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慈善法草案二次审议稿所列公益活动是：

（一）扶贫、济困；

（二）扶老、救孤、恤病、助残；

（三）救助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害；

（四）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

（五）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六）其他公益活动。

     这是沿袭多年的传统模式，我国的慈善公益停留在物质救助、有形服务的范围，将精神健康、预防自杀排除在外。

     我国每年自杀28.7万人，大大高于交通事故死亡10万人、工伤事故死亡13万多人、各类刑事案件死亡7万人，更高于自然灾害死亡的人数，成为高自杀率国家。严重精神障碍者1600万，在疾病排名中已超过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居于首位。深圳精神障碍率10年间增加了100倍。

   今天的中国已没有1人饿死，但自杀却每天每时每分钟都在发生，但这并没有引起应有重视。全社会似乎达成一种共识，不能容忍一个人因物质贫困而死，而自杀是个人的事，与政府无关、与社会无关。

   其实，物质上的贫困者需要帮助，精神上的痛苦者更需要关怀。一是普遍性。物质上需要救助的只是穷人，而精神上需要关爱的不仅是穷困潦倒者、打工失业者，也可能是腰缠万贯者、老板企业家；不仅是妇女、儿童、学生，也包括男人、成人、教师；不仅是城里人，也有乡下人。二是严重性。精神上的痛苦、困惑得不到排解，就会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表现为精神障碍、自杀和犯罪。三是荫蔽性。物质上的贫困容易被察觉，没有吃的可以乞讨，各地方都设了救助站，而精神上的痛苦、困惑者不容易引起重视，也没有地方去诉说、排解，一旦爆发往往会使人措手不及。

今天，这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2010年起全国连续发生6起“校园血案”，2005年起全国连续发生9起“公交车纵火案”，其中2013年6月7日的厦门公交车纵火案最为惨烈，造成81人伤亡，不久又发生宁夏公交惨案。政府部门以治安名义可以花费大笔资金加强警力、安全检查，但不研究、不采取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的措施和办法。

社会不公、工作压力、人际矛盾产生的怨恨、愤怒、委曲、厌世、抑郁而没有渠道倾诉、排解、抚慰，这是发生自杀他杀，报复社会的主要原因。

我创办了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2009年4月28日开通情感热线，截止2015年12月31日，免费接听了29024个电话，接待来访面询1501人次，成功处理高危事件 32起，其中企图自杀案16起，报复家人案9起，报复社会案7起。实践证明，只要及时疏导，有自杀、他杀倾向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可以避免的。报复社会者并不是由于物质贫困活不下去，而是他们的怨恨、愤怒、委曲没有人听，不被社会理解、同情和关注。所以他们采取最残忍的血腥报复以获取社会的最后关注。

政府可以花费大笔资金处理善后，但是不愿购买服务进行疏导。现行体制下没有部门对自杀负责，公安关心他杀，医院关心病亡。也没有部门关注国民精神健康。卫生部门忙于看病，精神病院冶疗精神病。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没有机构关心人的精神健康，能不出问题吗？由于政府的慈善公益理念停留在物质救助的范围，导致社会公益基金、企业公益捐助，也把精神健康排除在外。我成立了深圳市景安精神关爱基金会，筹资十分困难。因为精神健康没有纳入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慈善捐助的范围。

所以，将精神健康写入慈善法非常重要，标志我国慈善理念的创新与转型。

中央有关文件己有这方面的表述：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

民政部、财政部民发〔2015〕88号文《关于加快推进社会救助领域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提出“建立健全物质资金帮扶与心理社会支持相结合”， “有效化解因社会救助对象心理行为偏差引发的个体和社会问题”， “开展心理疏导服务，帮助救助对象抚慰消极和敌视情绪、缓解心理压力、矫正不良行为，改变负面看法，建立积极乐观上进的心态”。

我建议加入第四条：促进精神健康，开展心理疏导，建立积极心态。

            深圳市景安精神关爱基金会执行理事长

                 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主任

                            徐景安 

                         2016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