骨均略突出，看上去似带几分病容”的新娘时，新郎一声不响，只是“脸上有些阴郁，很沉闷”。那个洞房之夜，失望的鲁迅哭了一夜，第二天，他便搬进了书房，让她一人独守空房。婚后第四天，他又借口学习功课忙，逃也似的离开了伤心的故乡。

对于鲁迅而言，朱安只是母亲送他的一件“礼物”，他是替母亲娶媳妇，正如他对友人沉痛地说过：“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而对朱安来讲，一切都是命，她只有无条件地顺从和忍耐。她只是嫁给了一个影子丈夫，不，他甚至连一个影子都不愿意给。此后十几年间，他在日本继续留学，他回杭州教书，他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她永远都是在他的世界之外。

对于这种尴尬得有些过分、冷漠得有些无情的挂名夫妻生活，她不是没有愤怒过，也不是没有抗争。有一次鲁迅回绍兴探亲，她借备席款待亲友之际，当众指责他的种种不是。可鲁迅听之任之，一言不发，保持沉默。事后鲁迅对好友孙伏园说：“她是有意挑衅，我如答辩，就会中她的计而闹得一塌糊涂；置之不理，她也就无计可施了。”她也曾改变策略，试图开明地劝他娶妾，以为这样就可以换来他的一点同情和温柔。

然而，她无法懂得鲁迅真正的寂寞和痛苦。她尊称为“大先生”的丈夫，对于这种包办的婚姻悲剧，有着清醒得近乎绝望的认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定结了四千年的旧帐。”陪着做一世牺牲！这种恨，这种痛，这种伤，又岂是语言可以形容？

从1906年结婚到1923年搬进这个小院的17年时间里，他和她，在寂寞里，在痛苦中，在恨与自恨、伤与自伤的交织纠缠之间，毁掉了最美好的年华，耗尽了最宝贵的激情。失败的婚姻里，可以没有爱，但不能没有责任。他甘愿承担一副精神和生活的双重枷锁，是因为他不能为她的幸福负责，却必须为她的生计和尊严负责。那个时代，朱安一旦被休，她将处于极其艰难甚至绝望的处境。而她，也选择了明智的沉默。她知道，不能给他爱的幸福，但至少应给他一份安静吧。

在这座小院里，她的生活重心便是安排大先生和娘娘的生活起居。她唯一的生活乐趣，就是在忙了一天的家务之后，坐在娘娘身边，咕嘟咕嘟地抽上几口水烟，然后闷闷地听着别人说话。间或有鲁迅的学生造访，青春欢乐的气息洒满院落时，身为大师母的她，只会自卑地将自己隐藏在黑暗的角落里。

这样的生活，毕竟太过单调，也太过乏味。身为女人，她难道就不曾想要孩子吗？想，她当然想。有一次，邻居小姑娘天真地问她：“大师母，你不喜欢孩子吗？”她淡淡地答道：“大先生连话都不同我说，我怎么能有孩子呢？”

已是四十六七岁年纪的她，内心的情感早已寂然，一片清冷。她老了，她累了。正如她所言：“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麻木是她保护自己的最好利器，沉默是她面对生活的基本态度。一年后，鲁迅在这座小院里收获了迟到的爱情，又一年过后，鲁迅带着他的爱情南下，并最终和许广平定居上海。就一个女人的直觉而言，她不可能没有察觉，也不可能没有触动。然而，她既没有闹，也没有吵，依然是在沉默中接受了一切。正如她所言：“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

她也不是没有过情绪波动，在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录中，被称作“某太太”的她，在听说许广平怀孕后，也曾有过小小的失落和嫉妒。她告诉娘娘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先生带了一个孩子回家，“自己因此很气忿”。可她毕竟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小小的气忿过后，便是释然和欢喜，因为她认为大先生的儿子也是她的儿子，因此便原谅了一切，甚至对自己的“情敌”颇示好感，真心邀请许广平带着孩子来北京玩。

好多年后，海婴（鲁迅之子）在回忆录里，还曾感慨地说道：“她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性。她虽然没有文化，却能正视现实，能如此对待我们母子，称母亲为‘妹’，视我为己出。”鲁迅逝世之后，朱安定期和他们母子通信，字里行间，满是关爱之情。隐藏在她内心最深处的爱，终于被孩子激发出来，这也是她晚年或者是她一生中最愉快、最欣慰的情感释放和付出。按照她的朴素愿望，海婴若是能在她百年之后，为她披麻戴孝，便是她最大的幸福，因为这样她就不会做孤魂野鬼了。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许广平和海婴都无法在她去世时，赶往北京。1947年6月29日晨，在这座坚守了23年之久的院落里，她终是一个人孤独地走完了她的人生。她死后，也没有办法按照她的愿望，“葬在大先生之旁”，而是安葬在北京西直门外保福寺村她婆婆鲁瑞的墓旁。

没有墓碑，没有行状，一如她生前一样寂寞和凄凉。（以上文字转引自《鲁迅故居里的悲欢传奇》一文，文章作者：段战江）

转载：鲁迅的两位妻子朱安与许广平：身份相同命运各异

孩子的降临还是让年近五旬的鲁迅格外欣喜，海婴出生100天的时候，鲁迅便抱他去沪上知名照相馆拍了照，成就了那张著名的合影《一岁和五十岁》。当时朋友来家里看望，鲁迅总是会将孩子抱起来，像展示自己的作品一样。有时海婴睡着了，鲁迅也照旧抱出来给人看，孩子便醒了，大声哭闹一番。当外人传说他溺爱孩子的时候，鲁迅的回应是：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与父亲鲁迅相处不多的七年里，周海婴享受到了一个孩子能够拥有的幸福，在他的眼里，父亲与书本上多疑善怒、冷酷无情的形象大相径庭：那是一个笑起来三间屋子外都能听见笑声、会用胡须刺儿子幼嫩的双颊、会把香烟罐扔出窗外击打因为发情而吵闹不休的野猫、时不时笑骂儿子“小乖姑”“小狗屁”的慈爱父亲……周海婴将共处的快乐时光镌刻在记忆里。

尚在上幼稚园的周海婴，早晨起床下楼，总会轻轻踏进父亲房门口，取出茶几上的香烟插入短烟嘴里，放到父亲醒来后伸手可及的地方，然后大功告成似的离开，似乎“尽到了极大的孝心。”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装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直到父亲微微一笑，说：“小乖姑，香烟是你装的吧？”他才乐滋滋地吃起饭来。

鲁迅对儿子的教育，许广平在《鲁迅先生与海婴》里讲到过：“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

不过，周海婴始终摆脱不掉“鲁迅之子”的身份，在长大的日子里，他一直在为自己是鲁迅的儿子感到累。周海婴的儿子周令飞说，父亲的累主要来自于外界过高的要求。

周海婴谨遵鲁迅先生的遗嘱，没有去做空头的文学家和美术家。他自幼喜欢无线电，长大以后他成了无线电方面的专家，摄影也做得很精彩，他从10岁便拿起相机开始记录人生。即便如此，他却不张扬，他谨记母亲许广平“夹着尾巴做人”的叮嘱，并在文革时期将所摄照片统统销毁，唯独保留一樟木箱的底片。几乎60年的时间里，他从来没有发表过摄影作品，直到2008年，周令飞提出有意帮父亲办摄影展，当做送给父亲八十岁生日的礼物，但周海婴一直担心这些照片拿不出手，给鲁迅丢脸。

周令飞说，近十年来，父亲周海婴不再刻意地远离鲁迅，而是把他自己和鲁迅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几乎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到还原鲁迅和梳理、总结鲁迅思想上。

今年4月7日，83岁的周海婴去世。知名学者、画家陈丹青说，他每每忆起周海婴先生，在他心中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那个谦和大气的白发老先生，而是一个小男孩：“今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春天，海婴先生逝世了。看到讣告的第一念，我眼前不是暮年白发的海婴，却是1936年鲁迅过世才几天，海婴坐在父亲书房藤椅上的那枚照片。”

那是一个七岁的丧父的男孩，而这个父亲又是如此特殊。

周令飞：我不是空头文学家，我在尽孝

鲁迅在文章《死》中，对他的后代也有严格的要求：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的文学家或美术家。

这句话成了周海婴及后代用以省身的警句，周海婴一生难以摆脱人们打探的目光，但他为人正直、谨慎谦卑，王元化称其“继承了鲁迅以及许广平的道德和人品”。周令飞亦难摆脱鲁迅之孙的身份，就连娶妻完婚，也遭受重重阻碍。

1982年一个假日的傍晚，日本留学的女儿周宁给周海婴打来电话，传达了同在日本留学的哥哥周令飞即将与台湾张姓女同学完婚的消息，这对热恋中的青年还对媒体发表了三点声明，内容大致为：一、此举纯粹为了爱情，而没有任何别的企图；二、这事与我父母无涉；三、因为与台湾女孩结婚，两岸关系紧张，周令飞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

儿子的决定宣布之后，引起轩然大波，也给周海婴夫妇带来很多麻烦。流言蜚语也在这个时候乘机而入，有人怀疑周令飞之妻是“台湾训练有素的女特务”，不仅如此，“美国之音”等外电也利用此事大作文章，把周令飞渲染成一个“投奔自由的叛逃者”。

身在台湾的周令飞生活也并不平顺。他一度因为鲁迅后人的身份而找不到工作。在岳父的百货公司最终破产之后，周令飞与妻子张纯华开始创业——他们买了一台爆米花机，将爆好的米花批发给摊贩。鲁迅的孙子卖爆米花，这又让记者大大炒作了一番，周海婴写道：“这事给那些无聊记者获悉，写文章拿我儿子当笑话，说什么想不到鲁迅的孙子竟落到在台北卖爆米花过日子的地步。但我儿子不以为然，心想我本分做生意，靠劳动吃饭，这给祖父丢什么脸？他照样干他的。”

直到1995年，周海婴才借参加无线电研讨会的机会，到台北看望了从未谋面的儿媳一家。

鲁迅的著作在台湾也一度被列为禁书，不允许公开出版，直到1987年方才解禁，鲁迅的思想在台湾也不像在大陆这般影响深远。周令飞之女周景欣坦率地说出了自己对鲁迅的不解：“他的文学作品对于我来说有一点不可思议，很沉重，他笔下描述的是一个压抑时代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现在，人过中年的周令飞回到大陆，作为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理事长的他，开始将“传播普及鲁迅精神”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在不久前新浪微博的微访谈中，有网友问及他从事与鲁迅相关的活动和工作是否违背鲁迅初衷，周令飞答道：“我没有做空头的文学家，我是在做一个传播鲁迅精神的人，我在尽孝。”

正如鲁迅的文章在大陆教科书里逐渐缩减，北京鲁迅博物馆的游人也越来越少，安静的展厅里，一帧帧照片、一件件实物凝固了逝者鲁迅的一生。鲁迅博物馆前馆长孙郁认为，鲁迅的思想在当代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在人们遇到困难，感到自己是奴隶的时候，鲁迅的思想就有参考价值了。”

鲁迅是谁在过去的100年里，没有一个人像鲁迅这样，曾经被捧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曾被贬损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图为1933年鲁迅与夫人许广平、爱子海婴合影。

怀念父亲1949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13周年纪念日，周海婴向鲁迅墓献花。

三代人鲁迅之子周海婴曾说，自己从小就像在“人场”的环境中长大，别人说起他，都是“鲁迅的儿子怎么样”。至于鲁迅之孙周令飞，人过中年后回到大陆，将“传播普及鲁迅精神”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

转载：朱安

转载自：百度百科  朱安  词条

1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朱安

1878年，绍兴城一户姓朱的商人家中添了个女孩，取名为“安”。朱安和旧中国很多中上家庭的女子一样，从小被教养成一个切合传统要求的典型：脾气和顺，会做针线，擅长烹饪，不识字，小脚。朱安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被带进一个小房间，大人让她脱了鞋袜，把脚浸在一盆暖水中。过了一会儿，她的妈妈和两个女佣人或亲戚把她按住，拿出特别编制的长棉布条，把她的四只脚趾向脚底屈折，用湿布条一层一层地裹起来，接着又把她的脚跟拼命往前拉，这样就裹成了“三寸金莲”的雏形。朱安痛得尖叫起来，但随着她的哭声是母亲的训诲：所有好人家的女孩都得缠足。她只要看看妈妈和家中其他女人，就知道这是事实，没有一个是例外的。

这样的女性本来是不会引起公众注意的，但中年以后的朱安却曾是记者争相采访的对象，她1947年去世时报上也有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原因很简单：旧式女性在死后留名，十居其九是因为与她们有关联的男人，而在朱安来说，这个男人是她的丈夫——鲁迅。

迟迟订婚

1899年，通过亲戚的斡旋，朱安议婚的对象是一名周姓前任官员的长孙。这位周老爷当过京官，后来因为科场贿赂而锒铛入狱，家道中落。他的长孙十八岁，在南京一间新派学堂念书。绍兴传统以妻子比丈夫大两三岁为佳，所以两人算是相当匹配，惟一的缺憾是，周家经济颇为拮据。但是毕竟他们在绍兴还算是体面人家，对“老姑娘”朱安来说，这可能是最理想的安排了。

1901年似乎是他们成亲的好时间，因为绍兴惯例婚礼多半在冬季举行，而朱安的未婚夫鲁迅又将在同年年底毕业，算得上双喜临门。不料就在这个时候，鲁迅拿到赴日本留学的奖学金，因此朱家想看到女儿成家的希望又落空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当然也愿意未来女婿出洋留学，因为朱安的未婚夫身份提高了，对她也是一份光荣。

鲁迅在1902年3月离开中国，除了两次短暂回家外，在日本一直逗留到1909年。鲁迅通过他母亲，向朱家提出一项要求，更教他们增添了忧虑：周树人要朱安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对思想保守的朱家来说，这实在吓了他们一跳。但这为朱安的婚事蒙上了一层阴影。虽然周老太太对未来媳妇很满意，但谁也不能预料留学在外的激进青年会采取什么行动。1903年鲁迅回家探亲，身穿西服，辫子已剪了，这似乎都不是好征兆。不过他始终没有提出要退婚，虽然周家也没有安排把朱安迎娶过门。

仓促完婚

1906年7月6日（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丙午六月初六）鲁迅在日本被母亲骗回老家完婚。

婚礼完全是按旧的繁琐仪式进行的。鲁迅装了一条假辫子，从头到脚一身新礼服。周家族人都知道鲁迅是新派人物，估计要发生一场争斗，或者还会酿成一种出人意料的奇观，于是便排开阵势，互相策应，七嘴八舌地劝诫他。然而让他们想不到的是，一切都很正常，司仪让鲁迅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就连鲁迅的母亲也觉得很异常。

轿子来了，从轿帘的下方先是伸出一只中等大小的脚，这只脚试探着踩向地面，然而由于轿子高，一时没有踩在地面上，绣花鞋掉了。这时，一只真正的裹得很小的脚露了出来。原来，这位姑娘听说她的新郎喜欢大脚，因此穿了双大鞋，里面塞了很多棉花，本想讨新郎的欢心，没想到刚上场就败露了。这似乎预示着她以后一生的不幸。

一阵忙乱之后，鞋又重新穿上了。姑娘终于从轿子里走了出来。她身材不高，人显得瘦小，一套新装穿在身上，显得有些不合身。在族人的簇拥和司仪的叫喊声中，头盖被揭去了。

鲁迅这才第一次打量他的新娘。姑娘的面色黄白，尖下颏，薄薄的嘴唇使嘴显得略大，宽宽的前额显得微秃。新人朱安是鲁迅本家叔祖周玉田夫人的同族，平日似乎跟鲁迅的母亲谈得挺投机，亲戚们都称她为“安姑”，大鲁迅3岁。

完婚的第二天，鲁迅没有按老规矩去祠堂，晚上，他独自睡进了书房。第三天，他就从家中出走，又去了日本。

独守空房

原来，25岁的鲁迅其时正在日本东京开始他的文学活动，忽然家里接二连三地催促他归国，有时一天来两封信，说是他母亲病了。待鲁迅焦灼不安地回到故乡，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原来他家里听到一种谣言，说鲁迅跟日本女人结了婚，还领着孩子在东京散步，因此急着逼他回国完婚。

朱安在新房中独自做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眼泪不停地流着，她不知所措，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作为一个旧时代的女人，没有文化的女人，在这场婚姻中，她一开始就处于最被动的地位。从这一天起，她的命运就和周家联系到了一起，然而她名义上的丈夫的一切又似乎与她无关。鲁迅仅仅跟她维持着一种形式上的夫妻关系。她在绍兴陪伴婆婆孤寂地度过了13个年头。

痛苦对双方都是重创。鲁迅多次对友人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孤独地来孤独地走。1947年6月29日，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孤独地度过了四十多个漫长的岁月。假如：朱安不但懂得礼贤下士，而且又博览群书，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进步思想，是鲁迅先生的左膀右背，那么她的命运还会是这样吗？鲁迅还会认识许广平吗？要说朱安的婚姻是悲哀的，那是封建社会所造成的，怪不得别人。

荒漠婚姻

1919年11月，绍兴老屋由新台门六房联合出卖给绍兴大地主朱阆仙，母亲、朱安和周建人一家需要北上，同时周作人一家也来到北京，于是鲁迅买了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这一处院子，全家搬了进去，建立了一个大家庭。这所宅院是那种老式的三进院，外院是鲁迅自己住以及门房和堆放书籍杂物的仓房，中院是母亲和朱安住，里院一排正房最好，是周作人和周建人两家分住。

全家虽然团聚了，然而鲁迅与朱安仍然形同路人。鲁迅也考虑过离婚，但那个年代，被休的女人是备遭人们鄙夷和唾弃的，情形大都十分悲惨。

随夫搬家

1923年夏

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反目。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决定搬家。鲁迅征求朱安的意见：是想回娘家还是跟着搬家？朱安坚定地表示，愿意跟着鲁迅。

几个月后鲁迅买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的住宅，搬了进去。不久，周老太太也搬出八道湾同大儿子同住。

家庭经济开支交朱安掌管。主持家务的朱安每天只有早午晚同鲁迅有三句日常的、每天一样的对话，此外，他们就很少有能够一起叙谈的可能了。她爱丈夫，忠诚于丈夫，一切寄托于丈夫身上，但是她不懂得他的心，不懂得他的事业。他们甚至将一只箱子和箱盖分两处摆放，一处放洗好的衣服，一处放要洗的脏衣服，为的是将接触减到最少。

虽然她的内心十分痛苦，但她对鲁迅，对许广平毫无怨恨之意，她对别人提起大先生，总是反复说，大先生对她不错。

鲁迅每次买回点心来，总是先送到母亲那里，请她老人家挑选，次即送朱安，由她挑选，然后拿回自己吃用。

朱安在感情上是十分孤独的。有一次她向周老太太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先生领着一个孩子来了，她说梦时有些生气，但周老太太对朱安的生气不以为意。因为周老太太对自己的大儿子和许广平的事还是很高兴的，并且早就盼望有一个小孩在跟前“走来走去”。朱安不无悲凉地说，大先生一天连句话都不和她说，她又怎么会有自己的孩子呢？

后来听说许广平有了身孕，朱安绝望了，她认为即使大先生不喜欢她，她像蜗牛一样慢慢地爬，总会爬上去。可是连这个机会也没有了，她只好侍奉娘娘（周老太太），给娘娘养老送终了。但她毕竟是个善良单纯的女性，不久，她就释然，对人说，大先生的儿子也是她的儿子，等她百年后，她的儿子自然会给她斋水，不会让她做孤魂野鬼的。

丈夫去世

1936年鲁迅先生去世后，朱安和周老太太的生活主要由许广平负担，周作人也按月给一些钱。但周老太太病逝后，朱安就拒绝了周作人的钱，因为她知道大先生与二先生合不来。由于社会动荡，物价飞涨，朱安的生活十分清苦，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即使这样，也常常难以保证。^[1] 朱安生活困难的消息传到社会上后，各界进步人士纷纷捐资，但朱安始终一分钱也没有拿。她宁愿受苦，也不肯轻易接受别人的馈赠。一次，有个报馆的人愿赠她一笔钱，条件是只要交给他鲁迅的遗作。她当场表示“逊谢不收”。同时也拒绝提供鲁迅先生的任何遗作。

礼对姐妹

不久，又有个艺术团体的理事长要送她一笔钱，她“亦婉谢”。她说自己的生活“虽感竭蹶，为顾念汝父名誉”，“故宁自苦，不愿苟取”。这反映出，她是个有原则的人，是一个有骨气的女人。正是由于朱安的悉心照料，鲁迅在北京的故居和遗物才得以完整保存。

朱安将许广平看做姐妹，视周海婴如己出。周海婴在书中不无深情地回忆道，鲁迅先生逝世的当月，朱安就托人转告他们母子，欢迎他们搬去北平与其同住。她说：“许妹及海婴为堂上所钟爱，倘肯朝夕随侍，可上慰慈怀，亦即下安逝者。”她“当扫住相迓，决不能使稍有委曲（屈）”，还愿意“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养遗孤”，她不但将他们母子两人的住房都做了安排，甚至还说“倘许妹尚有踌躇，尽请提示条件”，她“无不接受”。她的为人坦荡和对许广平母子二人的体贴，周海婴多年之后提起仍感怀不已^[2] 

慈对“子女”

对于周海婴，朱安表现出慈母般的关爱

当海婴十五六岁时，她开始直接给他写信。有一次在信中提出：“你同你母亲有没有最近的相片，给我寄一张来，我是很想你们的。”直至病危临终前，她还念念不忘他们母子俩。从心里她是把海婴当做了自己的香火继承人。她爱她的大先生，她忠于她的大先生，她将大先生的亲人当做了自己的亲人!

孤独终老

临终前

她泪流满面地说，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

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

朱安的墓地设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孤独地度过了四十多年的漫漫岁月。在她的人生悲剧中，所有的人都没有过错，错的是那个时代。

2人物传记

题记

朱安

作为鲁迅的旧式太太，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朱安留下的话语不多，但句句都耐人寻味。她凄风苦雨的一生给世人留下许多回味。通过走访朱氏后人，实地勘查采访，钩沉相关史料，搜集各方面人士的回忆等，作者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轨迹，探讨了她对鲁迅的影响，并让我们依稀听见了这样一位女性的无声之声。

陌路婚姻

按照周作人的说法:“鲁迅是在那一年里预备回家，就此完姻的。”不过他也声明自己当时在外读书，对重修房屋与鲁迅结婚的事情并不十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周冠五的回忆里也说:“……后来把这情况又告诉鲁迅，结果鲁迅回信很干脆，一口答应了，说几时结婚几时到，于是定局结婚。定了日子，鲁迅果然从日本回国，母亲很诧异，又是高兴又是怀疑，就叫我和鸣山两人当行郎，他穿套袍褂，跪拜非常听话。”事情的进程当然不可能像周冠五说得那么简单，但他的说法和通常我们所知道的大相径庭，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和好友，与鲁迅一家也有很深的交往，在1939年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的会上他也说到这事:“鲁迅先生最初是学医的。他受的是很严格的科学训练，因而他不相信许多精神生活。他常对人说:‘我不知什么叫爱。’但是家中屡次要他回国去结婚，他不愿放弃学业不肯回去。后来家中打电报来了，说母病危，先生回国了，到家一瞧，房已修理好，家具全新，一切结婚的布置都已停当，只等他回来做新郎了。鲁迅先生一生对事奋斗勇猛，待人则非常厚道。他始终不忍对自己最亲切的人予以残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

在清末的中国，包办婚姻是天经地义，悔婚是很严重的事。鲁老太太把鲁迅骗回国，实为无奈之举。其实，这一天是迟早的事，逃避终究不是办法，鲁迅既然不忍拂逆母亲的意思，那么就只能牺牲掉个人的意志，默默地接受这命运。

鲁迅和朱安婚后感情不和，形同陌路，这在新婚之夜就已经定局。

朱安是鲁迅的原配夫人，她是一个身材矮小、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那时的鲁迅在日本潜心学医，“他是不懂爱的”。因为在日本接到一通发自家里的电报，称母亲病危，鲁迅便决定归国。到家才知道是母亲为他选了媳妇，一切都安排提妥当就等他回来成亲了。鲁迅既然不忍拂逆母亲的意思，那么就只能牺牲掉个人的意志，默默地接受了。

鲁迅像木偶似的走完了这一系列麻烦的仪式，可是新婚燕尔的他却做得很决绝，搬出新房，睡到了母亲的房中。结婚后他很少向外人诉说自己的婚姻生活，仅对好友许寿裳说过一句沉痛的话：“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婚后第四天，鲁迅就携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离开了母亲强加给他的女人。^[3] 

当晚，鲁迅像木偶一样任人摆布，进了洞房。周冠五当时20岁，他回忆那天晚上的情形:“结婚的那天晚上，是我和新台门衍太太的儿子明山二人扶新郎上楼的。一座陈旧的楼梯上，一级一级都铺着袋皮。楼上是二间低矮的房子，用木板隔开，新房就设在靠东首的一间，房内放置着一张红漆的木床和新媳妇的嫁妆。当时，鲁迅一句话也没有讲，我们扶他也不推辞。见了新媳妇，他照样一声不响，脸上有些阴郁，很沉闷。”

王鹤照从13岁起就在周家当佣工，前后近30年。1906年鲁迅结婚时，他已经18岁。他是第一次看到这位周家大少爷。

鲁迅新婚第二天，表现得很决绝。这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像王鹤照这样一个佣工是不可能知道的，但他透露了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细节:鲁迅新婚后的第二天早上，印花被的靛青染青了他的脸，让人想到他那晚很可能把头埋在被子里哭了。

王鹤照的回忆提供了令人回味的细节，只是缺少旁证。有人指出，当时是大夏天，在绍兴根本用不着盖被子。对新婚夜的情景，周光义也曾有追述，似乎没有这么戏剧性。据他说，当时新做阿婆的周伯宜夫人担心着新夫妇的动静，一到夜深，她亲自到新房隔壁去听。发现他俩很少谈话，儿子总爱看书，迟迟才睡。二三天以后，鲁迅住到母亲的房间里了，晚上先看书，然后睡在母亲的床边的一张床里。

王鹤照说因为鲁迅第二天早晨不高兴，“当时照老例新婚夫妇是要去老台门拜祠堂的，但鲁迅先生没有去”。鲁迅即便没有拜老台门，依照老例，新婚第二天也还是有许多繁琐的仪式:

首先是“送子”，天甫破晓，新娘盥洗完毕，吹手站在门外唱吉词，老嫚把一对木制的红衣绿裤的小人儿端进来，摆放在新娘床上，说:“官官来了。”一面向新娘道喜，讨赏封。

一起吃饭，自然也只是一个仪式而已。之后要“上庙”，新夫妇坐着轿，老嫂、吹手跟在轿后，先到当坊“土谷祠”参拜，照例还要再到宗祠去参拜祖先。

当天上午要“拜三朝”，在大厅里供两桌十碗头的羹饭，家中男女老少拜完后，新郎新娘并肩而拜。然后“行相见礼”，依次按辈分拜族中长辈，与平辈彼此行礼，最后接受小辈的拜礼。

新婚夫妇一般在第三天要“回门”，亦叫“转郎”，新夫妇往女家回门，在老嫂、吹手的簇拥下，坐轿来到女家，至大厅拜女家祖先，参拜岳父岳母等等。之后，还要请新郎进入内房，坐在岳母身旁听她致照例的“八句头”，八句头说完后新夫妇才辞别上轿。

鲁迅“回门”一事，朱家房客陈文焕曾回忆道:“我10岁光景，听一个名叫刘和尚的泥水作讲起，说:‘朱家姑爷来回门，没有辫子的，大家很好奇，我也赶去看热闹。’”刘和尚讲的“朱家姑爷”就是鲁迅，在当时剪掉辫子简直是特大号新闻，因此引来不少围观者看热闹。

虽然鲁迅像木偶似的走完了这一系列麻烦的仪式，可是新婚燕尔他却做得很决绝，搬出新房，睡到了母亲的房中。我们不知道新婚之夜究竟发生了什么，鲁迅为什么会这么失望。对此，周建人的解释是因为朱安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结婚以后，我大哥发现新娘子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他以前写来的信，统统都是白写，新娘名叫朱安，是玉田叔祖母的内侄女，媒人又是谦婶，她们婆媳俩和我母亲都是极要好的，总认为媒妁之言靠不住，自己人总是靠得住的，既然答应这样一个极起码的要求，也一定会去做的，而且也不难做到的，谁知会全盘落空呢？”可是按照周冠五的回忆，朱安拒绝读书、放足，这都事先告知过远在日本的鲁迅，他不可能对此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周作人则说“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从照片来看，朱安的身材确实偏于矮小，但鲁迅不喜欢她，肯定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婚事是母亲安排的，他只能默默承受。结婚后他很少向外人诉说自己的婚姻生活，仅对好友许寿裳说过这么一句沉痛的话:

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鲁迅的这句表白很著名，曾被许多人引用，以证明他对朱安确实毫无感情，只有供养的义务。

因为“母亲”(其实是母亲所代表的社会和家族)的要求，鲁迅被迫成为“礼物”的接受者。据孙伏园说，鲁迅虽然当新郎，穿靴，穿袍，戴红缨帽子，一切都照办。但那时他心中已打好主意:“结婚前一切我听你做主，结婚后一切我自己做主，那时你们可得听我的。”很明显，鲁迅将朱安仅仅视为一件礼物，作为接受者，只要接受了礼物，那么就随便他怎么安置这件礼物了。从这一点说，他还是个主动者。

可惜的是，作为“礼物”的朱安本人是无法意识到这一点的。婚后第四天，鲁迅就携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离开了母亲强加给他的女人。没有人提到，朱安在这新婚的三四天里是怎么熬过来的。不知她是一动不动呆坐在新房里呢？还是一边垂泪，一边听那些过来人现身说法，教她如何慢慢熬出头？也许，就是在那一刻，她想到自己就像一只蜗牛，只要慢慢爬，慢慢熬，总能等到周家少爷回心转意的那一天。

3社会评价

读《朱安：鲁迅身后被遗忘的女人》由于孤陋寡闻，平生好像只知道许广平女士，却不知在鲁迅身后还有一个叫朱安的女人。朱安虽然是鲁迅的妻子，但却有名无实，她为鲁迅空守了41年，直到1936年鲁迅去世也没给朱安留下有个自己孩子的希望。她是一个典型封建婚姻包办的牺牲品。朱安临终前，泪流满面地说：“希望死后葬到大先生之旁”，她想念许广平和海婴。她面对自己的情敌和情敌的孩子毫无怨恨之意。

4出售鲁迅藏书

自母亲去世后，当时已经附逆的周作人担负着长嫂的部分费用，最初是每月100元，随着物价的上升而涨到150元、200元。对于收周作人的这笔钱，朱安内心并不情愿，而且这笔钱也很难维持起码的生活，她的生活贫困至极。因此，她听从了周作人的建议，决定出售鲁迅的藏书。周作人令北京图书馆开列了藏书目录，准备委托来薰阁出售。^[4] 

1944年8月25日的《新中国报》刊登了这一信息，许广平闻悉，忧心如焚，立即给久未通音信的朱安写了信，加以阻止。信中指出:“……就望你千万不要卖书，好好保存他的东西，给大家留个纪念，也是我们对鲁迅先生死后应尽的责任。请你收到此信，快快回音，详细告诉我你的意见和生活最低限度所需，我要尽我最大的力量照顾你，请你相信我的诚意。”

同时，许广平委托律师在1944年9月10日的《申报》上发表申明:“按鲁迅先生终身从事文化事业，死后举国哀悼，故其一切遗物，应由我全体家属妥为保存，以备国人纪念。况就法律言，遗产在未分割前为公同共有物，不得单独处分，否则不能生效，律有明文规定。如鲁迅先生在平家属确有私擅出售遗产事实，广平等决不承认。”

听闻朱安打算出售鲁迅藏书的消息，住在上海的鲁迅生前好友内山完造也感到自己有责任阻止此事，他给在北京的朱安写了信，但可能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只能从朱安请人代笔的回信里体会到内山先生的一片苦心。信中说:“我侍候婆婆三十八年，送老归山，我今年也已经六十六岁了，生平但求布衣暖菜饭饱，一点不敢有其他的奢望，就是到了日暮途穷的现在，我也仍旧知道名誉和信用是很可宝贵的，无奈一天一天的生活压迫，比信用名誉更要严重，迫不得已，才急其所急，卖书还债，维持生命，倘有一筹可展，自然是求之不得，又何苦出这种下策呢！”从信中可体会这位毫无谋生能力的老妇人凄凉的晚景。

得知鲁迅藏书有可能被出售，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都很焦急，不仅由许广平、内山完造出面写信阻止，该年10月，还推举唐弢、刘哲民二人去北京解释劝阻。这事的经过在唐弢的《〈帝城十日〉解》及《关于周作人》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1944年10月10日他们从上海出发，到北平后，将书信一一投送，一面请赵万里把旧书出售的路子堵死，一面访问了宋紫佩，10月15日由宋紫佩陪同一起去西三条见到了朱安:

那天宋紫佩陪着哲民和我到西三条二十一号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朱夫人和原来侍候鲁老太太的女工正在用膳，见到我们，两位老人都把手里的碗放了下来，里面是汤水似的稀粥，桌上碟子里有几块酱萝卜。朱夫人身材矮小，狭长脸，裹着南方中年妇女常用的黑丝绒包头，看上比较精干。听说我们来自上海，她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

宋紫佩说明来意，我将上海家属和友好对藏书的意见补说几句。她听了一言不发。过一会，却冲着宋紫佩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说着有点激动的样子。

长期窘迫的生活，又加上对上海方面的误会，在来客面前，朱安的情绪显得很激动。在困顿的岁月里，哪怕是作为“鲁迅的遗物”，她也被世人长久地遗忘了。万千辛酸，使她发出了这悲怆的呐喊。其实，从她的内心来说，一定也不愿意卖掉鲁迅的藏书，她之所以同意这么做，恐怕也存着这样的心思——希望借此提醒人们她这个“遗物”的存在。也正因为如此，当唐弢将日本宪兵逮捕许广平等的经过告诉她，并将海婴的情形说了一遍，她的态度立即发生了变化。当她听到海婴病已痊愈，竟说:大先生就这块肉了，为什么不将海婴带到北平，让她看看。于是气氛一转，藏书出售问题便也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