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出于对未来不确定的支出预期，居民在既定收入水平下通过削减既有消费水平所形成的储蓄。从这种形式储蓄增加的原因来看，其主要与居民在既有收入水平下，由于社会变革导致居民对于未来支出的不确定预期有关。理论上而言，这种不确定支出预期，是指维持居民基本生存需要的支出预期，其主要是指既可以由居民自己负担也可以由社会负担的、与居民基本生存需要密切相关的支出，这些支出主要包括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以及失业保障等方面内容。在上述支出作为公共支出由社会负担的条件下，居民就可以将既定所得全部用于消费，以此满足其基本消费和发展消费的需求；如果受社会变革的影响，政府将以前由社会提供的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以及失业保障等公共开支转由居民个人负担，为了满足这些支出的需要，居民必须在既定的收入中扣除一部分，以“储蓄”形式来为上述不确定支出做准备。在经济运行实践中，鉴于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虽然上述支出由社会公共负担转为个人负担仍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在预期心理作用下，一些居民也会从既定的收入总量中留出一部分，用于应对未来不确定的支出预期。理论上而言，不管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以及失业保障等支出项目是否由居民个人负担，其最终支出来源仍来自于增量的GDP，唯一不同的是GDP在不同市场主体中的分配比例发生了变化。因此，如果上述公共支出在由社会负担划归居民个人负担的同时，居民工资水平出现了与上述负担同等幅度的增长，那么，居民的总体负担水平就不会发生变化，居民用于上述支出所进行的储蓄，就不会影响居民原有的消费水平。从政府与居民在GDP分配中所占比重的变化情况来看，由于这部分公共支出作为收入计入了居民工资，因此，理论上而言，居民在GDP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应是提高的，而政府在GDP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则是相对减少的。更有甚者，医疗、养老、子女以及失业保障项目中一些不确定开支的减少，如医疗、失业保险等开支项目的减少，反而会相对增加居民的收入水平。根据居民与政府在GDP分配中所占比重变化的理论分析，笔者认为，由于公共支出负担主体出现变化所导致的政府职能转变，可以在GDP分配结构中得到验证。换而言之，公共支出负担改革会对政府支出产生财政硬约束。相反，如果在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以及失业保障支出由政府转向居民负担过程中，居民工资收入并没有出现相应的增加，在预期心理作用下，居民会通过削减即期消费的方式，将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以满足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以及失业保障等未来不确定支出的需要。在此情况下，居民的既有消费水平是下降的。由于消费对于生产具有反作用，从长期来看，居民消费水平的下降会对经济运行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此外，在公共负担改革过程中，由于政府上述公共支出的减少，使政府收入相对增加。如果政府将公共支出减少而相对增加的收入，用于效率较高的支出项目，则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居民由于缩减即期消费对于经济运行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理论上而言，这种效率较高的政府支出，主要是指由于政府支出的增加直接或间接创造的增量价值远远高于政府当期的增量支出，其主要体现在政府通过增加科学研究投入或者基础教育投入的方式，所导致的生产力快速发展等方面；如果政府将这部分相对增加的收入挥霍浪费或者用于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那么，其必将会导致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并由此产生一系列负面的链锁反映，例如，政府增加行政性支出所产生的浪费行为，一方面会助长社会上的奢华风气；另一方面，也会使满足于政府公款消费的那些产业长盛不衰，其在很大程度上会扭曲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并导致腐败。而政府为干预经济所产生的盲目投资和重复投资行为，一方面会造成严重的社会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也会使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出现严重扭曲，使社会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投资，使消费对于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