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两位顶尖经济学者林毅夫和张维迎围绕我国产业政策的争论，再度成为热点。
争论缘起于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一次演讲，他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过去出台的各种各样的产业政策，阻碍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成功的政策凤毛麟角，失败的却比比皆是。创新是不可预见的，充满一系列的不确定性，我们没办法制定一个目标，然后按照这个目标寻找一个路径。
针对张维迎的观点，林毅夫发表文章《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强调“有为的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政府需要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一定激励，企业家才有积极性去冒险。重点不应该是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种干预能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种干预会失败。
这不是林和张的第一次辩论。
自1995年林和张就国企改革问题首次展开辩论，到最近关于产业政策“保留”还是“取消”的争议，坚持自由市场、企业家精神等“市场原教旨论”的张维迎，以及坚持后发优势、政府有为论的林毅夫，双方始终在为自己的立场正名，都在试图构建自己的逻辑的圆圈。
按照正统的经济学定义，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为体制问题，市场内部运行的逻辑为机制问题。就像一个人，因为外部冲击而受伤是“体制病”，而因血液流动不畅造成的心脑血管疾病却是“机制病”。
本质上讲，林和张的争辩，其实就是体制和机制问题的讨论。因为中国的体制和机制问题还没有理顺，矛盾仍然存在，改革还不够彻底，人口、资源、要素等还无法充分流动，所以林和张的争议一直贯穿我国体制机制改革的全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任何关于体制问题的争议——比如国企改革的问题、产业政策保留还是取消的问题，投资推动还是需求拉动的问题，等等，都会在适当的时候爆发出来，并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
因为任何人的言论都是基于自己的认知水平和所掌握的信息量，对一个问题做出政策上的判断和建议。因为经济问题并不是数学推导，很多不起眼的干扰性变量可能将经济发展带上歧路。所以世上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也没有一个流派，可对全部经济现象做出定论。
毕竟，一个国家的发展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资源禀赋的差异；既有文化和制度的原因，也有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经济体，各个地区的文化、习俗、习惯都不同，中央出台的一个标准化的政策和制度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特别需要多层次、多面向、多角度的观察和分析。
何况，中国人已然跨越了知识启蒙阶段。30年前的中国，民众接触信息的渠道不多，读书人也不够多，一个略微新颖的观点，都能让民众们屏住呼吸，生怕漏掉了哪个观点，借此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填补自己的认知空白。可以说，众人对于专业知识和社会精英，怀有一种近乎崇拜的信任。但如今，民众接触信息的渠道太多了，读过大学的人越来越多，专家和精英的思想体系不再神秘，不会听信他们，而是开始自我建构。
其实，经济学本身也不足以应付今天复杂的社会变革了。特别是社会到了新媒体时代，人们的思维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过去，人们会根据国家政策调整自己的行为，认为政策绝对正确，是真理，是善的。而现在因为传播无所不在，人们开始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评判政策的合理性。很多时候，一个自认为很好的政策刚一出台，可能就会遭致人们的谩骂。个体目标与集体目标的冲突更加激烈。政策的生命开始萎缩，执行力开始打折。
回过头来看林和张的争议。
10年前，林和张的理论都会被纸媒奉为圭臬，今天在网上却被骂的“满头包”。时隔那么多年，林和张的套路基本没变——本质上仍然是公平和效率问题、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问题，但社会和经济却发生了很大变化。
过去的中国一直在“追赶”。靠模仿国外的技术、制度、商业模式，经济慢慢地追了上来。稍微留意一些日常生活便知，人们过去开的是奔驰、宝马，吃的是麦当劳、肯德基，喝的是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用的是苹果、三星，玩的是迪士尼，看的是美国大片。
现在的中国开始“追回”。认为麦当劳、肯德基是垃圾食品，开始从喝可乐变为喝茶，手机用的是华为、vivo，国产车也遍布大街小巷，中国人也渐渐以不卑不亢的心态与老外对话。
追回总是有代价的。反映在产业政策上，就是自己要承担试错成本。因为，过去中国所享受的后发优势，是发达国家用试错成本换来的，我们跟随、模仿即可。但随着后发优势慢慢消失，我们在引领并创新性地发展新兴产业时，却出现了很多政策失败——新能源汽车骗补、光伏产业产能过剩……即是证明。
很多人就此否定产业政策存在的全部价值。在我看来，完全没有必要就某一个产业的成功和失败，而去讨论产业政策的存废问题，而要看它是否有助于企业的萌芽和成长。
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如果社会需求某个产业，不需要政府支持，该产业也会自发生长出来。比如餐饮、服装、网购。如果社会没需求，政府即使支持力度再大，产业也不可能成长。当然，政府也不可能支持一个没有市场空间和发展未来的产业。
可能的情况是，好心办了坏事。即政府看到了世界产业发展的趋势，不想错过这个产业机会，然后迅速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希望本地能有那样符合未来的产业。而之所以最后政策失败，是因为当地并不具备该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企业家、市场要素。
好心办了好事，当然是值得鼓励的，也会获得民众的欢迎。高铁即是案例，虽然它带有强烈的政策性，但最终却让民众获得了好处。
但好心办了坏事，政府就会受到攻击，因为政策制定者动用的是大量的公共资源，虽然所持立场是社会利益，但好处暂时却让部分人获益。但是不是全部否决这种政策呢？
我看也未必。“好心办坏事”总胜过“坏心办坏事”。我们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应有包容之心，对政府也应该如此。当然，这种包容可能会让我们付出很大成本，但应该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成本也是值得付出的。因为，我们不再是跟随者，而变成了引领者。
在跟随阶段，政府比市场更聪明。因为政府人员出国考察回来，就会有新的创意和想法，但市场却是滞后的。政府推着市场走。
但在引领阶段，无人可供借鉴、考察，市场反而比政府更聪明，市场推着政府走，聪明的政府应该首先鼓励产业的自发生长，到了一定阶段再“梳辫子”。
社会发展的阶段不同了，政策制定的逻辑也应跟着变化。这才是市场的本义。
问题的关键在于，惯于制定产业政策，喜欢指手画脚的政府，是不是甘于放下自己的习惯，通过营造公平、法制和讲信用的市场环境，善待产业的自发成长。
反之也同样重要，我们的社会是否有足够的容忍度面对制度或政策试错。
毕竟，中国作为引领者，政策试错也是必要的。只是政府需要谨记的是，要时刻把民众的容忍度放在心里，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在尽量小的范围内，在关键性产业上，以最小的试错概率，最低的试错成本，试点成功后再大范围复制。
作为引领者，又处于经济转型期，政府到底该如何作为，世上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如果我们把政策制定视为是一场社会试验，就必然会面临99次失败才换回1次成功的几率。
但不管怎么说，政府与市场达成和解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成功的国家。即政府能够善待民众，相信民众能够创造奇迹，同时民众对政府也有一定的容忍，容忍政府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地试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