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特殊国内外环境，决定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实现路径不可能重走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为此，必要的经济理论创新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际资源储备总量日渐枯竭及资源价格高位运行，给中国传统工业化发展道路带来严重挑战，迫切需要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
在经济全球化、全球工业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世界日渐枯竭的资源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单纯地依靠资源消耗去实现工业化，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凯恩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理论在经济实践中的运用存在很大局限性。中国经济发展要走出资源束缚、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在经济发展理论上所有突破和创新。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仍未消除，迫切需要金融管理理论的创新
目前全球正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一方面，美元滥发使中国外汇储备金融资产面临较大贬值压力；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外部需求增长乏力，给处于全球制造中心的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经营压力。特别是在目前以电子美元为主导的国际特殊货币体系下，华尔街滥发美元的行为一方面会严重冲击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另一方面，以美元为代表的全球货币泛滥使通胀幽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全球经济的有效复苏。与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危机相比，目前全球实体经济及虚拟经济出现的新变化，决定了中国在运用传统凯恩斯投资拉动需求理论刺激经济时，将面临更多不确定因素制约。为了有效地应对后金融危机时期可能出现的经济、金融风险，当前迫切需要在宏观经济调控理论上进行有效创新。
三、我国前期以来料粗加工以及资源消耗为主导的贸易体系，在国外遭遇越来越多的反倾销制裁，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劣势明显，迫切需要在适合我国国情的国际贸易理论上进行创新
目前我国以廉价劳动力及资源为导向型的出口结构，虽然符合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优势”国际贸易分工理论学说，但从该理论指导经济实践来看，这种学说自身存在诸多问题，因为它遵从了“落后者永远落后”这个基本指导思想，在此思想指导下，发展中国家永远只能向发达国家提供廉价商品和不可再生资源，而不能通过发展高科技的方式实现经济赶超。在人民币升值及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负面影响尚未消褪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目前我国以廉价劳动力为依托的低端贸易结构正受到严重冲击。笔者认为，中国出口贸易走出困境的关键在于突破“比较优势”贸易假说，寻求新的贸易理论支特，利用后发优势，改善贸易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科技含量，实现中国贸易的优化组合及全面升级，进而全方位提高我国贸易国际竞争力。
四、国内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现象屡禁不止，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依然存在，迫切需要生产理论的创新
虽然中央早已提出要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运行质量，但出于对GDP的盲目崇拜，投资与出口作为拉动GDP快速增长的捷径，多年来一直被地方政府广泛使用。由于现行GDP核算体系自身存在的局限性，重复建设、盲目建设成为地方政府拉动地区GDP快速增长的惯用手段。理论上分析，根据马克思商品“二重性”特征及绿色ＧＤＰ理论，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不但没有创造任何社会财富，反而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消耗和浪费。不同理论指导不同实践，笔者认为，要真正地制止目前经济建设领域中存在的重复建设、盲目建设行为，就必须在指导经济实践的理论上有所突破，高度重视劳动的有用性和有效性，实行绿色ＧＤＰ核算体系。
五、在前期追求“效率”基础上没有兼顾“公平”，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消费需求乏力，迫切需要经济效率、效益理论的创新
收入分配不公平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桎梏。按照传统西方经济学说，资本、技术、管理、资源、劳动作为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根据这一理论逻辑，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资本、资源等生产要素顺理成章地成为参与GDP分配的主体，而以居民劳动收入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工资在GDP分配中所占比重则逐步下滑。工资收入占ＧＤＰ比重过低，直接制约了消费，也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目前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发挥消费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积极有效地应对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发展可能存在的风险，就必须在经济效率、经济效益理论上进行有效创新，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内部需求，实现经济的基本内循环。
六、国有企业进入产权改革攻坚阶段，前期国有产权不明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流失，目前在国有产权管理体制及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上仍没有实现有效创新和突破，迫切需要在适合我国具体国情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上进行理论创新
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依附体，其发展好坏真接关系到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前途和命运。理论上而言，国有与民营都是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二者不存在天生的好坏之别。笔者认为，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应在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指导下，着力于国有产权实现形式及国有企业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上的创新和突破，而不应该盲目地一味奉行“减员增效”的改革思路。
七、我国农村庞大人口基数与加速城市化建设之间矛盾突出，由此决定了中国短期内不可能在庞大人口基数和劳动者素质相对偏低的条件下实现城市化，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必然是在新型城市化理论指导下的城市化，为此就需要在城市场化理论上进行有效创新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学说，城市化可以拉动GDP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就中国具体国情而言，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庞大、人口素质偏低，由此决定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及路径不可能遵循人口稀少的发达国家城市化轨迹。考虑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庞大、劳动力文化素质较低等实际情况，盲目城市化只会使城市产生一大批平民窟，由此将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当前迫切需要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城市化理论的创新。
八、在前期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与市场经济运行相匹配的诸如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完全确立，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迫切需要在工资理论以及生产要素理论上进行创新
八、在前期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与市场经济运行相匹配的诸如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完全确立，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迫切需要在工资理论以及生产要素理论上进行创新
当今西方经济学的发源地――西方发达国家都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从中国前期改革实践来看，在要素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与市场经济运行相匹配的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完全确立。由于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消费需求一直没有很好地发挥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由于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以效率为切入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缺乏有效的外部环境支撑；由于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社会还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团结。笔者认为，当前要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为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及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支撑，就必须在工资理论以及生产要素理论上进行有效创新。
有良知的独立经济学者 鲍银胜
2015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