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官员慢作为，只因“规则未定”

今天《中国经济周刊-经济网》一篇题为《审计署点名山西水利厅：慢作为致2亿专款闲置》的文章报道，今年7月，审计署对29个省份、29个中央部门和7个中央企业进行了稳增长政策跟踪审计，发现山西省70处引调提水工程建设任务未按要求完成，中央专项补助资金2.41亿元闲置，并定性“主要原因是山西省水利厅的慢作为，工作推进不力”。

    近两年，高层最担心的问题恐怕就是经济下滑了。可遗憾的是，你怕鬼，鬼却偏偏要找上门来。虽然官方公布上半年GDP的增幅达到7%，但实体经济的增幅却不容乐观。因为就在4天前，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时介绍，1月-7月，全国税收收入78793亿元，增长4.5%，同比回落4.1个百分点，为2010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其中工业增值税零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关税分别下降14.7%和11.4%。

大家一定非常清楚，由于增值税是以商品生产流通或劳务服务各个环节的增值额为征税对象征收的一种税,其主要特点是仅就增值额征税。所以工业增值税与工业增加值之间存在正比例关系，即工业增值税的增长幅度与第二产业GDP增长幅度呈正比。可如今“实打实”的工业增值税为“零增长”，而第二产业GDP增幅却达到6.1%，我总感觉到哪里不够正常？

6年前，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以“保增长”，而“保增长”的终结目的，则是为了增加就业机会，以达到“促稳定”。笔者就此话题还曾提交过社情民意《“保增长，促稳定”不如“保稳定，促增长”》。

现在看来，目前经济形势明显较6年前更为严峻，国家“稳增长”的难度也明显较6年前更大。因此，像山西水利厅这样让2.41亿中央专项补助资金闲置的做法，就成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了，必须通报批评。

但人们一定很奇怪，在一些地方官场已形成“鸡蛋过手轻三分”的当今中国，哪有官员让手中的钱该花不花，并会因此导致问责的？何况这笔钱还是中央专项补助资金。笔者在《国企领导为何更容易腐败？》一文中就曾指出，国企的腐败资源较党政机关更为丰富，因为国企的投资项目多，甚至每一笔大额交易都能成为腐败的载体。而山西省水利厅放着这么大的一笔资金不用，还要冒着被通报的风险，这是何种原因？

在笔者看来，目前社会上一股“反腐影响经济发展”的言论虽然片面，但还是存在一定道理的。比如“八项规定”出台后，餐饮业、娱乐业就迅速萧条。此外，随着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官员在处理工作时也会变得更加谨小慎微，敢于“拍板”的官员已越来越少；而在新的机制尚未形成之前，集体决策也就更容易变成“扯皮”，肯定会影响行政效率。而涉及到人事或经济方面的决策，甚至变得相当敏感，比如山西省管干部“缺口”很大，但在本省干部中提拔却变得相当很难。同理，涉及金额较大的投资项目招标，在近乎人人自危的山西官场，一些具体承办的官员也因此前监督制度失效，新的一套科学制度未定之前而强烈顾忌其中的敏感元素。

当然，笔者坚信“反腐影响经济”只是表现在少数行业、个别环节和局部地区，而且是在“制度未定”前的短暂时间内。比如没有公款消费的餐饮娱乐业，远期一定会更加健康。而在反腐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我相信“制度化决策”也一定会跟上。到那时，无论是用人还是经济决策，都将变得有章可循，不再那么敏感，官员“慢作为”现象也将得到有效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