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爱因斯坦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呆了很久，我很欣赏他的一句话：“政治是暂时的，而方程是永恒的”。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的观察——中国社会的特色，这不是一个政治命题，而是一个学术话题。

社会科学没有普遍适用的原则

观察的角度基于我奉行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三个基本原理。

第一是变异性。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小至个人、家庭、单位，大至社区、国家，都具有极强的异质性，不像自然科学可以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原则。

第二是社会分组。虽然有异质性，但社会现象也具有相同的特征，即相似性。譬如读大学的人，虽然他们内部也存在差异，但相较没有读大学的人，他们的价值观、收入更接近。社会分组可以减少组内差异。

第三是社会情境。个体之间的异质性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是不一样的。譬如社会不平等在不同的制度、经济、文化下，它的程度会不同。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异质性会有所改变。

在这三个基本原理下，某一社会和个人的收入、教育、政治态度，会受到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心理等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不认为社会科学的结果可以推广到全世界，换句话说，社会科学并没有适用于所有社会情境的普遍原则，能够得到的只是暂时的结论，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适用。对此，社会学的奠基者马克斯·韦伯也曾说过越是普适的理论越没有用。中国研究应落脚在中国的社会环境。

我今天讲中国社会的三个特征，是在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有的历史情境下展开的。和欧洲传统相比，中国历史上留下的两个传统非常重要，一个是中国从秦朝开始就废除了贵族的世袭制度，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是通过官僚体制获得权力，而非来自父母和家庭的承继;另一个是，中国没有强大统一的一神论的宗教，但却能包容不同的宗教。

当代中国社会，哪些是独有的特色呢?

特色一：强有力的政府角色

“大众”利益的不一致与公共政策的效果

首先是强有力的政府角色。

自古以来，中国政府在社会中的角色就非常重要。封建时代的政府就是一个统一皇权，皇权来自哪里?天命。虽然没有现代国家的选举，但是文化中有一种默契的交换关系，皇上掌权一定要保障百姓的经济生活、和平、福惠。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体制变化了，毛主席强调执政者要“为人民服务”。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有一个巨大的政府，政府在社会各个方面都具有高度控制力，因此也会造成一些负面效应，比如，政府参与市场经济，造成了部分国有企业缺乏竞争力。

在中国，工商利益和政府利益结合得比较紧密。在其他国家，政府和企业通常比较对立。而中国政府积极参与经济活动，是因为它假设“大众”的利益是一致的，政府为公民提供经济福利，以显示其责任和合法性——我是为民服务。但从社会科学角度而言，大众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由具有异质性的人组成，任何一个政策对不同的人的影响都不同。比如:中国赴美签证延至十年了，又开新的地铁了，这些政策总有一部分人不受益。

腐败与“委托-代理人”难题的关系

社会学研究有三个发现。

第一，在中国社会，政治资本极为重要，它是获得社会地位和资源的重要因素。我和中国人民大学的靳永爱合作做了两个研究。第一个是党员身份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对财产和收入的影响。从社会分层而言，党员身份或是否在体制内工作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变量。我们的研究发现，党员身份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对财产的影响非常大，大于对收入的影响。

另一个是利用2010年至2012年的追踪调查数据，来比较是否在体制内工作对家庭财富存量和增量积累的作用。这两年中，全国有64.8%的家庭财产都有增长，35.2%的家庭财产未变动或减少。而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发生了增长的比例为71%，高出在体制外工作的家庭5个百分点。同时，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增长比例达到36%，高于在体制外工作的家庭的增长幅度(30%)。

第二，国有企业具有垄断地位。国有企业的强大主要不在于它是国有，而是在于它垄断了一些行业。虽然它的经营效率不一定高，但是因为垄断，就可以提高企业的运营能力。

第三，腐败和权力的滥用难以避免。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反腐败的有效措施。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腐败的出现是结构性的。这不是中国特有的，而是世界性现象、人类共性。对此，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提出“委托-代理人难题”，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委托-代理是一种契约关系，通过契约，一个人或者一批人授权给另一个人，让他代理某项事务，但是当双方预期不一致时，会导致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的不一致。中国这么大，国家为了强大和经济繁荣，为了更好地满足民众的需要，必然需要各级官员代理具体事务，但是，执行的人如果谋取私利，就变成以国家利益为幌子谋取个人利益。“委托-代理难题”在强政府下尤其容易产生。理解结构性矛盾，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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