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区域文化因素对政治生态的影响
在十八大以来全国改革发展和反腐败工作中,山西成为一个政治生态紊乱的标本。从省一级、地市一级的高官,到以高平市为代表的县官,甚至一些镇官、村官,为官乱为和为官不为的现象大量存在。山西政治生态已经成为招商引资、吸引人才的一个重要扣分项。为什么会这样,可以有多个视角做分析,本文谨从区域文化因素对政治生态文明的影响,作一些粗浅思考和探讨。
一、区域文化对政治生态的影响不容忽视
山西有悠久的文明和红色文化基因。五千年文明看山西,从南到北,自东向西,上古圣贤,晋韵唐风,华人老家,太行烽火,汾水岸,太行边,吕梁云岗,山药蛋派,可以说到处都是故事,到处都是文化。有论者称,山西困境在挖煤,山西希望在挖文化,很有几分道理。如此辉煌灿烂的文化,与今日污浊秽气的官场积习,形成鲜明对比和巨大反差,不由人不扼腕叹息。为什么?为什么?每一个有良知的山西人都在发问。回顾历史,我们必须看到,区域文化对政治生态是有很大影响力的。文化,就是最广大民众认同什么,不认同什么,信奉什么,不信奉什么,追求什么,不追求什么。一方面,这种文化氛围构成政治人物活动的空间。好比足球明星和大众足球的关系一样,是个基本土壤的差异。山西今天的政治生态的困局,也一样是有其土壤的。另一方面,政治人物的作为又会极大地影响区域文化演进。深圳市场化意识浓厚,是与习仲勋、任仲夷、袁庚等先行者分不开的。现在许多地方,金钱成为很多人的信仰,只认钱,其他啥也不认,这也和片面抓经济发展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失误有关。山西政治生态优化,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重塑区域文化的优秀基因,通过弃劣扬优,去促进政治生态建设,反过来,又通过政治生态优化来促进区域文化基因的持续优化,形成这样一个良性循环。
二、认真剖析区域文化传承中的正能量和负能量
对传统文化要扬弃,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都是错的,一是要有所甄别。临汾的华门,指中华文化之门,是说尧舜禹开启了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之门。尧都华阳,这历史感不可谓不厚重。尧文化的核心是一个“公”字。尧帝至公,公平、公正、公道。上古民谣《击壤歌》展现出尧帝治下的升平和谐景象,老百姓说“帝力于我何有哉”,可见政治生态之开明、宽松和清正。上古四圣之一的皋陶,号称法祖,以獬断狱,开创了中国最早的法制。至今苏三监狱的一些陈设,以及皋陶村(士师村),仍可见上古遗风。苏三唱词里说“洪洞县里没好人”,但解差就是个大好人,叫崇公道,从字面看,崇尚公道,这名字折射出洪洞精神的底色,也可见尧文化影响之深远。急公好义,嫉恶如仇,是写在洪赵人民血液里的文化基因。尧都之南的侯马和襄汾,诞生了彭真、任建新两位中国法律界的泰斗式、奠基式人物,似乎也不是偶然。以公道为底色的法治精神,是尧文化、皋陶文化之精髓,对今天讲政治生态至为重要。只有力行法治,坚决向人情关系文化开炮,重塑政治生态才具有可能性。
晋商文化是山西人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但是,恰如任何历史遗产都有利弊一样,晋商文化也具有两面性。据我的研读、观察和思考,晋商文化大致可概括为三个基本元素:一是诚信,二是九毛九,三是官商。诚信元素,以关公为代表,拜关公等同于拜财神,生财聚财有道,利自义中来,信者人信,诚者自成。诚信是晋商文化最具光彩处,历史上经典案例很多。九毛九元素,是说山西人会算账,尤其会算小账,似乎不大会算大账,有几分嘲弄取笑的含义。无论怎么说,算账是为商者必备素质,山西人似乎于此方面更加精到一些,算是一个中性元素吧。官商元素,以山西票号鼎盛时期的官商勾结亦官亦商官商一体荣损与共为典型表现,视傍官为经商捷径,渺视市场化,重视官本位。官商文化可以说是山西商人对历史上现实恶劣经营环境的一种妥协,但这种妥协,又反过来刺激了政治生态的恶化,总体上应当归之为一个负能量元素。综上,诚信为正,九毛九为中,官商为负,这就是关于晋商文化基本元素及其成色的基本小结。因此,对晋商文化应当有批判地继承和弘扬,要扬正弃负,切不可抱着糟粕当宝贝。但残酷现实的可悲处在于,当今山西商界讲晋商文化,在很多语境下,恰恰是抱住了糟粕当宝贝,这就是我们司空见惯的托关系送人情走门子找路子,这就是我们耳闻目睹的以抱团发展为名搞小圈子搞山头封闭保守自拉自唱,这就是我们见怪不怪的傍大官做捆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就是我们常常不以为奇甚至不以为非的民企老板做地下组织部长和一窝一窝一坨一坨的区域性行业性塌方式腐败。说穿了就是官商文化,晋商文化当中的这个负能量元素被发扬光大了。人人这样做,人人羡慕他人这样做,人人不以为怪,这就是负文化的可怕处。反思历史,观照现实,我们不得不说,尽快清除晋商文化中的负能量因素,对区域政治生态建设,是一件十分重要而且紧迫的事。
太行精神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丰碑。2009年习近平同志在考察晋东南时,对新时期太行精神做了阐述。与各种精神的内涵外延相对照,太行精神最核心的是其人民性。军民一家,鱼水相融,党的战斗力源泉在于党和民众、百姓心连心手拉手同呼吸共命运。著名抗日救亡歌曲《在太行山上》,发生在晋城的陵川县,歌中所唱的场景,恰恰是太行精神生动写照。这种人民性,凝结了人民群众对党的高度信任和信赖,也决定了人民对腐败分子的零容忍。弘扬新时期太行精神,就是对人民高度负责,就是不断夯实党执政的基础,对于反腐败和深化改革,都是深具正能量的强大文化力量。
山西类似的区域文化遗产还有很多,不胜枚举。皇城相府的主人陈廷敬,一生为官清、勤、慎,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榜样。王岐山曾向干部荐书《大清相国》,主人公就是陈廷敬。曾有电视剧《一代廉吏于成龙》,于成龙也是山西人。我们耳熟能详的万荣精神、万荣笑话,在戏谑之余,其中也不乏一些正能量因素,值得挖掘。曾经红极一时的大寨,也是一座精神宝库。人民作家赵树理,本身也是一座区域文化的丰碑。柯云路《新星》等改革三部曲,张平《天网》、《法憾汾西》等法制文化作品,主人公原型都在山西,都是为建设良好政治生态矢志奋斗死而后已的典范,应引起重视。
三、抓区域文化促政治生态优化七策
策一:打苍蝇。人们更关注打老虎,其实老虎成于苍蝇,苍蝇成于文化。打苍蝇对老百姓生活更有意义,更能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打苍蝇,是抓区域文化和政治生态的一个结合点。
策二:抓移风易俗。包括婚丧嫁娶,人情礼往,餐桌上,日常办事上,都要做一些规范和引导。归根结底一条,就是要坚决地遏制人情关系文化。在人情关系文化土壤上生长出来的政治生态,一定是畸形的,一定会将公理、正义抛弃掉。
策三:抓开门研讨。对区域文化开展经常性群众性研讨活动,政府部门要有所引导,在研讨中辨明优劣,弘扬正能量,驱除负能量。文化载体是群众,通过群众性研讨,可让大家增强参与感,从而更好地体现出和传承好正能量文化基因。
策四:抓标杆引领。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区域性文化特色,不断打造一些标杆人物,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用来自群众的文化故事,去打造引领群众的文化基因。比如评选“洪洞好人”,可以让人颠覆“洪洞县里没好人”的错误认知。再如评选“刘郁瑞式好公仆”(张平笔下人物),对于树立法治思维有重要意义。
策五:力倡群众评议政府新风。在上古时期,尧帝可以和击壤的老农直接对话。互联网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是打破了时空界限。怕见群众,蔑视群众,闭门做决策,以为老百姓好欺负,啥也不懂,这样的情形永远过去了。必须和人民群众面对面零距离,掏心掏肺,才有可能建设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否则绝无可能。
策六:力倡人文类旅游休闲产业。从挖煤向挖文化转型,是山西发展转型的一项大事。如何在旅游休闲产业中挖掘文化元素,尤其是把区域文化的正能量挖掘充分,是必须思考的大战略。靠媚俗吸引游客,必不可长久。从旅游休闲中发现和提升正能量,才合乎人性的诉求,才能够商业、可持续。
策七:力倡领导干部进校园登讲台讲授优秀文化。中学生、大学生都应当了解自己的家乡,了解自己脚下这片土地。领导干部们下下这个功夫,对于人才回流和招商引资,对于净化文化生态,都是有好处的。给学子讲人生课,这也正是习主席对高级干部的一项具体要求。
(2015年8月21日草,10月17日出席山西省领导科学研究会年会暨"学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重塑山西政治生态"研讨会并评为优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