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讲到深化改革，最时尚的概念非“顶层设计”莫属。但是，要做顶层设计，设计者必须摆脱一切利益纠葛，真正攀登到高山之巅去观察和思考问题。怕就怕“未当登绝顶”，便已“一览群山小”了。差不多争论了9年之久的“延迟退休”，就在一种邯郸学步加刻舟求剑的氛围中陷入了困境。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漠视国情民意的“顶层设计”，非常有可能被当作“指令性计划”来强制推行。

　　声明一下，这里所说的“延迟退休”，俗称“延退”，是指“一刀切”地对所有的劳动者延迟退休年龄或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这是必须要反对的；而“弹性的”或称“柔性的”可选择的延退，即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你需我要、你情我愿的延迟退休，应该是可以接受的。还需要说明的是，传说中的隔几年延一年或隔一年延几个月的“渐进式延退”，本质上仍然属于前者，因此亦在必须反对之列。

　　建国60多年来，举凡负面影响较大的政策失误，有两个特点：其一，就政策动机而言，似乎无一不具备“良好初衷”；其二，政策失误的原由，通常是从对形势的判断失误开始的。以下的讨论就从这两个特点开始：

　　一．对国际经验的误读关于延迟退休的“改革”，无庸置疑，倡导者和策划者肯定具备良好初衷。但是，历史的经验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们，动机良好并不能保证政策结果令人满意。至于对形势的判断，现在一些官员和专家讲得更多的是“国际趋势”甚至是“大势所趋”，其实他们的说法并不靠谱，经不起推敲。以下，我们就来看看与国际形势相关的一些常见说法的事实真相：

　　1．“大多数国家65岁退休”绝对是误导最近一段时间，媒体上传得极为广泛的一个说法就是“目前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退休年龄，除了非洲的一些国家之外，大多数国家都是在65岁、67岁”。为了查实以上说法是否属实，专门查阅了国际劳工组织编撰的《世界社会保障报告（2010—2011）》。书中有附表《社会保障法定项目：养老保障》，表中专门有一栏，分男女列出了166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定领取养老金年龄”。

　　数据显示，在此166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46个国家的法定领取养老金年龄是在65岁及以上的，占总数的27%。而在这46个国家中，又只有26个国家的法定领取养老金年龄是男女同龄；其余的20个国家，则只有男性的法定领取养老金年龄在65岁及以上，女性则要小一些（大多是差5岁）。

　　搞笑的是，上面提到的关于“除了非洲”说法似乎有点小看非洲了。事实上，非洲有5个国家的法定领取养老金年龄在65岁及以上，比亚洲还多一个。除了亚、非这9个国家和地区之外，法定领取养老金年龄在65岁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还有22个在欧洲，2个在北美洲，11个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2个在大洋洲。由此可见，采取延退政策的其实绝大多数是发达国家。

　　如果在报告列出的166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定领取养老金年龄中找众数，应该是60岁。在16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66个国家选择了这个年龄，占总数的40%。其中10个在非洲，19个在亚洲，25个在欧洲，11个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1个在大洋洲。还有一个相关信息是，在上述6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43个是男女同龄，均为60岁，其余的23个国家和地区，则女性的法定领取养老金年龄要低于60岁。12．中国“退休年龄最早”并非事实媒体上还有一个常见的说法也难脱误导的嫌疑，这就是“我国现在是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为此，我们查阅了《世界社会保障报告（2010—2011）》一书的附表中所载的数据， 50岁的退休年龄确实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2 但是，将中国的退休年龄说成就是50岁，这显然是以偏概全。因为按1999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的规定：国家法定的企业职工退休年龄是男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之后出台的《社会保险法》，再次用了“法定退休年龄”的概念，却没有进一步作出具体的界定，因此1999年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显而易见是仍然有效的。

　　那么，符合50岁退休规定的“女工人”究竟有多少呢？这个数字似乎很难查到。2015年的《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提供了一个数字：2013年，妇女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人数为14612万。据《2013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披露：当年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32218万人。以此计算，“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中的男性应该为17606人，他们都是60岁退休的。在“妇女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人数”中，怎么说也有一部分是55岁退休的。据《中国妇女报》报道，女性劳动者中“白领”占12%，3 以这个比例计算，55岁退休的大概是1753万人。除去这部分人，50岁退休的也就12859万人，大致上也只占“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的40%。因此，笼统地说中国的退休年龄“全球最低”，显然有忽悠的成分。

　　3．实际退休年龄和法定退休年龄的误区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中国的实际退休年龄只有54岁，以此来证明延迟退休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实际上，世界各国的法定退休年龄和实际退休年龄之间一般都会有个差距，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实际退休年龄早于法定退休年龄。

　　据媒体报道：德国的法定退休年龄男女均为65岁；而实际平均退休年龄是男62.6岁，女61.5岁。英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是男65岁，女60岁；而实际平均退休年龄为男63.6岁，女61.7岁。意大利的法定退休年龄男65岁，女60岁；而实际平均退休年龄男61.0岁，女59.8岁。西班牙的法定退休年龄男女均为65岁，而实际平均退休年龄为男61.8岁，女62.4岁。4 另外，美国、加拿大和丹麦的法定退休年龄男女都是65岁，而实际退休年龄则分别为64.6岁、63.3岁和63.5岁。5 综上所述，在这些法定退休年龄为60—65岁的发达国家中，大多实际退休年龄都会早于法定退休年龄1岁左右。

　　与以上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实际平均退休年龄54岁，可以说基本正常，因为中国有40%的劳动者（女性）的法定退休时间是50岁。用以上三类不同退休年龄及每一类人数的估算数作计算，若都按法定退休年龄退休，平均法定退休年龄应该是55.7岁。与54岁的实际退休年龄相比较，相差1.7岁。与发达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和实际退休年龄作比较，中国的情况完全属于正常状态。

　　更主要的是，拿实际退休年龄低于法定退休年龄来证明延迟退休的必要性，其实很搞笑。因为这个论据对延迟退休的必要性的论点恰恰是个反证，即在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55岁或60岁）较低时，尚且无法将实际退休年龄与其取齐；如今又策划将法定退休年龄再提高，又有什么用？

　　4．对“美国经验”的阉割中国尝试推行“延迟退休”，据说是受到了美国经验的启发。但是，国内近年来在推介与“延迟退休”相关的美国经验时，并没有让我们了解到全部事实真相，一些非常关键的部分常常被有意无意地遗漏。

　　美国考虑推行“延迟退休”，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的法律中规定了两种退休年龄：到“正常退休年龄”65岁退休，可以领取100%的养老金。但此前，从达致62岁的“提前退休年龄”起，便可以选择退休。不过，从65岁往前推，每提前一年就要少领取6.7%；反之，从65岁往后，直到70岁，每延迟一年就能多领取5.0%。

　　1961年，美国政府宣布，1937年（时年24岁）及以前出生者正常退休年龄为65岁；1938年至1943年出生者（时年23—18岁），每晚一年出生，退休年龄提高2个月，直至66岁；1944年至1954年出生者（时年17—7岁）正常退休年龄维持在66岁不变；1955年至1960年出生者（时年6—1岁），正常退休年龄以66岁以基准，每晚一年出生，退休年龄提高2个月，直至67岁；1960年及以后出生的人（时年不满1岁），正常退休年龄为67岁。从以上的政策规定中可以看到，美国政府的未雨绸缪，早于延迟退休年龄所规定的年份约24年或42年。当时，政策规定所涉及的需逐步延迟退休年龄至66岁者，正处于即将或刚刚就业之时；政策规定所涉及的需逐步延迟退休年龄至67岁者，则正处于婴幼儿时期。并不涉及绝大部分已经就业者，更不涉及即将退休者。政府在本身未雨绸缪的同时，也给了延迟退休所涉及的对象可以用整个劳动生涯乃至终生的时间来同步地未雨绸缪。6即便如此，美国还从20世纪70—80年代年开始建立了养老金的“三支柱”中的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所谓“三支柱”即联邦养老金（基础养老金）、私人养老金（补充养老金）和个人养老账户。上述延迟退休政策其实只涉及第一支柱，即联邦养老金。第二支柱是补充养老金，美国人叫“私人养老金”，即“401K”，从55岁起就可以领取；第三支柱是个人养老账户，即“IRA”，从59.5岁起就可以开始使用。7 这就是说，被推迟到66岁或67岁领取联邦养老金的人，其实从55岁就有两根“支柱”可以作为个人和家庭生计的经济支撑了。

　　5．应对劳动力缺乏的有效策略是国际移民世界上大多数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和地区，老龄化进程都与另一个发展趋势 “少子化”相关。也就是说，老龄化程度不但决定于老年人口的增加，还决定于新生儿的减少。因此，人口老龄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最大的负面影响，其实是缺乏劳动力。延迟退休的政策并不能真正缓解劳动力缺乏的矛盾，发达国家缓解人口和劳动力再生产难题的诸多应对策略中，最为有效的政策实际上是开放和引进国际移民。

　　全球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欧洲国家，如意大利、德国、芬兰、瑞典、比利时、希腊和葡萄牙，等等，虽然迈进老龄化社会的时间均已达50年以上，但老年人口比重都还控制在27%以下。8 这些国家共同的经验表明：应对老龄化带来的缺乏劳动力的危机，平衡和促进人口和劳动力再生产才是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具体措施是开放的人口政策，即大量接纳国际移民，同时采取物质刺激以鼓励生育。

　　20世纪50年代以后，大量国际移民涌入发达国家，不仅解决了即时劳动力缺乏的问题，而且少数族裔有能力并且愿意多生孩子，这就使发达国家生育率有所提高，从而大大延缓了人口老龄化进程。譬如，法国的总和生育率是2.0；美国和英国是1.90，都已经比较接近2.1的自然更替水平。9相反的例子是：东亚地区已成当今世界总和生育率的最低谷，如日本是1.4，韩国是1.3，香港、澳门、新加坡都是1.2（并列倒数第一）。中国则是1.6。10 国人常常把少子老龄化归咎于计划生育。然而，上述国家和地区，除了中国，其他国家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但总和生育率却比中国还低，老龄化程度也随之高企。按世行的说法：“东亚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已经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11 这与东亚地区相对谨慎和保守的人口和移民政策不无关系。

　　6．延迟退休加剧了发达国家的失业问题近10年来，积极采取延迟退休措施的大部分是欧盟和欧元区国家。因为遭遇主权债务危机，政府不得不紧缩公共支出，这些紧缩政策中也包括了延迟退休。然而，延退也使得失业率高企不下。在已经被视为“创新低”的2015年，欧盟和欧元区12月份的失业率分别为9.0%和10.4%，失业总人数分别为2194万和1675万。在欧盟成员国中，希腊的失业率最高，为24.5%；其次是西班牙，失业率为20.8%。

　　实际上，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失业率就一路攀高。在《21世纪初的社会保障》一书中，霍斯金斯（Dalmer Hoskins）早就指出：“一些改革利用提高平均退休年龄的方法达到降低养老保险需求的目的。”但是，“所有这些战略方案的成功都取决于能否为老年职工保留和安排合适的就业岗位。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延长职业生涯，降低养老金需求，防止提前退休的政策，只会导致更多的老年人依赖于失业保障金、病残津贴和社会救助。” 12另一方面，更令人吃惊的是，欧盟和欧元区25岁以下的青年失业率要远高于平均水平，差不多要高出一倍，欧盟为19.7%，欧元区为22.0%，？青年失业人数分别为446万和306万。欧盟成员国中，最高的是希腊、西班牙、克罗地亚、和意大利，分别达到48.6%、46.0%、44.1%、？37.9%。13 当然，造成青年失业率高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但这里面没有延迟退休年龄的“贡献”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曾说：年轻人失业是欧洲普遍问题。欧洲的持续失业不仅会损害经济活动，而且会伤害人的自尊，同时也会滋生不平等，甚至引发暴力，从而威胁破坏整个社会和制度架构。14霍斯金斯（Dalmer Hoskins）对青年人的高失业率也发表了意见，提出了一个对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来说都很现实的问题：“年轻人的高失业率对靠在岗工人缴纳保费支付退休金和病残福利金的现收现付制度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很明显，25%潜在劳动力的税收损失不仅仅意味着这部分人不缴纳保险费，更糟糕的是他们有可能是福利金的领取者”。15小结：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延迟退休，主要是发达国家（而非所有的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策略之一。一般来说，人口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两方面的困扰：一是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断增加，加重了社会保障制度的负担；二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不断减少，致使人力资源的配置捉襟见肘。但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历史事实证明，延迟退休并不能有效地解决人口和劳动力再生产的问题。发达国家靠的是开放和引进国际移民，缓解了劳动力缺乏的困境。当本世纪初金融风暴来袭时，延迟退休又被作为应对“主权债务”的对策之一，但其效果显然也并不理想，反倒加重了失业——社会保障制度的左口袋（养老保障）被捂住了，但右口袋（失业保障）的漏洞却更大了。

　　当然，延迟退休还有美国的成功经验可资参考，但美国的成功经验有3个前提条件：一是可预见性，提前40年作出部署，给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个人都留下了充分的回旋余地；二是可选择性，既有领取养老金的标准年龄，但也可以选择提前领取；三是可替代性，用第二、第三支柱填补了第一支柱延迟支付留下的收入断档的空白。

　　由此可见，延迟退休并非一剂万应灵药，如果“一刀切”让所有的人无条件地服下，恐怕会闹出大乱子。

　　二．对中国国情的误判在讨论了“国际形势”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国情。且不说延迟退休在发达国家也不是一项有效的政策，退一万步说，即使很成功，那么将其移植到中国来，恐怕也必须考虑中国的特殊国情，必须考虑这件“舶来品”是否会有“水土不服”的问题。因此，接下来要讨论的就是：若对人口老龄化进行比较分析，中国国情的实况和真相又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殊之处？

　　1．对中国人口发展形势的误判坚持延迟退休的官员和专家，常常以“形势紧迫”为由。言下之意，即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似乎已经极其严重，并且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境地。在媒体上经常见到：“中国老龄化现状2014：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16“中国成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17 “社科院：2030年中国将成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18  ……

　　中国社会确实在2000年就已经迈进了老龄化社会的门槛；而且到2015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22亿，占总人口的比重是16.15%；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443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是10.47%。19 但是，就老龄化的程度而言，中国目前的老龄化程度仍在10—20%之间，还处于轻度老龄化时期。以下的数据可以作证：2015年，中国2.22亿老年人口中，60—65岁年龄段的要占1／3，60—70岁年龄段的要占到六成。按“全面二孩”政策出台以前的口径计算，中国社会到2024年前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比重会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再到2031年前后，老年人比重会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最终，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将在2053年攀上33—35%的顶峰，然后这样的态势会一直持续到本世纪末。20 从世界各国老龄化发展趋势看，据预测，到2050年，将有64个国家老年人口超过30%。而其中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如日本、韩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意大利等，老年人口的比重可能都会超过40%。21 因此，并非如坊间流传，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将是世界之最。

　　另一个误区是，人口老龄化造成的最主要的社会问题，其实是劳动力缺乏，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就目前的人口状况而言，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仍然处于巅峰期。2015年，15—59岁年龄段高达9.24亿人。22 有人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没有了，这不是事实。2011年，中国的15—59岁年龄段人口规模达到顶峰，为9.41亿人。之后，每年在以大约300—500万的速度减少。23 300—500万人看上去很多，但比起9亿，仅仅是0.33—0.56%。目前东部地区闹“民工荒”，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些地方政府政策失当，导致农民工“用脚投票”造成的。

　　更要说明的是，按“全面二孩”政策出台以前的口径计算，即使到老龄化的最高峰，中国仍然有7亿多劳动力。就人力资源数量的绝对数与相应的经济规模和适当的消费需求相比较，中国不会缺乏劳动力。如果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很成功，劳动力就还会有剩余甚至大量剩余，所以就业问题才是中国今后发展的第一大问题。另外，还应该考虑，中国的劳动力绝对数量不少，但年龄结构上会逐渐偏大，如果采取延退，只会扩大这种劣势。

　　2．不是“未富先老”而是“未备先老”

　　“未富先老”，是现在有关老龄化和养老金等问题的讨论中常见的一个核心概念，最早见于20世纪80年代中。如今，在媒体上常常可以见到：“人口结构危机，中国未富先老”，24 “未富先老：中国老龄化危机严重”，25 “世行预警中国‘未富先老’”26 ……

　　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这个概念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邬沧萍曾说：“我国现在是个发展中国家，还是个穷国，而预计在本世纪末人口就会变成老年型。那时我国人民生活不过是小康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达不到今天许多发达国家的1／10，与他们达到同样老化程度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也低，有人比喻我们是‘穷国患了富国的人口病’”。27 后来有人分析，“未老先富”就是根据这段话演绎出来的。

　　改革开放30多年，到2015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达10.42万亿美元，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人均GDP也已达到8016美元，跻身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而且如果能够保持6%以上的增长幅度，就有可能在15年之后，亦即2025年左右，人均GDP超过12000美元而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所以说，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未富先老”的帽子现在已经不合适。如果加上政府能够“集中力量（资源）办大事”的中国特色，“人口老龄化”这件“大事”应该也不在话下。

　　现实的问题是现在学界常说的“未备先老”，其中最主要的“未备”在于社会分配。真正的顶层设计至少要从社会分配的角度去看问题，其实决定一个人进入老年后能够得到多少养老金的决定性因素有二：一是老人所在的这个国家或地区能够生产出多少物质财富，二是这些财富将怎么分配。社会保险只是分配的手段之一，并不是唯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把老年人的需要看成是潜在的消费增长，那就有可能将其转变成内需增长和就业增长的大好机会。但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几个人养几个人，这是把自己框在“保险”的思维模式里打小算盘。简单地举个例子，A和B两个四口之家，夫妻俩加一个老人、一个小孩。但A家庭两口子会挣钱，而B家庭却不会挣钱，他们的生活水平能一样吗？所以，决定因素不是几个人养几个人，而是挣钱的能力。在宏观层面上，就是劳动生产率。

　　如果一味地只在“几个人养几个人”的“保险思维”框框里算计收多少，发多少，那除了让老百姓少领养老金（譬如延退），是再也找不到出路的。现在政界和学界热衷的“延迟退休”，直接目标就是让老年人少领几年养老金，据说可以一年减少200亿元的支出（少发160亿元，多收40亿元），28 这实在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因为中国的财政收入2015年已经15.22亿元，29 200个亿只占0.13%。就算增加十倍，节约2000个亿，也只占1.31%。现实情况是，若为区区几百亿乃至几千亿元的“节约”，得罪的却是6—7亿的劳动者，这笔政治账该怎样算？

　　3．延迟退休可能对中国社会伤害更深更大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采取延退政策负面影响可能更大。当前发达国家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与其他年龄段相比是富裕群体，因为他们的一生基本上是在二战后的资本主义黄金时期度过的。当前中国正在进入老年阶段的这一代人则相反，大多是中低收入者，因为他们的前半生是在计划经济下度过的，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又遭遇了下岗失业。

　　同时，对于延退，白领阶层相对比较容易接受，而蓝领工人则恰恰相反，世界各国都一样。发达国家是以白领为主的社会，能占到劳动者总数的50—70%，而中国70%以上的劳动者却是蓝领工人。同时，中国的蓝领工人，男性到了50岁以上，女性到了40岁以上，在单位就不受待见了，极有可能被辞退；一旦被辞退，再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很困难了。如前所述，按延退的如意算盘，被延退者不但不能按原先的国家承诺到点领取养老金，反而被要求在被延退的时间段再缴养老保险费。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被延退的劳动者会作出怎样的反应？

　　有人会说，政府可以出政策，甚至立法，让单位不得辞退老职工。但上个世纪90年代的那场“下岗分流”以及本世纪初的“转制并轨”，革的不就是“冗员”的命。谁是冗员？其中大多数不就是年龄偏大的职工吗？现在又要开倒车，那以前的“冗员”岂不冤死了。

　　还有10年前被下岗分流的“40、50”人员，现在正到了“50、60”，该领养老金了。一旦有了养老金，收入就稳定了，甚至比打零工、吃低保还能高出一些。他们已经苦等苦熬了10年，不就是等着这一天？现在突然说政策变了，即使只差一年，想想他们能接受吗？

　　另外，“六普”公布的数据中，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现在是74.83岁，但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健康预期寿命，中国人只有65岁。也就是说，按平均值，中国到了65岁以后就不那么健康了。在中国讲平均值，常常是偏态分布，是60—70%的人在平均线以下。

　　因此，在中国的现实状况下，就是白领人士，也有相当多不接受延退。有外科医生说，到60岁以上还上手术室开刀，我肯定受不了；有中小学教师说，到了50多岁还当班主任，我肯定受不了。可能有人说，动不了手术，当不了班主任，组织上可以照顾。可是，在竞争激烈甚至过度竞争的社会中，动不了手术的外科医生，当不了班主任的中小学教师，在单位里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

　　除了延迟退休对劳动者个人的影响之外，还应该考虑延退对其他相关社会领域的影响。有舆论宣传，中国“大妈”50岁就开始拿着退休金去跳广场舞了。若实事求是，恐怕大妈们退休后的第一要务是帮着儿女带孩子。中国零到三岁的婴幼儿是没有任何公共服务的，所以儿女生孩子的时间常常决定于大妈们的退休时间。再说，现在倡导居家养老，就是希望以“低龄老人”来照料“高龄老人”。但如前所述，中国人的平均健康预期寿命只有65岁，这意味着到退休时便已无力带孩子和照料老人了。

　　小结：综上所述，单纯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出发算小账，延迟退休可能可以被列出N个好处。但是，我们必须记住，退休养老之事本质上属于社会领域，社会领域的事物自有社会领域的规律，最基本的规律就是不能没有人文关怀的立场和视角。

　　作为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相比，人口状况会有本质性的差异。尤其在人力资源方面，庞大的基数使中国的劳动力配置实际上会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所以，我们的思路一定要走出“几个人养几个人”思维定式，这样才能看清楚中国的未来会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人力资源基础上。否则，我们将会被自己无端地吓死或胡乱地整死。

　　还要强调一个现实，中国的基本公共服务，无论对老人，对儿童，还是对劳动年龄人口，都太不完善。从经济理性的角度看到的退休养老政策的缺陷，却恰好以“家庭支持网络”的方式弥补了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的严重不足，而且已经成为一种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定势。如果以一刀切的延退，拆了家庭支持网络的“西墙”，去补养老保险基金“东墙”上的一个窟窿，恐怕会引发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一连串的反应，甚至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

　　三．“一刀切”和“可选择”

　　以上，我们已经从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两个方面考察和检讨了关于延迟退休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种种说法，并且再次提出忠告。然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显然也是一个无庸置疑的事实，如果放眼未来，在应对策略上我们肯定要考虑我们应该做些什么？然而，在讨论应该做什么之前，恐怕我们先要弄清楚，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千万不能做的。

　　1．“一刀切”的延退断不可行延迟退休的问题不是从2015年才开始讨论的，而是从2007年或更早就已经争辩起来。在最近的9年多时间里，延退每年都会被有关部门抛出“预热”，但每次都是在70—90%的公众的一片反对声中黯淡收场。一个非常突出的标志是，近年来反对的人越来越多。如果说“群众路线”，那么群众的意向已经再明确不过了。

　　于是，近年来，有官员和专家把“每年只延迟几个月或者每几年推迟一年”的政策设计也称之为“弹性退休”，把问题混淆了。这种政策设计，其实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策略，政策设计者希望这样能够减轻被延退者的负面感受，但这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就以每三年延迟一年的设想为例，假设女性企业职工2018年延迟到51岁，2021年延迟到52岁，设计者主观认为2021年被延迟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会以51岁为标准，认为自己仅仅被延迟一年；但实际上被延退者更有可能仍以50岁为参照标准，认为自己实际上就是被延迟了两年。尤其是延迟退休是以不但领不到养老金，反而要继续交养老保险费为背景的。同时，被延退者还有可能正处于找不到工作的困境中。如果有点同理心和同情心，设身处地地想想，他们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退一万步说，到21世纪30—50年代中国真的缺乏劳动力了。那么，到那时再延退也完全来得及。因为缺乏劳动力就意味着就业岗位很多，很容易找，实施延退就应该毫无障碍。应该强调的是，中国的劳动者不愿工作的恐怕是少数，关键是要有工作岗位。如果现在就实施延退，至少目前工作不稳定甚至在失业状态下的那部分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又被无谓地牺牲了，这样的劳动者又是大多数，这样的“改革”难怪大部分人反对。

　　2．“可选择”的退休年龄可以尝试近年来，中央领导一直强调“保基本，托底线，救急难”。无独有偶， 2012年的国际劳工大会，通过了《关于国家社会保护底限的建议书》，其中的“社会保护底限”这个新概念，实际上正代表着国际劳工组织近20年来形成的一种新的国际共识。社会保护底限特别强调用社会服务和社会转移这两种手段，对弱势群体形成有效的保护。

　　2011年世界社会公正日（2月20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他的致辞中说：“我们依然面对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后果，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对危机开始以来数千万失业者而言，全球衰退远未结束。这就是整个联合国系统在其对策中倡议制定社会保护底限的一个原因。这项努力旨在帮助确保人人享有基本社会服务，为民众提供获取体面收入的手段，并加大对穷人、弱势群体和边缘化群体的保障力度。30 这与近年来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一再强调的“保基本、托底线、救急难”的精神是一致的。

　　回顾世界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的发展史：1952年，国际劳工组织以“公约”的方式推出了《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然而，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劳工组织就发现：全世界其实只有1／3的国家建立了符合“公约”规定的综合性保障体系。据估计，迄今为止，世界上只有20%的劳动年龄人口（及其家庭）真正被综合性社会保障制度所覆盖。于是，在60年之后，国际劳工组织又推出了“国家社会保护底限”的新概念，不过这次是以“建议书”的形式面世。

　　《关于国家社会保护底限建议书》没有像60年前那样制定“标准”，而是将所有社会保护手段列出了一张菜单，让所有的成员国自行选择并搭配成“我们自己的”社会保护机制。“建议书”和“公约”的差异，就在于前者体现的是“可选择”，而后者则是“一刀切”。

　　在当今世界上，养老保险“可选择”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前面所举的美国的例子，至少从可预见、可选择和可替代等3个方面给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个人都留下了充分的回旋余地。这样的政策设计，至少能够自圆其说地让被延迟退休的劳动者从物质到精神都不会因延退而断了后路。

　　近年来，可选择的原则更是得到更多国家的响应。譬如德国，因为近年来经济形势大大好转，默克尔总理便从2015年开始推行一项新的养老金计划，允许国民提早两年退休。德国人对此计划反应十分热烈，计划颁布后的6个月里，已有27万多人选择了提前退休。31 此前还有法国的例子： 2012年，法国政府举行内阁会议，通过修改退休制度的改革法令。法国现行制度规定的退休年龄为62岁，但根据新法令，部分人群可以60岁便退休。新法令主要考虑那些参加工作较早、工作时间较长的人群，并对家庭妇女和失业者给予优惠。32根据以上的国际经验，再按照中国的实际国情，是否也可以设计一个可选择的关于退休年龄或领取养老金年龄的实施方案呢？我们建议：

　　第一，抛弃“延迟退休年龄”的说法，因为经过9年多的争论，这个说法已经被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所唾弃。为了不招致误会，改用“退休年龄可选择”这样的新概念可能更为明智。

　　第二，设定一个领取养老金的“标准退休年龄”，譬如60岁。从这个岁数往前延伸10年，设一个“提早退休年龄”。具体何时开始领取养老金，参保人可自由选择。早领一年，养老金金额就按一定的比例减少一些；越往后，领取的金额就按比例增加一些。这样的设计，就使愿意工作并且能够找到工作的人可以多干几年，而不愿意工作或找不到工作的人也有退路可选择。

　　第三，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制度可选择。但首先是每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有通过国家财政发给的养老津贴，这份津贴的标准大致相当于低保水平。这样的政策设计出于一个现实的考虑，要让2亿多农民工都参加现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恐怕不现实，所以干脆允许在某一收入水平标准之下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个人可以选择不参加。但养老保险参保者通过缴费，可以多领取一份养老保险金，并且体现多缴多得。这与国际劳工组织“建议书”中强调“社会转移”的方式“保护弱者”的精神是一致的。

　　第四，参加养老保险制度不设最低缴费年限，参加一年算一年，参加一月算一月，并且中间允许中断和再接续。在“大数据”时代，作这样的记录，技术上应该不存在问题。同时，缴费20年或30年的以上的要给予奖励。这样设计，可以使人们在有能力缴费的时候积极参加，能力不够时也可以有喘息的机会。

　　第五，政府以资金和服务，保证每一个人到“完全失能”时，能够得到合理的“医疗服务”和“长期照护服务”，以使失能者有尊严、无痛苦地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这与国际劳工组织“建议书”中强调“医疗服务”和“社会服务”的精神是一致的。

　　第六，所有的企业按累进的方式向政府社保机构缴纳社会保险税。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在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的工业化时代设计出来的，所以其基本原则是多雇佣一个职工就多缴一份养老保险费。但是，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以上的制度设计已经与现实的就业状况不相适应。劳动密集型企业用人多但利润空间小，而利润空间大的企业却可能用人很少。这样就在企业之间造成了新的不公平，同时劳动密集型企业，其中大多是中小微企业社保负担沉重，但这些企业又是解决劳动力就业的主力。所以，企业按利润大小来缴纳社会保险税其实更为合理。

　　第七，尽快实施可在税前列支的个人养老储蓄账户制度，政府确保其利率至少相当于国债。这又给了本就喜欢储蓄的中国人更多的选择。

　　小结：综上所述，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学界就已经就此再三提出忠告，但却没有得到政府的积极响应。究其原委，我们应对社会问题的政策思路一直没能摆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线性思维，这使我们的社会政策经常处于被动应付的窘境。更严重的是，我们的政策还常常一条道走到黑，有时候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现在，当我们在“未备”的状态下面对老龄化加速的时候，我们又再次试图用简单粗暴的“一刀切”延迟退休的政策思路来“壮士断腕”。悲壮之余，是否也应该考虑一下断腕之后万一血止不住怎么办？一项在9年多时间里始终被70—90%的民众所反对的政策动议，其后果实在是难以预料。尤其在经济下行，就业困难的现实背景下，千万不要为长官意志或脸面，与中国社会赌这口气。

　　回顾历史，从1952年一刀切的《社会保险（最低标准）条约》到2012年的可选择的《关于国家社会保护底限的建议书》，国际劳工组织近年来的革故鼎新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实际上，《关于国家社会保护底限的建议书》与中国的高层领导提出的“保基本，托底线，救急难”的精神十分一致。但是，问题是怎么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可选择的退休养老政策值得一试。

　　1 国际劳工组织编撰，《世界社会保障报告（2010—2011）：危机期间和侯危机时代的社会保障覆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翻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1年版。

　　2 国际劳工组织编撰，《世界社会保障报告（2010—2011）》，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翻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1年版。

　　3 《女性就业现状及行业与职业分布性别差异》，北京，《中国妇女报》2013年3月5日。

　　4 《各国真实退休年龄及养老制度》，广州，《羊城晚报》 2012年6月23日。

　　5 唐钧，《延迟退休与“民生之本”相悖》，上海，《社会观察》2010年第11期。

　　6 殷俊、陈天红，《美国延迟退休激励机制分析》，武汉，《经济与管理》2014年第4期。

　　7 唐钧，《缺乏保障的渐进式延迟退休等于失业》，北京，《中国经济周刊》2013年第48期。

　　8 《世界面临老龄化问题，各国谋应对策略》，中新网（http：//m.chinanews.com/s/gj/2013/10-15/338797.htm）。

　　9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The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编撰，《2015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2015）》，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网站（http：//175.25.188.76/www.unfpa.org/sites/default/files/pub-pdf/State_of_World_Population_2015_EN.pdf）。

　　10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The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编撰，《2015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2015）》，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网站（http：//175.25.188.76/www.unfpa.org/sites/default/files/pub-pdf/State_of_World_Population_2015_EN.pdf）。

　　11 《世行：东亚人口老龄化速度全球最快》，上海，《第一财经日报》2015年12月9日。

　　12 霍斯金斯等编著，侯宝琴译，《21世纪初的社会保障》，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版。

　　13 《2015年12月欧元区和欧盟失业率双双创新低》，环球网（http：//china.huanqiu.com/News/mofcom/2016-02/8507401.html）

　　14 《拉加德：欧洲年轻人失业“令蒙娜丽莎失去笑容”》，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4-12/10/c_1113585904.htm）。

　　15 霍斯金斯等编著，侯宝琴译，《21世纪初的社会保障》，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版。

　　16 《中国老龄化现状2014：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世界人口网（http：//www.renkou.org.cn/countries/ zhongguo/2015/2542.html）。

　　17 《中国成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环球网（http：//tech.huanqiu.com/news/2015-09/7559156.html）。

　　18 《社科院：2030年中国将成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0/09-10/2526415.shtml）

　　19 《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4/t20160420_1346151.html）。

　　20 吴玉韶、党俊武主编，《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21 《世界面临老龄化问题，各国谋应对策略》，中新网（http：//m.chinanews.com/s/gj/2013/10-15/338797.htm）。

　　22 《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4/t20160420_1346151.html）。

　　23 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2011—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dtjgb/）。

　　24  《人口结构危机，中国未富先老》，香港文汇网（http：//paper.wenweipo.com/2010/03/30/CN1003300002.htm）。

　　25 《未富先老：中国老龄化危机严重》，环球网，（http：//tech.huanqiu.com/news/2015-10/7821456.html）。

　　26 《世行预警中国“未富先老”》，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5215）。

　　27 邬沧萍，《《漫谈人口老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8 《人社部：慎重决策延迟退休，专家称64.14岁退休最优》，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7/26/c_125068056.htm）。

　　29 《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2/t20160229_1323991.html）。

　　30 UN Secretary-General Ban Ki-moon’s message for World Day of Social Justice，2011，《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2011年世？界？社？会？公？正？日？致？辞》，联合国门户网站（http：//www.un.org/News/Press/docs/2011/sgsm13403.doc.htm）。

　　31 《德国推行养老金改革计划，允许国民提早两年退休》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gj/2015/05-08/726218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