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生活中，以何种方式和手段决定资源配置，一直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寻求良方的核心问题。各市场经济国家在寻求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纠结中，始终沿着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前提，恰当地发挥政府这一“看得见的手”的基本路径不断改进。

　　政府与市场是两种配置资源和协调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机制或制度安排。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不当，就会导致经济低效率，阻碍经济发展。现代制度经济学家杰弗里·M·霍奇逊（Hodgson G．M．）认为，一个纯粹的市场体系是行不通的，“一个市场系统必定渗透着国家的规章条例和干预”，“干预”本质上一定是制度性的，市场通过一张“制度网”发挥作用，这些制度不可避免地与国家和政府纠缠在一起。可见，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通常很难把政府和市场关系简单地概括为某一形式的关系，也很难通过政府与市场的某种关系来全面地揭示政府与市场的作用。

　　市场和政府，是人类在漫长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制度安排。作为规范人们交易行为的形式，它们有着各自的适用范围，也即边界，超越自己的边界侵入他人领域，就会损害经济活动的效率。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本质上是宪政问题。只有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才能建立好的、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实现效率、公平与和谐发展。

　　中国的改革，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党的十四大报告将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定位为“基础性作用”，体现了我们党对市场经济本质认识的步步加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着重指出：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启示我们，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应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应正确认识和把握市场规律，使市场通过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等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尽管市场配置资源存在着过度竞争、事后平衡、外部不经济以及过于偏重“效率”等配置失效的问题，但是市场在灵敏反应市场信号、激发市场主体动力、推进技术进步等方面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第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针对经济领域政府权力过大、审批繁琐、干预过多、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围绕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切实解决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问题，简政放权，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让市场充分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更好发挥政府应当发挥的作用。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转型的过程是长期的，不断变动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作以调整，公共经济必须适应并促进这一调整。公共经济应处于“民间经济所不能、不愿或不宜介入的经济领域”，而民间经济则存在于个人或企业“能做、愿做且无损效率”的经济领域，这就是政府与市场作用的理论边界。经济转轨实质上是两种体制与运行机制之间的转换，市场配置资源范围的扩大必然伴随着政府从大部分资源配置领域的退出，退出的实质是政府职能分解、调整、转换、适应的过程。当然，调整到有效的现代市场制度往往要有一个过程，由于各种约束条件，不能一步到位地理清政府和市场的治理边界，往往需要制定一系列过渡性的制度安排。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它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对如何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和市场的治理边界，如何进行综合治理等方面的研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一般意义而言，这一过程必然伴随政府在适应市场机制要求过程中其本身职能的公共化取向。政府行政部门只能以公众的利益为利益，不能有自身的利益，更不能将自身的利益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政府作为看不见的手，不应当是保姆之手、拦路之手、掠夺之手。因此，研究如何平稳、持续、快速推进转轨的政策，才是这一时期最大的公共经济与政策。由此延伸出来的对本国国情民意的判断、对体制转轨目标的确定、对改革步骤的安排、对各项政策的预见和把握、对矛盾与冲突控制和化解的能力等，也自然成为公共经济与政策研究的主要内容。

　　（作者系中国城市管理研究院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