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发小（记传体小说）

　　文/潘国尧

　　                  三

　　小学毕业那年，家族里出了点小事。这事跟我叔父有关，虽然他老人家已经走了快四十年了，按说 ，又是长辈，又是先人，再去扯一些破事，既不孝，也不义，但是这事确实多少影响到了我，作为一篇记传体的小说，我没法回避。

　　我的叔父（我爹唯一的弟弟）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年轻时是杭州钢铁厂的正式职工，1958年，就是全国大炼钢铁那年，叔父被厂方派到老家指导技术。那时从杭州到老家，交通不方便，一百公里路，坐公交倒火车再倒小火轮，多式联运，得一天一夜。

　　在把各家的铁锅都砸烂后，钢最后还是没炼成，炼钢组很快就解散了，但是叔父也回不去了，一是没路费了，二是饿得走不动了，三是邻村在城里的好几个“工人阶级”也都回来了，原因是厂里吃不了饱饭。

　　这样叔父就踏踏实实在村里做“贫下中农”了。在城里呆过，总会留下些城里的影子，闲暇时，叔父总会抱着双白色的“青年球鞋”发呆，每当此时，我奶奶就会操起高粱头做的笤帚扔过去，告诉儿子老老实实地给我在后郭渎呆着！但是叔父人在后郭渎，心却在杭州，这后来几年，村里原先留在杭州的几个工人都成了有户口的城里人，不但国家给管工资，每年还有探亲假，回到村里来，还操半口杭州普通话，这让叔父有雪上加霜之感。（此处删去160字）

　　那一年入秋，老衲要读初中了，因为我们这一拨都是生育高峰期的产品，公社中学接纳不了那么多，就在条件比较好的几个村设附设初中班。我们村一共有5个生产队，与我一起穿开裆裤时就凑在一块的共有10个小伙伴，刚好前郭渎村的那个附设班还差10个人才满员，这样我们10个人就顺理成章地要去前郭渎读书了。

　　考虑到老衲成绩优秀，当时也因为家族里发生的事，被村支书儿子为首的一拨人孤立了很久，村小学校长就设法把我安排到了公社中学去读书。但是老衲只去读了半天，就被学校班主任打发了回来，班主任说，你们村里很多人有意见，说我是开后门进来的，必须去前郭渎附设班报到。我哭着不肯走。那个班级是2班，那时国龙在1班，后来他告诉我说开学第一天，班主任就叫他做班长。本来，我应该是2班的班长，因为我跟国龙一样在小学时做了多年的班长，3班和4班的班长也都是小学里做了多年班长的家伙。所以我如果去前郭渎，不但班长做不了，连读公社中学也将成为泡影。但是胳膊拗不过大腿，最后我在老爹的劝说下只好很不情愿地去了前郭渎的附设班读书去了。

　　这是我第二次与国龙失之交臂，如果三岁那年在河床上行走算一次的话。

　　在前郭渎附设初中班的那两年，我心如死灰，一开始，班主任要给我弄个副班长干干，我坚决拒绝，我始终认为自己应该是公社中学初一（2）班的班长，而不是这个村小附设初中班的一员。因为对学校有抵触，我破罐子破摔，多年不犯的老毛病又犯了，上课时不管困不困，我都要打瞌睡；下了课在操场上找那些可以欺侮的低年级学生寻衅。由于操场没有围墙，旁边又都是庄稼地，那会儿玉米正是成熟期，我几乎在附近所有玉米杆子的根部都留下了牙印，目的就是为了尝一尝哪根玉米杆有甜味，如果是甜的，我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折断，吃掉。

　　多年以后，当我已经成家立业，我依然在梦中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我那个没有任何好感的“母校”，而梦境无一例外地是在操场边缘的玉米地里，在那里疯狂地掰断玉米杆，然后吃掉，像大象那样的整根整根吞噬……

　　好在那两年学校不允许正经学点什么，语文课天天学日人民报的社论，偶尔也学些“矛与盾”、“两小儿辩日”之类配合批林批孔批周公活动的文言文。语文老师兼校长出生书香门第，文言文的功底深厚，这使我多少知道了一些阅读文言文的基本套路。

　　而数学老师是村里原先的会计，他对数字有着狂热的嗜好，但只要他一开讲代数的基本知识，兼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的校长就会在窗口咳嗽两声以示警告。因为没有合适的老师，物理和化学都免掉了，历史和地理则由刚高中毕业的“贫管组长”的儿子兼了。

　　那两年上的最多的是“劳动课”，往往一上就是一天，比如摘棉花，比如砍玉米杆，甚至割稻子，反正哪个生产队劳力紧张，我们这支五十多人的劳力就去哪里“学农”。后来我问国龙，公社中学那两年是怎样的，国龙说情况也差不多，基本上就是读报纸，学农。比我们更惨的是，公社中学在海涂里还有一块几十亩规模的“学农”基地，那些老师又都是民办的，精通农事，他们几乎天天在老师的精心组织下“学农”，哪还有时间“学知识”？国龙说的是事实，当我们都升入高中后，数学老师从初中课本开始补课，那些最基本的概念，所有人几乎都不懂。

　　所以后来在公社中学读高一那会儿我心里特平衡，觉得在前郭渎读附设初中的那两年并不怎么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