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发小（记传体小说）

文/潘国尧

             四

十四五岁的年纪，如果班里突然来了十来个外乡的同学（实际上都是同一个乡的），那么原先班级的那帮家伙就会很兴奋，尤其是其中的一个还是后来被人从更好的学校打发回来的，那就更好奇了。虽然那个学校不是北京四中，或者杭州二中，或者黄石中学等如雷贯耳的学校，但对原学民来说，被公社中学打发回来的无疑是个有故事的人，那种新鲜感、神秘感是始终存在的。

于是这些家伙就变着法子去打听老衲过去的成绩等，打听的结果自然都还行，特别是成绩与他们的原班长一样优秀。他们的班长确实是个天才，后来升到高中，他与国龙同在快班，成了快班的班长，再后来，他比国龙和我提前两年考入了师专，这在当时是轰动整个地区的事，因为一个几乎全部由民办老师任教的公社中学，竟然能培养出一个应届大学毕业生，那真是天才级别的。所以这家伙入学后也一直担任班长和师专的学生会主席，再后来，毕业工作不到两年，就被抽调到邻县担任团县委书记、宣传部长，再后来，莫名其妙地得了心肌梗塞，走了，走时刚过而立之年。如果不走，这个从小学一年级直到大学毕业一直是班长的家伙极有可能会成为某裆的高级领导人，因为他的师专前任学生会主席，现在已经是封疆大吏……这些跟我和国龙没有毛线关系，就此打住。

到了第二学期，班主任别出心裁，倡导男女同桌。这下就热闹了，我们从小学二年级起就再也没有跟女生同桌过，长大了，反而同桌了，这在我们看来不亚于当时日人民报上正批得猛烈的“资本主义复辟”，是右倾翻案风。于是各种青春期综合混乱症都发作了，桌子上划掉线，那都是小事，更多的时候，就是上面老师在讲课，下面就突然打起来了，而且往往会打得很厉害。我们这些家伙都是伴随着“地道战”“侦察兵””铁道游击队”等影片长大的，骨子里好战的血性被培养到了战备级别，几乎到了有颗火星就能燃烧的程度，而且那时太祖的名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确曾明明白白地在各村的大会堂粉墙上以每个达一平方米的红字写着的。

于是就开打，男女都进入混战状况，老师根本都拆不开。而且这种混战一旦开打，隔三差五就会演变成连续剧，因为坐在一个位置上，身体的接触实在难以避免，特别是两个肘弯。后来，班主任焦头烂额了，就把每天都要激战的几对都拆散了，这才平息了战乱。那些终于和男生或者女生坐到一桌的家伙显示出攻占敌人碉堡般的回肠荡气，而且对那些还在男女混搭的座位表示出极其鄙夷不屑的神色，每天都会爆发各种毫无症状的群体性狂笑，这使得包括老衲在内的少数几对混搭座位成为每个时辰的笑点源头。一种极不安全的恐惧感几乎从早上进入教室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因为你都不知道令五六十平米简易教室屋顶颤抖的爆笑是怎样发生的，因为周围还有几十双眼睛在紧盯着你的一举一动。

更为糟糕的是，老衲的同桌竟然是公认的“班花”！

班花的家就在学校操场西边，篮球架背后就是她家的院门。南方的天潮湿，三天两头下雨，但是班花从不带雨伞上学，就是下最大的雨，她把书包顶头上，跑两步就到家了。这让我又想起了国龙，日后我们都在公社中学读高中时，每当中午放学，我们其它村的同学都要疯狂地跑步回家吃饭，只有埩头村的同学，他们总是慢悠悠地晃荡晃荡回家，这总是让我们外村的同学羡慕嫉妒恨。没办法，后来高考，第一年我和国龙都考了两百多分，没上线，而那一年京城考生两百分都能上北大。如果连中午吃顿饭都要跟人家埩头村较劲，那你日后还怎么在这个神奇的国度里活下去？

又扯远了，打住。回头还是说我和班花的破事吧。班花上面有俩哥，都成家了，她是“独养囡”，又是老幺，家里六个大人宠着她一个小孩，霸道就成了她唯一的性格特征。一个村里最低级别的屌丝和一个霸道女皇坐同一桌子，还闹腾得起来吗？跟其它桌子一样，我的桌子上也有一道线，不过不是我划的，是班花划的。我严格遵守这条线的规矩，从不敢越线半寸，这不仅是因为我怕班花，而是因为我怕那能掀翻天的笑声。

但是那笑声还是如约而至了。那年的冬天特别寒冷，我家孩子多，买不起棉毛衫球衫等当时算是时髦和能保暖的衣服，只好穿老棉袄。但是老棉袄也分档次，作为屌丝中的最底层，老衲自然不配穿那种可以堂而皇之披在最外面的大棉衣。那种棉衣班上只有一个老爹在省城做工人的一个男生穿上了，而且还有一个翻毛领子，着实漂亮。后来我跟国龙一起在县中读高复班，冬天的时候，国龙竟然穿一件又有翻毛领子又能裹住全身的蓝色海军大衣，按现在的标准看，那简直比玛莎拉蒂都要帅呆了。

那天早上出门，我娘让我披上一件既没扣子也没领子的旧棉袄，我是死活不愿意披。没办法，我娘只好让我把棉袄穿在罩衫里面，再在肚子上用一根稻草绳箍住，这样好歹能出门了。那天我一落座，班花的眼神就有点异样，不停地在我上半身上打圈圈。早读的时候，班花突然掀起我的罩衫，大声叫道:大家快看，这家伙把草绳绑肚子上了。于是一屋子的人都站了起来欢呼，屋顶又快掀翻了。积压日久的愤怒终于爆发了，我一把把班花推出座位，由于用力过猛，班花的脑袋直接砸到了邻座的桌沿上，头发缝里好像还出了点血。班花哇哇大哭，一会儿就把她娘和嫂子给招来了，若不是数学老师拼命劝架，老衲那天准得挨一顿暴揍！        

尽管吵了一架，但是班主任并没有给我换位置，不知何故，我也没主动申请换位。我那时的身高已接近170公分，是班上个子最高的两个男生之一，在性征上明显比那些男同学突出。更关键的是，那种与生俱来的敏感，也明显比别的男生早出现了。在别人还在疯狂排斥异性的阶段，老衲却已经进入试图接近女生的阶段了。那天打架过后，老衲觉得理亏，把这事跟老娘说了，老娘说按理得煎俩荷包蛋慰问一下的，只是在前村，路远。“这样吧，你下午抓一把红枣给她送去吧。”娘说。那时，红枣这这玩意也是稀罕物，我爹是内河航运公司的水手，他们的船偶尔要在外地装一些食品回来，因为有合理的运输损耗，水手们总是能从中揩些油水。下午上课时，趁着别人不注意，我偷偷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红枣给班花，班花竟然接了……

这以后几天，每当放学时，我就再也不催促班花给我让位了，而班花似乎也想多呆一会了。但是每个星期总有一天半不在学校 ，那一天半时间就会过得特别慢。有时候忍不住了，我就会走两里地去学校操场转转，希望能看班花一眼，但似乎总也没碰到。日后我才明白，那是老衲情窦初开的症状了。

这样的日子过得飞快，到初中快毕业了，中央有几个大佬纷纷过世了，小个子上台不久又下台了，广播里天天喊反击右倾翻案风 ，我奶奶听不懂中央台播音员的普通话，有一天老人家问我:孙子啊，这广播里老说“六千八万风”，哪里在刮这么大的台风呢？我说是右倾翻案风，不是台风。奶奶说那什么叫“右倾翻案风”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奶奶就骂道:二傻子，书都读到屁眼里去了！

但是那一年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初中毕业，原先是只有少数几个有点关系或成绩特别突出的人能上高中，但我们这一届，据说起码有70%的同学都能升到高中。为此，公社中学新翻建了一排两层楼的教室等待我们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