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上午，广东省民政厅召开听证会，听取基层工作者和专家学者等对制定《关于规范全省行政村（村民小组）公务接待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建议和意见。该征求意见稿提出，行政村（村民小组）一律取消招待费。（据2016年1月6日 《南方日报》）
http://epaper.southcn.com/nfdaily/html/2016-01/06/content_7505846.htm
这是系列新政的新亮点，我听得到来自草根阶层的欢呼声，有人开始把招待费换算成村集体收入，但许多人没有看到新政背后的另一面。
拟取消村级招待费，这又是一个看起来很美的新政，赢得无数点赞当在情理之中，但冷静下来思索，我隐隐有些担心，那些鸟不拉屎的山旮旯恐怕因此被进一步边缘化，沦为被世界遗忘的角落。
我们身处一个双轨制盛行的国度，无数看得见或看不见的领域，资源分配都存在双重标准，农民与城里人之间、体制内人与体制外人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领导身边人与身外人之间，都存在严重的苦乐不均，近权者得、近亲者得几乎成了显规则。这样的丛林法则，把中国塑造成人情社会，将人们裹挟其中，以致同学会、老乡会、战友会盛行，大家都在努力编织关系网，试图突破自己的阶层局限，攀附权贵寻找成功捷径，纪检监察部门不得不以纪律约束的方式，对党员干部参与同学会、老乡会、战友会亮灯警示。
说白了，困扰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权力运行方式。从行政层面看，在“集中资源办大事”的理念下，从财政“分灶吃饭”到“分税制”，中央拿了大头，地方便不择手段“跑部钱进”，挖空心思向土地财政挖潜，形成赢家通吃的尴尬局面。回到民生领域，长期以来，不用自己掏钱买社保的体制内人，退休后领着每月几千元退休金，但绝大多数老农民只有每月70元基础养老金，城乡社保一体化成为一句空话。事实上，拜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户籍制度所赐，许多人在自己的国土上享受不到国民待遇，成为追求和谐社会路途中的一道硬伤。
在这样的行政模式下，乡村无疑处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社会往往听不到他们沉没的声音。
古往今来，施政者讲求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为此，不少君王和钦差大臣微服私访，良心官员访贫问苦。从旧时访民拦轿告状和当下访民越级上访来看，许多底层人更期待下情上达，也就是希望更多官员深入基层察民情听民声。
然而，广东拟取消村级招待费释放的潜台词是，领导干部下基层没有给乡村带来实际利益，乡村招待费已经成为农民的包袱，必欲卸之而后快。事实上，许多时候，没有悲悯之心和人文情怀的干部下基层，更像一场爱民秀，热了舆论，冷了百姓，难怪一些走马观花的视察者被斥为蝗虫。
笔者老家村子，前任村班子就留下了40多万元负债，包括欠一家酒楼的几万块饭钱。对于一个没有集体收入的落后村来说，一顿几百块钱的工作餐、一份几百块钱的年节礼，就是一块大包袱。
媒体不时曝出这样的信息，有村干部吃垮了饭馆，甚至借高利贷吃请，这都是乡村不正之风的典型反应，对这样的招待费，当然要出重手整治，既要让他们怎么吃进去的就怎么吐出来，还要让他们接受党纪国法处理。
然而，在乡村日渐凋敝的中国，资源最大限度向城市集中，尤其向中心城市集中，本来已经边缘化的乡村，不可能成为一方净土，对于偏远落后地区百姓来说，他们更愿意箪食壶浆，迎接远道而来的反哺乡村者和反哺乡亲者，他们更希望给爱民如子的父母官送上万民伞。
一段时间以来，为财政减负、为社会减压的新政出台不少，有些好经却被念歪了，如车改车补一刀切后，下乡的活没有多少公务员愿意干了，部分车补成了变相福利。如年节礼物禁令趋严后，硬生生被砍掉的可能只是低层百姓的福利，看不见的权钱交易还在不收手者中间进行。
在笔者看来，中国乡村贫穷落后的原因，不是招待费太多，而是政策红利太少，如果有追求社会公平的胆识，中国乡村还能焕发沂蒙红嫂般的柔情。
不改变权力运行方式，不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却试图以道德说教喝止伸向纳税人口袋的手，用严苛的规章制度为权力洗白，到头来，财富与权力的媾和转入地下，人们看到的只是河清海晏的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