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历史 中日之战 （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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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历史   中日之战
 
 
                      许金广
 
 
 
三战：“九一八事变”与“淞沪抗战”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通过日俄讲和条约，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一段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与权利占为己有。此后，日本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由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备。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而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1921年至1930年日本的军费由七亿三千万日元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大规模裁军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以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为首的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确立了“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裂出来，自成一区，置日本势力之下”的侵略方针。两年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到1931年，日本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日本政府急于发动一场对中国的战争，借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阶级矛盾。6-7月，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讨论并确定了侵略中国的具体方案，并由田中义一起草了一份秘密奏折给天皇，制定《对华政策纲要》。奏折内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攻击东北。日本制造了所谓的“柳条湖事件”，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战争。当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从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进攻采取不抵抗政策。事变发生前，蒋介石于8月16日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当时，日本关东军不到两万人，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有16.5万人，在关内还有近十万人。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违反蒋介石的命令英勇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但是，大家也不要过分指责蒋介石，因为在“九一八事变”前，他的主要精力不在日本军队上，因此，为了不至于和日本人闹僵，使自己手忙脚乱分身乏术，才出此下策。由于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当晚日军便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整个沈阳城。日军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各种书刊记载的战亡人数不统一，但是外务省公布的几次有足够依据。满洲共阵亡26万5000多士兵，中国阵亡46万士兵，是最接近事实的。
据黑龙江省抗日战争研究会统计，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次数约10余万次。据日伪统计机关统计：1935年39105次，1936年3617次，1938年13110次，1939年6547次，1940年3667次；日伪军伤亡人数，据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将军推算：1931——1937年抗联歼敌103500人，1937——1945年歼敌82700人，共计186200人，牵制日军兵力：1937年20万，1940年40万，1941年为76万。
东北抗日联军共有11个军，人数最多时有3万多人，其中，第一、二、三、六、七等军是在反日游击队（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建立的；第四、五两军是在王德林的救国军、李杜的抗日自卫军余部的基础上建立的；第八、九、十、十一军是在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
    1.28淞沪抗战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接着 1932年1月 28日日寇又悍然出兵进犯上海闸北。当时驻防淞沪地区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率全军将士奋起抗击敌人，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随后张治中部第五军也参加了作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十九路军将士英勇抗击敌人侵略，苦战33天，激战100多次，迫使日军三易主帅，损兵1万多。但最后由于寡不敌众，十九路军退守第二道防线。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悲壮激烈的淞沪抗战结束。28日深夜23时30分，日军悍然向闸北守军开火了。19路军将士遵照指挥部的命令，打响了抗日的枪声。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爆发。是夜，蔡廷锴与蒋光鼐、戴戟一起，研究作战方案，电令后方部队立即向上海推进，并连夜发出第一道抗日通电，向全国人民表示“尺地寸草，不能放弃”。”
这是一场历史上罕见的战争。敌人是由巡洋舰、航空母舰运来的陆战队，配有飞机、坦克、装甲车，19路军是清一色的步兵；敌人是海、陆、空并进，狂轰滥炸，猖狂攻击，19路军凭借步枪、炸药、刺刀进行反击；敌人是以日本政府作后盾，倾其国力不断增援，兵力由几千增至六七万人，非攻下上海不可，蔡廷锴指挥的19路军只有4万之众，孤军奋战，军政部非但不给军饷，克扣人民群众捐来的抗战款，而且通令各部队：“19路军有3师16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坐视19路军弹尽粮绝。然而，出乎日寇的预料，也根本违背蒋介石政府的意愿，19路军连连挫败强敌的进攻，迫使日军四易主帅。
1月28日，一夜间19路军击退了日军在闸北以铁甲车为先导的五路进攻，首战大捷。29日清晨，日军又出动飞机，轮番轰炸，而19路军阵地屹然不动。狂妄叫嚣“4小时即可了事”的敌指挥官盐泽幸一，一面挽美、英、法等国出面，提出“停战”要求，一面急请日本政府派兵增援，待三艘巡洋舰、四艘驱逐舰、两艘航空母舰及陆战队5000人到沪后，对自己提出的“停战”要求无耻地进行抵赖，再度向19路军的闸北防地猛攻，并把战火扩大到江湾、吴淞一带。一个星期过去了，日本侵略军仍是屡战屡败。日本帝国主义震惊了，全世界震惊了，中国人民欢呼、振奋了!蔡廷锴、蒋光鼐、19路军的名字传遍全球。盐泽幸一因此被黜，由野村接替指挥。
11日下午，日寇一面出动飞机在闸北投下大量燃烧弹，同时用大炮轰击，一面向蕴藻浜、曹家桥一带进攻，并不断增援，第19路守军猛烈抗击，最后展开肉搏战，毙敌数百人。 13日，日军主力下元熊弥的久留米混成旅团（第十二师团抽调三个大队为基干），再次偷袭蕴藻浜。蔡廷锴急令61师师长毛维寿率预备队增援，并亲自到庙行附近督战。下午5时，我军略有进展，蔡即令张炎率团攻敌左侧背，双方展开肉搏战。黄昏时日军被击溃。久留米旅团从此一蹶不振。
为增援19路军，主张抗日的张治中将军亲自往南京请缨，蒋介石终于同意调动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87师，第88师编入第5军，交付张治中指挥，加入到抗战队伍中。2月18日，张治中将军率第5军进驻刘行镇，接替19路军部分防地。
2月19日凌晨，植田派出飞机，成群结队地向第19路军阵地、第5军阵地大肆轰炸。午后，敌炮兵密集向守军据点猛烈轰击。下午5时，敌陆战队向第60、61师支撑点发起强攻，被守军打得抱头逃窜，退回原地。 20日，恼羞成怒的植田于早晨时下达总攻击令。与此同时，蔡廷锴和蒋光鼐通电全国：“本军惟以铁血答复之。军人报国，粉身碎骨，是分内事……使一卒一弹犹存，则使日决不能得逞。惟愿朝野上下，人人怀必死之志，引偷生苟活为无上耻辱，团结一致，前赴后继。”敌先以大炮向江湾、庙行等地轰击，步兵协同坦克部队，一路进击张华浜，气势汹汹，不可一世。我军装备虽不如敌人，但通过二十几天的战斗，经验越来越丰富。当敌人倾巢来犯战火猛烈时，我军隐伏战壕以逸待劳，候敌接近时，灵活地以地雷毁敌坦克，以手榴弹炸向敌群。敌人狼狈溃逃。第二天，植田亲自指挥部队向我江湾、庙行等地发起数次猛冲，都被我英勇的19路军挫败，植田的计划又告失败。日本政府改派日俄战争时的名将白川义则接替植田。7
白川义则又带一个师团抵达上海，战事越来越大，战线蜿蜒百余里，日军兵力增至8万，超过了19路军和5军。蔡廷锴、蒋光鼐请军政部派援，军政部按兵不动，坐视19路军、5军孤军苦斗。 2月29日，战争进入最严酷的阶段，敌军展开全面的新攻势。日军在白川义则的策划下，开始了新的总攻。蔡廷锴将敌情及时通报第5军军长张治中。日寇向闸北八字桥、天通庵等地强攻，我军官兵抱着决死的意志，将炸药缠在胸、背、四肢，淋上火油，冲入敌阵。敌人死伤极大，遗尸累累，其联队长林大八大佐也被击毙。然而敌我力量悬殊，3月1日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十九路军腹背受敌，蔡廷锴与蒋光鼐、张治中到南翔面商决定退守二线，退守到嘉定等地。并向蒋介石发出退守待援通电：“本军决意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3月3日，国际联盟开会要中日双方停止战争。蒋介石决定与日方和谈。蔡廷锴对蒋光鼐说，如果不是平等的和谈，他个人表示反对，并说：“假如有人甘心出卖国家利益，势不两立。”然而，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和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在上海不设防，不驻军，不抵制日货。
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是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项伟大壮举，它延缓了日本企图侵占中国的步伐，激发了全国军民卫国御敌的斗志，开创了中国军队局部抗日的新局面，在我国抗日战争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喜峰口战斗
 
1933年3月10日，面对日军主力的总攻，二十九军一0九旅行旅长赵登禹令部队伏于峰峦幽僻之处，伺敌兵近距战壕数十米时峰拥而出，与敌白刃相接。
3月11日，组织了第二次夜袭，这次共出动了4个团的兵力，战士们每人身背一把闪闪发亮的大刀。凌晨三时，战斗打响，赵登禹、佟泽光两位旅长身先士卒，在近距离的拼杀中充分发挥大刀的威力。近千名敌人从睡梦中惊醒，不少人撞在二十九军勇士们的刀口上。共砍死砍伤敌人逾千名，缴获坦克11辆，装甲车6辆，大炮18门，机枪36挺，飞机一架，还有日军御赐军旗、地图、摄像机等。遭袭后的敌营里，到处是敌人的尸体，不少人半夜被惊醒“大刀队来了，快跑呀！”。此后，不少日本兵晚上睡觉，脖子上还要戴上一个自制的铁护圈，以防脑袋被砍掉。
自“九一八”鬼子侵占东三省以来，这是日本在中国北方受到的最顽强的抵抗。中国军队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挽回了热河抗战中中国军队溃败所蒙受的耻辱。从此二十九军作为抗日雄师名扬长城内外，“据由敌地逃回百姓均称，我华军不怕枪炮，新兵器皆无用等语”。如此英勇的大刀队形象背后，则是血战的悲壮。越是英勇无畏的英雄，经历的越是艰苦卓绝的战斗。尽管喜峰口之役三个阶段战略重点各不相同，但每一次战斗几乎同样的惨烈。
战争的最初阶段，日军已先行占领东北长城高地，全线阵地受到威胁，二十九军希望尽快夺回长城阵地，“此次作战死亦光荣。无论如何要拼命冲上阵地，不求有功，只求能撑”。而敌人也志在必得，“炮火轰击，激战竟一夜数次肉搏，敌死伤甚众终未得逞。我军亦已全部拼死抵抗。现我官兵士气甚，虽在炮火弥漫，血肉横飞之际，仍能表现不屈不挠之精神”。此役营长王宝良及8名排长阵亡，旅长赵登禹等15名军官受伤，士兵伤亡400余名。到了1933年3月14日，已扭转了正面战场的态势。“连日血战，敌以伤亡过重，士气馁败”。正面高地为我军王治帮旅完全占领。二十九军参谋耿德星言证：“（喜峰口战役）夜战打响后，日寇仓皇应战，敌人利用墙孔以歪把子机枪封锁道路，我攻击部队被杀伤的不少。我二一七团九连战士，外号叫老毛子（忘其真实姓名），甘肃人，匍匐近敌，力握敌机枪而出。墙孔小，枪身粗，本不能出，但在死难战友面前，怒火填膺，国耻民恨集于一身，尽力一拉，墙倒枪出，不顾双手被枪管烤得骨焦肉烂，反枪毙敌，扫清前进道路，保证了我军全歼敌人的辉煌胜利。”《大公报》特派记者在前线看到：“我军虽遭受敌人之强烈炮火，亦不稍退。……吾军用手榴弹投掷较远之敌人，较近者则挥大刀砍杀，杀声震天，血光满地。”
喜峰口抗战的胜利，是中国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在北方的首次大捷，全国上下一片欢腾。
　　
第四场战役“七七事变”与全面抗战
                       
1936年，日本华北驻屯军以卑鄙的手段占领丰台，将下一个目标锁定在了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北平的北、东、南三面已经被日军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关东军一部；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8个师约4万人；东面，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000人的伪保安队；南面，日军已强占丰台，逼迫中国军队撤走。这样，卢沟桥就成为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其战略地位更加重要。为了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截断北平与南方各地的来往，进而控制冀察当局，使华北完全脱离中国中央政府，日军不断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22时40分，日军声称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失踪”，立即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严词拒绝。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假意与中国方面交涉。8日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发动炮击，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日军挑起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长谷川清率领旗舰“出云号开进上海黄浦江，其下属第十战队、第五水雷战队相继开赴长江口和中国华南沿海伺机而动。”
1937年8月12日，中国海军自沉老旧军舰与商轮43艘，合计吨位63800余吨，建立江阴封锁线。
1937年9月下旬，日本海军增派舰只70多艘、飞机300多架和战斗人员10万人，力图打通江阴防线。9月19日，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下令所属第2联合航空队对南京市区进行“无差别级”轰炸。
1937年11月20日，中国国民革命军在伤亡25万人之后，被迫撤退，上海自此沦陷。同一天，中华民国政府立即宣布将首都和所有政府机构由南京迁往陪都，而军事作战中心则是先迁往武汉，直到武汉会战后再迁往陪都重庆。重庆
1937年11月25日，日“上海派遣军”突破第74军、第39军阵地，日军左、右翼军在无锡周山浜汇合后，破城而入，至此锡澄国防线南部重城无锡失陷；日第10军突破了第7军的防线，占领湖州；日第10军攻占湖州、长兴后，令第114师团继续向宜兴、溧阳方向追击。无锡失守后中国军队放弃澄锡线，一部沿京沪铁路向无锡西郊以及常州方向撤退，大部向南，经宜兴往浙赣边境之孝丰、宁国一带撤退。
1937年11月27日，日军开始全面进攻江阴，日军舰只开始炮轰江阴要塞；抗日战争中最壮烈的海军对战开始。韩德勤代理江苏省政府主席，江苏省政府移驻扬州。11月30日，广德、溧阳失守，日军兵逼溧水；至此南京东部、南部的重城除江阴以外全数沦陷。
1937年底，南京陷落之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节节抵抗。但是因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临阵脱逃，致使黄河防线失守，山东大部失陷。后蒋介石将其枪毙。
1938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企图南下和华中派遣军会合。中国国民革命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与日军激战，史称徐州会战。3月，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令川军王铭章所部防守滕县，因无援兵，滕县失守，王铭章师长自杀殉国。李宗仁队以西北军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在徐州以北的台儿庄与日军反复争夺，以西北军张自忠部五十九军和庞炳勋军团掩护台儿庄的右翼临沂战场，以中央军汤恩伯军团袭击台儿庄日军侧背，最终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以毙伤日军一万多人的战果成为中华民国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日军精锐第10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精锐第5师团遭到重创。但是南北两线日军源源不断增兵，这次胜利没有扭转徐州战场的局势。
 
 
          中日战略相持阶段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失守以后，全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鉴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被迫调整侵华政策，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而对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
薛岳代理第9战区司令长官。随即日军分别于1939年和1940年发动了扫荡重庆外围的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希望国民政府能尽速投降。在这场危及战时陪都重庆的战役中，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殉国。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随后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华北日军兵力达到47万，并集中了傀儡政权中能投入战场的全部军队。为应对共产党方面的游击战术，日本采用了“保甲制来断绝共产党军队与当地民兵的接触，设立无人区，进行极为野蛮残暴的“三光政策，甚至使用违反国际法的生化武器来作战。共产党面对日军扫荡的压力，全军实行战略转移，化整为零保存实力，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扫荡”斗争，如著名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等。3个半月中，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共计毙、伤、俘和投诚日伪军46480人。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增强了全国军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
    1943年11月，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埃及首都开罗开会，通过《开罗宣言》，要求战后日本归还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包括台湾及其附属岛屿。至1943年12月，日军在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迫收缩战线，华北方面军停止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194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关于1944年的方针》。此后，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伪军相继发起春季攻势和秋季攻势。
1944年4月，日本动用12个师团、41万人的庞大兵力，在中国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即“一号作战”，企图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通过中国大陆将日本和东南亚、西南太平洋战线连接起来，以挽救太平洋战场的危局。豫湘桂战役历时8个月，是中日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日军虽取得了战役的胜利，但在全局方面仍未能走出中国持久战的困局，反而影响了在太平洋战场的对美作战，宣告了日本“长期战”战略的破产。
1944年5月，由卫立煌将军指挥的中华民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后攻克日军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收复西南失地。成为了日本在中国战败的转折点。
1945年1月27日，中印公路完全被打通，两军会师于芒友。至3月，反攻胜利结束。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缅北、滇西反攻中，解放缅甸领土8万余平方公里，收复滇西失地8.3万平方公里，共毙伤日军4.8万余人，基本消灭了日军第18、56师团。
 
日本战败
 
1945年2月，英、美、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签订《雅尔塔协定》，规定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苏联应对日宣战。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加。由于美英是以牺牲中国的主权（如承认外蒙古独立），来换取苏联对日出兵的条件，也被称为远东慕尼黑阴谋。
1945年3月起日军先后发动豫西鄂北会战和湘西会战。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大会召开。5月8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至此，欧洲战争结束，盟军作战重心迅即东移，全力对付日本法西斯。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共同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予以日本“最后之打击”。由于此时美国的原子弹已试验成功，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对于苏联的参战并不抱太大兴趣，所以未邀请苏联协商或署名，造成苏联颇为不满。
1945年8月6日与9日，美军分别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苏联红军也根据《雅尔塔协定》，在8月8日对日宣战，发动八月风暴行动，一百多万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立即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与盟国一起对日本进行最后的决战。8月10日、11日，中国共产党延安总部向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连续发布7道反攻命令，并限令敌伪向中共武装缴械投降。
1945年8月14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5日，日本照会中、苏、美、英四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9月9日，在南京陆军总部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上，日本驻中国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并交出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9月3日被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日军投降仪式在台北举行，中国正式收复被日本殖民统治达50年之久的宝岛台湾，洗雪了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中日之战分析与结论
 
中日四场（四个时期）交锋，两胜两负，胜的艰难，败的可惜。明朝抗倭处于冷兵器时代，除了朝廷有决心，下大力度外，更有像戚继光、俞大猷这样的抗倭名将征战沿海各地，使得倭人不敢冒犯天朝子民，并且最终消除倭患。清末的甲午战争的失败则充分证明了闭关锁国的危害与保守势力的腐败无能，庞大的北洋水师完全有能力与日本舰队殊死一战，海战中有邓世昌、丁汝昌这样不怕死的将领，如果打消耗战日本是吃不消的，日本国力匮乏。因为缺乏有效的战略战术最终吃了败仗。
九一八事变三十万东北军不抵抗，反被不到两万的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并且吞并整个东北，这是一个民族的奇耻大辱，因而极大的刺激了日本膨胀的欲望，也鼓舞了日本好战分子疯狂的野心。幸而有马占山等抗日义勇军的出现抗击日本侵略者，才不使中华民族的颜面尽失。如果历史重演，张学良下令东北军抵抗，即使打不败日本关东军，也能重创日军，充分遏制日本得寸进尺的行为，让日本方面有所忌惮。东北抗日联军几万人也能牵制几十万日本关东军，还有为数不少的伪满军队，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啊。假如当时的东北军中高级将领里多几个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这样的人至少也能延滞日本侵华的脚步。
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也是可圈可点，面对近8万日军的进攻，苦战33天，激战100多次，迫使日军三易主帅，损兵1万多。要知道己方只有4万人，武器装备落后于日军，最后因为给养和增援不利才退出战场，这在以后的数年抗战中敌我武装力量对比几乎没有，通常我方力量数倍于敌才行决战之举。二十九军的大刀队也是抗战中的一个亮点，喜峰口刀斩近千名侵略者真是大快人心，试想全民抗战人人手中有刀、心中有刀，抗战不会久拖十四年！蔡廷锴、张治中、蒋光鼎、赵登禹是中国军人的楷模与骄傲！
七七事变后的八年抗战敌我的消耗都很大，尤其是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各种战争资源都很匮乏，面对久拖不决的中国战场支撑下去需要庞大的人力财力和物资，所以日本政府采取南下夺取东南亚各国领土的策略，从而获取更多的战略物资来维系战争的持续性，但是这样必然触及美英国家的利益，战争让日本走向疯狂，树立多个强敌。偷袭珍珠港让日本军国主义战车开上了毁灭之路，仅仅不到四年的时间，太平洋战争美国让日本损失150万军人。日军在中国战场上也有130多万的伤亡，战争拖到最后日本经济也处于崩溃的边缘，战争大量消耗了人员和物资，日本国民不堪重负，中国方面也不再是孤军作战，来自国际各方的支持与援助让中日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反法西斯胜利的大形势；美国太平洋战场节节胜利逼近日本本土；两颗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的爆炸；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的突入；还有中国武装力量的大反攻这些因素注定日本最终的失败和投降。
对比中日军力值得思考，中国军队战斗力最强的时期在1947——1957年这个期间，这十年有过数次大规模战争对抗，尤其是中美在朝鲜战场上的较量，最后连打败日本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也甘拜下风，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假如把抗美援朝时期的志愿军放到一九三七年的卢沟桥和上海对日作战结果如何？我想毫无悬念，在北平方向能把日军赶回山海关以外，甚至收复东北，打得日军退回朝鲜半岛。在上海方面把日军赶下海不成问题，志愿军中的38军、39军、40军、42军、50军，这些战功卓著的军一对一肯定能够打败日军每一个师团。原因是中国军人经历了十多年的战争历练，作战经验已经很丰富，加上武器装备的更新（主要是苏式），密集的苏式喀秋莎火箭炮足以让敌军胆寒，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日军队相遇，日军绝对占不了半点便宜！
和平是主流，中日也不会总是对抗。有一句话国人都应该记住：犯我中华者，不管远近，必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