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农民的形象与政府职责*

熊义杰

（西安理工大学 经济语管理学院 710054）

1 农民的教育问题

在未来的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农业向何处去?关键在于农民能向何处去。农业第一步改革之所以成功，原因在于它与广大农民的接受能力是相适应的，与最基层的广大农业干部即我们经常所说的“泥腿子”干部的管理水平是相适应的，所以，正如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的那样，“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必须努力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思想素质和政治修养，改变农民过去的形象，把农民逐步培养成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具有良好的整体弹性的新一代农民。

笔者认为，在我国推行市场经济体制，一个最大的阻力或障碍，乃是已经普遍为理论界所接受的二元经济结构，即相对落后的农村经济和传统农业与较发达的城市经济和现代工业同时并存。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全国统一的国内大市场。而在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既要有统一的国内市场以保证无地域性差异的公平竞争，又要设法保护相对落后的农业以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稳步发展，这确是一个颇有些棘手的理论问题，优胜劣汰，这是市场经济通行的规则，对谁也不例外。除非采取人为的保护措施，市场并不会因为农业具有基础产业的地位，而对其有所偏爱。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相对落后的农业如何发展，何去何从，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笔者认识到了教育农民问题的重要。

在现阶段,我国农村所面临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农业的小规模经营和大量农村劳动力的隐性失业以及由此而来的农业资本的低积累。1991年，我国农户总数为2.26亿，户均耕地不足7亩，小规模的农户经营则是不容忽视的现实。在这种农业中，传统方式操作，手工劳动为主，供产销均以户为单位，其低效率经营是不难想象的。1991年，全国农业劳动者人均生产粮食1273.3公斤，劳动生产率只及美国的1%强。即使是按我国目前少数地区适度规模经营所达到的最低劳动生产率计算，在1991年的3.42亿农业劳动者中，至少也有一半的隐性失业劳力。由于小规模经营的高支出和高成本，因而农业纯收入的增长极其缓慢。1980一1991年11年中，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部分，扣除农副产品收购提价因素，年均增长仅3.8%，而同期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则平均递增5.3%。

劳动生产率不高,这是我国农业落后的主要标志，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不论是对于增强农业的竞争实力，扩大农业资本积累，还是对于实现农业现代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都是非常必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土地生产率一定的情况下，主要取决于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即劳动者必须具有从事机械化作业和进入第二、三产业工作的能力。所以，我们必须从现在起把如何提高农民素质的问题，郑重其事地列入我们的议事日程。否则，我们将必然会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因难以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而使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一张画饼，要么让市场经济机制这架战车把尚相对落后的农业拖跨，这两种可能中不论出现哪一种，都将对我们的未来发展产生极不利的影响。

当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根本提高，还取决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前提，那就是农业生产的适度规模经营，在农业小规模经营的前提下，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很难有较大幅度提高的。要通过大批农民向城市或农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使农业劳动力减少一定的数量。国家要积极改善第二、三产业发展的条件，制定在第二、三产业就业的优惠政策，把已经具备一定素质要求的农民及时引向第二、三产业，同时还必须对现有的广大农民进行必要的教育和培训。

2 未来的新一代农民必须具备的素质

从居民收入和生活消费情况看，1991年，全国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708.55元，生活消费支出619.79元，两者分别为城镇居民人均水平的41.4%和42.6%；在生活消费支出中，农村居民食品消费占56.8%，衣着消费占8.2%，而城镇居民则分别为53.8%和13.7%；在食品消费中，农村居民的主副食之比为1:1.17，城镇居民则1:4.58；再从文化程度来看，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在农林牧渔业劳动者中具有大学本专科和中专学历者只占在业总人口的0.08%，而不识字或很少识字者则占22.65%，而在工商业及运输业劳动者中，这两个比重则分别为2.53%和4.03%。从劳动手段的装备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来看，1991年，农业劳动者人均拥有的固定资产原值为988.32元，人均创农业产值2386.03元，而同期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两组数字则分别为30316.9元/人和33441.97元/人。

三个方面的比较表明，不论是从哪一方面看，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都处于相对劣势之中。显然，收入和生活水平，以及劳动手段装备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劣势，均是由经济落后所致。而文化程度方面的劣势，则与经济落后互为因果，即经济落后导致文化程度的落后，文化程度的落后，又反过来影响到经济水平的提高，当然，经济水平的提高，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国家的产业政策、投资倾向等，而笔者认为，最重要的乃是劳动者的文化素质或整体弹性。在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情况下，这一点尤其重要。世界经济的发展表明，经济的竞争，实质是技术竞争，而技术竞争的实质则是教育和人才的竞争。所以，我们必须设法努力改变我国农民过去的形象，把农民塑造成具有良好整体弹性的新一代农民。

现代管理的弹性原理认为，任何一个系统，一个人都有一个整体弹性问题，它标志着系统的可塑性或适应能力。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行情随时变化，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如果农民没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没有良好的整体弹性，不能创造出较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要参与市场竞争和占领市场是不可能的，因而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农业的腾飞也就是一句空话。

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新一代农民来说，必须具备的素质是：

2.1较高的文化素质

这是整体弹性的基本内容。没有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一流农民，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国大多数地区农民中文盲和半文盲均在50%一60%之间，不少的老少边穷地区则高达80%一90%，即使是较发达的地区问题也相当严重，比如在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全国百强县之一的上海县，1991年通过微机检索，在47061个农业劳动者中，具有大学本专科和中专以上学历者仅占0.14%，而文盲和半文盲则占到28.42%。一定的文化程度和知识水平，是认识事物和改造世界从而推动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具条件。尤其是面对市场经济体制，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不管是生产资料市场还是商品需求，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不论是了解市场信息，分析市场行情，还是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生产结构，都必须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否则是很难取胜的。

2.2务农爱农,铁心于农的高尚品质

这主要是从目前农业的潜在危机和未来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出发的。从目前农业的潜在危机看，随着农业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有文化的多才多艺者纷纷流入城市或进入乡镇企业，而使得农业劳动者的素质急剧下降，而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的繁荣，又使得农耕地逐年减少，从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来看，市场经济的运行，必然要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对资源进行配置。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在不同生产部门的流转将不可避免，如不尽快改变农业的落后现状，目前这种农业劳动者素质下降和农耕地流失的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剧。

需要注意的是，实现农业现代化把农业搞上去，并不一定要把农村劳动力都禁锢于农业,而恰恰相反，应该鼓励农民进入城市或农村第二、三产业，这并不仅仅是出于减少农业劳动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需要，也因为：（1）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城乡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可以使对农产品的需求量迅速扩大，从而刺激农业迅速发展；（2）农民进入城乡第二、三产业，收入返回农村和农业，有利于农业资本的积累和农业的发展；（3）农民进入城乡第二、三产业，拓宽了农民的活动范围，使他们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和新观念；（4）繁华的城镇市场为农村提供了范围广泛、日益增多的各种农用生产资料和工业消费品，有利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现代化。

问题是，我们如何在农民不断地流入城市和农村非农产业的同时，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在农村逐步地建立起一支打不烂，拖不跨的农业铁军来，这支铁军可以类似于西方国家持绿色证书的农民，是我们发展农业的骨干力量。

2.3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观念素质

心理素质包括执着的追求精神，顽强的拼搏意志，对事业的高度热情和临危不惧、历变不惊的大将风格等。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行情和激烈的市场竞争，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很难适应的。观念素质包括，现代时空观念、效益观念，竞争观念和法治观念等等，“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没有时间观念和效益观念，很难设想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而这些必要的心理素质和观念素质正是我国深受几千年封建小农经济影响的广大农民所缺乏的，如果我们不通过教育尽快增加农民在这方面的储蓄，那么它们必然会成为未来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致命弱点。

2.4必要的能力素质

这主要包括作为一个现代农业的熟练劳动者必须具备的认识能力、决策能力、思维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等。认识能力如观察能力、想象能力、判断能力；决策能力如信息处理能力和方案设计能力；思维能力如系统思维能力，立体思维能力等等。能力素质是未来农民适应市场竞争所必需的素质。

3政府的职责

很难设想，以上诸多方面的素质可不通过教育而自然具备。因此，政府在这方面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

美国著名农业发展经济学家米勒(JohnW.Mellor)曾经说过：“虽然教育本身并非农业发展的充分条件，但它肯定是农业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几乎所有的发展因素都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为基础，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则又是教育的结果”。米勒在这里所阐述的，实际是西方发达国家本世纪以来经验的总结，因为西方国家本世纪尤其是近50年来都非常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

人力资本是本世纪50年代以来在西方非常流行的一个资本概念，它与物力资本相对应，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表现出来的能力，象物力资本一样，它也由投资而产生，如人们用在教育、卫生、医疗以及为了获得就业机会而在国内进行迁移所付出的直接费用，以及为了获得教育而放弃的收入都属于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的创始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T.W.Schultz)曾做过测定，美国战后农业生产的增长，只有20%是物力资本投资引起的，其余80%主要是由于教育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的作用，他分析了美国1900一1957年50余年间两种不同资本的增长及其收益的变化情况，这期间物力资本的增加大约是4.5倍，而对劳动力进行教育和训练的投资却增加了8.5倍。同期物力资本赚回的利润增加了3.5倍，而教育投资所增加的利润竞达17.5倍，物力资本的收益弹性仅78%，而人力资本的收益弹性高达206%。

我国近年来教育的投资也是相当可观的。1976一1988年12年间。国家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平均每年增长16.3%。1988年国家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的比重为16.4%，在1991年据资料推算达到17.4%。然而重要的问题是，我国教育投资的效益不高，培养出的人才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比如1979一1991年，我国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共培养出农林类专门人才78.6万人。其中约10%进入各级各类学校任教或到科研院所从事研究，大多数却都分配到国家机关和省地县各级行政事业部门从事用非所学的行政工作。如果能够让这些用非所学的人才都充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从事与专业对口的推广和开发工作，按照我国现有的行政区划，全国现有的县级行政区2183个(含县级市不含市辖区)，每个县至少有320人。如果能够集中使用，这对于一个县范围内的农业推广或开发来说，可以说已经是一支不小的队伍了，可是实际的情况又如何呢?这只要联想一下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推广普及的现实就可想而知了。

不可否认，政府对目前的这种现状负有一定的责任，这种责任就在于，政府对农民的教育问题基本上采取了顺其自然的态度。所以，政府必须在对未来农民的教育中切实履行起自己的职责。在这里，美国的模式对我们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美国在本世纪初就曾经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来培养和造就未来的农民。一个是“4一H”农村青年的地方组织，另一个是“FFA”即“未来美国农民”的学校组织。“4一H”是四个英文词—心(Heart)、头(Head)、手(Hand)和健康(Heahh)的第一个字母，分别表示在公德、知识、技术和身体各方面的发展。“FFA”组织始建于1928年，是美国农职业总体教育计划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在中学生中培养农业、商业和领导工作的才能，以便能够承担作为公民的社会责任。“4一H”活动通过地方推广局系统在社会上进行，而“FFA”则通过学校组织开展工作。1914年美国通过了“史密斯一莱弗尔法案”(The smith一lever Act)，这一法案很值得我们借鉴。它明确规定，地方农业推广计划应通过全国各地的土地辅助学院(即美国当时的农业大学)进行指导，美国农业部设联邦推广总局，各州的推广局长既对美国农业部的部长负责，也对所在州州立大学的校长负责，州一级的组织形式称做合作推广局，它同时也是土地辅助学院的一个行政单位，通过这种形式，就把地方的农业技术推广与学院里的教学科研紧紧地捆在一起了。

在我国，近年来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也很快。就农业方面而言，据统计资料，1991年全国共有农民中专375所，有农民中学3944所，农民技术培训学校217474所，农民初等学校153290所，累计在校生3660万余，还有农职业中学9572所，在校生315.55万人，但是问题也很多，一是挂牌学校多，名不符实者多，比如农民技术培训学校有21.75万所，但教职工却只有18.87万，平均每所学校连1个教职工也不到。二是多年来农民成人教育和农业职业教育的盲目性大，政府缺乏对求学目的和学后择业的正确指导，更缺乏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教学过程、教学点等的系统研究、规划和落实。

从教育的内容看，米勒认为，对农民的教育有两个很重要的目的，一是为他们离开农业从事非农产业创造条件，二是提高未来农民的素质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因此他提出教育的内容必须考虑四个方面的要求：（1）为农家部分年轻人离开农业创造条件；（2）扩大知识面以激起农民实行变革；（3）向农民传授先进的决策方法，并提供与决策有关的必要信息；（4）不断更新观念，改变思维方式，使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逐步现代化，也就是说，对未来农民的教育，必须全面考虑整体弹性的各方面素质要求。

综上所述，在未来农民形象的形成过程中，政府的职责就是要设法保证和逐步改善教育的设施和条件，进行入学和就业指导，规划教育内容，并具体落实于教学过程，同时还要通过体制和机构的完善，创造农业推广与开发人员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对于专业人员的安排，必须考虑最能发挥其专业特长的岗位，并尽可能集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