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生活无不体现它的正义性，凡是违反最为理想的自由市场体制的行为都会招致惩罚，人们在如此繁复芜杂的社会中无非满足自己的需求，提升自己的生活，亚当斯密认为这样做正是在提升社会整体的生活和生产水平，通过这种私利的行为最终满足了全社会的需要。

文化的发展在于接触和碰撞，经济活动的意义也在于此。通过主观意志增加某种限制和约束来求得对某一群体的支持往往有违其初衷，这正是我们在社会中看到最为普遍的现象，当政府加大对一种产业扶持的时候就在开始削弱它的市场竞争力了，企业是经济动物，当资本充足的时候，它无法有足够的动力将资本转换为产品的升级换代或者考虑社会的需求，但是当我们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却背离了企业的本质，它的本质在于为社会提供更好的产品而不是通过资本的输出让政府的角色错位并让企业自身陷入自身发展的被动境地。无论产品还是资本，必须让供需双方在自由、无干预的条件下通过不断接触、碰撞、试错等达成最为理想的结果。

当政府试图通过划分社会群体来资助弱势群体来彰显社会正义的时候，则在制造更多的经济无效率、不公平。只有认识到体制存在不合理之处才造成弱势群体这一观点才能真正解决社会问题，任何人在改变命运的道路上都会遭遇体制带来的障碍，无论这样的障碍是否合理，当贫困地区的人们无法获得身份的认同，比如迁徙的自由则无法真正改变贫困，资本无法有此种动力寻求真正需要脱离贫困的人群。所以，政府行使资助贫困的权力不如让人们获得统一的身份认知。

当人们把政府的资助、社会的施舍奉为社会福利化水平提高的标准，正是社会很难推动提升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原因。2008年经济危机，各地为了提高居民消费推出各种引导措施，不乏对人们采购、消费的补助和直接资金支持，似乎通过拉动需求便可以活络经济联系，但是这种非自愿的、政策推动的情形并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它并没有真正应对社会的供需，商品和服务的供应、需求错位使之发挥不到应有的效果。所以，这样的事情均不以理性化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为依据，则大打折扣。

所谓社会福利并非多几家医院、学校那么简单，医疗、教育制度的平等、公平才是正途；所谓社会福利也并非打击富人那么简单，维护发展机会的平等、公平更为重要，而且任何社会打击穷人比打击富人更为普遍，即使名义上在削弱富人的财产权；人们也并非看到落成更为富丽堂皇的大厦来认定经济发展的成就，它可能促使周边的吃住行均涨价。

这一切人为的因素都会成为社会生产特别是企业生产函数中的因素，产品的质量达不到健康的要求、居住环境遭受破坏等都是上述各种因素导致企业生产的问题，我们希望社会能够提供我们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并且充满选择，同样的，企业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也会物有所值，这正是福利经济学所倡导的。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在供需间获得确定，供需双方均有剩余，这是基本的认知。所以，无论拉动需求还是供给侧改革，都应该在这一基本的认知下进行，言之无文，行之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