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与港澳台在文化上究竟向谁靠拢？

-----一位学生问我大陆生朱科因在微信群发红包“答谢”支持者而被投诉涉嫌贿赂的疑惑！

汪华斌

昨天有位学生问我是否知道大陆生朱科因在微信群发80元红包“答谢”支持者被竞争对手巫堃泰投诉涉嫌贿赂的事，我说我还真的没有关注；他说现在有的网络说这是文化的冲击，因为这是“不良文化”应当让位法治精神的观念。我说我虽然不知道这件事，但从大陆全方位贯彻执行国际管理标准就知道问题的根源；因为我们现在的大陆人是油盐不进，也就说什么文化也冲击不了大陆的自己创造的文化。如我们知道国际管理标准最基本的是执行文件化的程序与标准，可我们今天还是坚持领导指示；难道我们的领导指示就是国际管理标准的标准吗？正因为如此，我们认证审核时可以通过形式主义而实现无缝对接；认证完了照样还是坚持自己的文化与观念。这就是我们社会的国有企业虽然经过改革了三十多年，但却什么也没有改变的原因。如果我们的国企真的与国际先进文化全方位对接，我们的国企能这么没有竞争力而不断萎缩吗？

我们看到香港大学校委会研究生代表选举近日曝出“贿选”疑云，竞逐连任的大陆生朱科因在微信群发80元红包“答谢”支持者被竞争对手巫堃泰投诉涉嫌贿赂；尽管校委会目前以“金额微不足道”为由裁定投诉不成立，但仍然遭致许多港生不满；同时也在华人圈引发争议。纵观该事件，朱科喊冤主要认为微信发红包已成大陆人流行文化；而巫堃泰则认为这与文化无关，就算只是一毛钱只要涉及利益就是贿选。对于民主选举，陆港两地民众在法律思维、认识方面有很大落差；相比大陆民众对身边“小事”的疏忽性，港人对腐败的容忍阈值明显要低得多。

确实在大陆法治建设方兴未艾之时，普通民众依旧拿着“文化习惯”的借口；保持着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对法治地“漠视”。正因为如此，所以才在十八大的今天出现辽宁省集体贿选的丑闻。同样我们看到贿选更具典型意义的案件往往发生在基层，这就是我们今天依然许多乡镇、村委换届选举还是弥漫着“贿选”气息；除了向竞争对手行贿“劝退”外，更多的是向选民送礼拉拢；因为一点小恩小惠就足可让整个选举过程变得乌烟瘴气.。如我老家农村的村主任选举，竟然去投票的乡亲就能拿一袋方便面；这也是那么多老头与老太太参加投票的原因。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社会投票基本是形式，实际人选上级领导早就定了；所以老百姓也就是得点小利而去走这个形式。虽然辽宁“天字一号”贿选案引全民声讨，但对于基层贿选人们似乎往往不以为意。对于许多基层官员来说他们可能认为，给乡亲们送点礼、搭个交情、求个选票不算什么大事；而普通村民可能也会想选谁似乎都一样，能获点蝇头小利当然更好。例如网络上公开的2010年浙江省鄞州区鄞江镇蓉峰村村主任换届选举刚一落幕，就曾引发一场贿选风波。当时有数十名村民签字向上级部门举报，说胜出的候选人以每票100元、请客吃饭等方式拉票。但镇党委在调查后并未对案件给予认定，认为最多只能算拉票；且任命已定，不予更改。殊不知这样的“无知”实际已经触犯了法制社会的底线，所以朱科送微信红包在香港就被投诉贿选；虽然事情不大但却颇具代表意义，为何在大陆认为是正常化的行为在法制香港特区却是违法；难道我们还能用大陆文化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来忽视这样的文化观念吗？

本来我们港澳回归后就应该文化交融，谁知我们至今依然是文化相互壁垒；我们没有学习港澳的先进文化与观念，而港澳同胞依然是对大陆同胞另眼相看。在这么多年的文化交融中不仅没有消除陆港差异，反而观念差异却越来越大。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台湾同胞身上，台湾同胞来大陆投资这么多年竟然没有带来任何先进文化与观念；反而使我们见识到愚昧落后的管理文化。当时我还真的以为台湾文化就是如此，谁知了解后才知道原来这些台湾同胞本身就以为大陆同胞愚昧落后；所以只带来愚昧落后的原始管理。正因为如此，实际是台湾同胞自己毁了自己；因为台湾的先进管理文化与理念比比皆是，这也是不少人到台湾去的人回来后感叹台湾人素质高的原因。

虽然今天港澳台与大陆依然还是处在不同政治体制和文化模式下，但共同交融应该是双方的目标呀；而且先进文化与观念也应该是有目共睹的呀。但由于现在的政治对抗成为相互抗衡的盾，所以港澳台与大陆虽然人员在流动中交融；但其思想与文化观念却依然是格格不入，这也是这次陆港两地学生群体对待类似事件的态度的绝然不同的原因；因为大家对待腐败行为的容忍度及认知的敏感度之间的差距存在悬殊。正因为如此，这一“小小”事件所映射出的内地群体对待反腐的认知思维落差；说明我们还要学习港澳台的先进文化，彻底改变我们的固有观念。如果我们总以大陆与港澳台处在不同政治体制和文化模式为借口，那么我们这两岸三地将永远无法实现文化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