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袒“大贪”？新《量刑意见》应废止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出台了《关于重大贪污受贿犯罪案件量刑意见》（下称《量刑意见》）提出了大致三个档次的量刑标准：“贪污、受贿数额不满二千万元，一般判处十五年以下、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贪污、受贿数额在二千万元以上不满一亿元的，一般判处无期徒刑”；“贪污、受贿数额一亿元以上的，一般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月3日《新浪网》）

该《量刑意见》的出台，最高兴的要数那些因巨额受贿一审被判死刑，甚至二审也被判死刑，就盼最高法“死刑复核”这一最后程序“刀下留人”的案犯了。据笔者了解，至少有三人已被《量刑意见》宣布“免死”，分别是贪腐3.4亿被一审判处死刑的广州白云农工商原总经理张新华；受贿1.8815亿元被一审判处死刑的湖南高广投董事长彭曙；受贿1.7007亿元被一审判处死刑的湖南高广投总经理胡浩龙。

当然，处于“择期宣判”状态的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非法收受共计折合人民币21170余万元、另有共计折合人民币13109余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无疑最多也就是“死缓”了。

从“十八大”之后“落马”高官的判决结果看，这个量刑标准其实早已付诸实施，只是部分案犯享受到了较该《量刑意见》更为优惠的待遇。比如原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周永康受贿1.29772113亿元，仅被判处无期徒刑，而未判死缓；应“一般判处无期徒刑”而判有期徒刑的有四川省原文联主席、原副省长郭永祥，受贿4346万仅被判15年；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受贿3979，被判13年；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受贿2302万，被判13年。当然，我相信这些人一般具有如实供述罪行，积极退赃，甚至有自首、重大立功表现及认罪悔罪情节，才依法予以减轻处罚。

但也有一些判决结果较该《量刑意见》更重。如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素毅受贿1073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而不是《量刑意见》指导的“十五年以下、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原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受贿283万元也被判有期徒刑12年，与受贿1403万元的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蒋洁敏领受同样的刑期。此外，受贿1356万元的湖南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阳宝华仅被判有期徒刑11年。如果这么一比较，对受贿案的判决结果，刑法的“弹性”实在是太大了。这样的“弹性”，给法官的无疑是“自由裁量权”，这明显是滋生腐败的土壤。

此外，该《量刑意见》另一个不该遗漏的问题，就是没有将“退赃”列为量刑的重要因素。按照常规思维，对拒不退赃的，其社会危害性更大，理应按照最高刑期“顶格处理”，譬如超过百万不退的判无期，超过千万不退的判死刑立即执行，才能彰显刑法“宽严相济”的原则。

窃以为，该《量刑意见》有偏袒“大贪”的嫌疑。虽然《量刑意见》提出对于“贪污、受贿数额一亿元以上，且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可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在司法实践中，估计法官对具备“贪污、受贿”条件的案犯也不会过分为难。因此，该《量刑意见》虽然不像“司法解释”那样具有法律效力，但在实际操作中，法官一般都会遵循这一意见的下线执行。

而该《量刑意见》最大的负面效应是鼓励贪官“既已‘下水’就索性‘下深水’”。因为“贪污、受贿数额不满二千万元，一般判处十五年以下、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规定，会让那些涉案金额刚刚达到10万元的“小贪”，将与涉案金额是其近200倍的“大贪”领受同样的刑期。这样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将起到“小贪”既然已贪，那就索性“破罐子破摔”的作用。

笔者以为，在中央“高压”反腐仍未达到“指标”目标，对存量腐败的清理工作仍十分艰巨的今天，法律对贪腐官员理应同步保持“高压”威慑功能，绝不能制造“贪官不死”的司法环境。因此建议，新出台的这个《量刑意见》应该尽快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