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告诉大家的是，我坚持撰写林毅夫学术批评系列文章，最大的目的，没有之一，就是为了与林毅夫老师共同倡导捍卫市场经济，向有限政府转型成功，进而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最终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乃至现代化引入到一个有长期制度保障的轨道上来。当然，林毅夫学术批评也有提醒的作用，希望大家的诸多有益思考，引起林毅夫老师及其团队的格外注意，以便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构建过程中，更为理性，务实，有为，无论对改革开放过去三十多年，还是未来深化改革开放，既有强大的解释作用，又有明确的指导作用，更有切实的理论创新作用，尽管我们观点有些微分歧，但是抱负一致，都是为了中华复兴在奋斗。下来，我主要讲三点。
       第一点，在林毅夫老师的新结构经济学里，产业政策是助企业一臂之力。但是实质上，产业政策厚此薄彼，毫无道理。而且，除了破坏公平竞争，扰乱市场，就是官商勾结，腐败泛滥。说白了，政府搞产业政策，与政府搞招商引资，如出一辙，就是给予相关企业各种政策优惠。北京大学国家软实力课题组长李维教授指出，搞市场经济，就只能让市场去配置资源，就需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国政府的招商引资，总是走不出“政策优惠”的怪圈，为什么不在营造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上下功夫呢？那些拄着“政府”这根拐杖的企业，短时期内可能发展得很快，但一旦面临真正的市场竞争，失去了拐杖，连“直立行走”都成了问题。而在这些公司完蛋之前，他们已经通过不公平竞争打跨了当初的对手，扰乱了正常的产业发展秩序。
        第二点，林毅夫老师提倡的有为政府，在当下中国，由于缺乏强而有力的约束监督，弊端丛生。譬如，由于产权无法清晰或虚置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多年来无法进展，根本就不是或成不了真正的市场主体，进而导致市场经济微观生态堪忧。北京大学国家软实力课题组长李维教授指出，中国的企业，实际上可分成两类:权力企业和非权力企业。国有企业和部分私有企业都是权力企业，只是绝大部分的中小型私有企业是非权力企业，他们沾不上权力的边。所谓权力企业，就是官和商“偷情”的结果。在清朝，因为“官”的顶戴是朱红色的，故叫“红顶商人”，胡雪岩是代表人物。为官者施政为民，为商者经营为利，二者本不相干，然古今相互勾结者甚多，皆为一个“利”字。官和商一旦眉来眼去，问题就来了。每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直接投资基本上都是面向国有大中型企业，小企业尤其是非公企业几乎没有机会争取到。这就形成了小企业与国有大中型企业在面对政府投资上的不平等待遇。结果是小企业在市场上拼死拼活，难以裹腹，大企业靠政府投资小日子过得“红火”。
       第三点，有为政府之下，价格问题也很多。譬如，本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说白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法治真正确立，政府当好裁判员，维护市场秩序。但是，直到现在，利率和汇率，这么重要的要素价格，市场还是难以起到真正的决定性作用，资源优化配置无望。另外，有为政府，根本不愿意把手缩回去，让权力有限化，这样的话，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市场发育不起来，无论是制度转型，还是增长转型，几乎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