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伦理观念的革命
---兼评徐永光“公益私字当头论”
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徐景安
2016年12月20日
2016年11月22日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在上海举行。在会议开始前，我对永光说：“中国慈善伦理需要重建，为什么做慈善，不能停留在过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现在改为‘送人玫瑰，留有余香’也不能作为慈善的理论支撑。”他回答了一句：“我做慈善是为了追求自由。”会议开始了，我们就没有再讨论下去。
永光捅破了窗户纸
我从第47期《公益慈善周刊》看到，一篇题为“徐永光：刺耳！做公益的，99%是‘私’字当头”一文，似乎是对我那天提问的回答。
他说：
“公益确实是社会利益至上，但不要以为做公益就比别人崇高。做公益的，99%以上不是无私奉献——无私是‘圣人’才有的境界——而是喜欢这种生活方式，舒服且内心满足。
我可能比大多数做公益的还站得高一点，但完全是‘私’字当头，并非‘牺牲自己、奉献社会’。
做公益28年，支持我的力量是什么？寻求自由。追求自由就是追求幸福，是最大的‘私’。你想想，从政、经商、公益这三个行当。政府自由吗？没有人敢说吧；商业好玩吗？九死一生最煎熬；但是做公益，有这么大的空间，只要我喜欢，都可以做。”
真是石破天惊！
永光是“希望工程”之父，成为中国慈善界的领袖，过去曾任团中央组织部长，他应该非常清楚，这句话不是隨意说的，是真实思想的表达。这不仅是对公益慈善理念的挑战，而是对传统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的反叛。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存在的重大问题，传统理论与现实生活脱节，导致思想宣传教育失效。我们讲的话，没有人信，没有人听，尤其是年轻人。我一直呼吁：中国面临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意识形态改革，而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改革。说意识形态改革过于敏感，我改为理念重塑，或者理论创新。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共同认同的价值理念，没有能夠解释现象、指导未来、逻辑自洽的理论，怎么凝聚党心、民心，怎么规范行为和建构制度？
看媒体、听报告、受教育、做工作、搞慈善等等，每天都会碰到这个重大而敏感的问题，我们都回避了。这层窗户纸，今天被永光捅破了。
中国的道德困惑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道德口号是“大公无私”、“集体之上”，“斗私批修”，甚至要求“狠斗私字一瞬念”。在计划经济时代，公有制一统天下，民众的吃、穿、住、用，几乎都要票证。每一个人必须依附一个单位才能生存，确实没有多少“私”，连想一想都不行。不过“私”是灭不掉的。当时最大的私，就是分房，有权有势的，儿子、孙子都有房，没有关系的几代同居一室。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鼓励一部人先富起来，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这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的重大变革，承认个人可以追求物质利益，也就承认“私字当头”了。这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
但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公字当头”。2001年发布的《公民道德建设纲要》说：“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
这就带来实际生活与意识形态的巨大反差，造成中国人的人格分裂、思想分裂、道德分裂，说的与做的、想的与行的、理论与实际、理念与嘴巴、脑袋与身体分离。
今天实际生活中，私字大泛滥，贪污腐败、化公为私、欺诈掠夺、造假走私……，为了钱，没有不敢为的。新党中央祭起反腐大棒，从党政军官员清廉做起。这非常正确。但今天的中国，腐败已成为社会问题。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以“公字当头”为道德原则，是说不通、行不了的。讲那些听不进、做不到，连自己都不信的话，怎么教育、引导民众？意识形态改革，社会主义道德重建，成为最迫切、最艰巨的任务。
需要创新社会主义理论
所谓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拉丁文SOCILIS，意思就是公共的、集体的、社会的。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部落利益至上、奴隶主利益至上、贵族利益至上、资本利益至上的社会，还没出现过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和追求。
公共利益至上，岂不是就是“公字当头”？这就是症结所在。怎么理解公共利益至上？公共利益至上的本质是维护每一个个体利益，不是要求为了公共利益牺牲个体利益。当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对个体的行为做出规范与限制，这就是道德、制度与法律。然而，这种道德、制度与法律，一定不是建立在剥夺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基础上的，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犯了严重错误。
一是把公共利益至上误为整体利益至上。公共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区别是承认还是否认每个个体利益，前者如股份制量化为个人产权，后者如公有制则否认个人产权。整体利益至上，就是以 “毫不利己”、“大公无私”为道德，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为准则。这就大量发生以集体利益、整体利益、全局利益为名，或者以国家、人民、革命的名义损害个体利益的现象。
二是把整体利益至上误为阶级利益至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而把无产阶级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无产阶级是革命阶级，资产阶级成为消灭对象。苏联称工农兵苏维埃，中国提为人民服务，这就把 “非无产阶级”、“非工农兵”、“非人民”排除在整体利益之外，进而剥夺这一部分人的利益。
三是把阶级利益至上误为共产党利益至上。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工农兵，代表人民。党的利益至高无上，党领导政府、领导人民，要求全社会听党的话。
四是把一党领导误为一党专政。党代表大多数人利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按照斯大林的解释，专政就是“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 （1）进而把镇压阶级敌人反抗的专政全面实施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各领域，这就使得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偏离了法治、民主的轨道。
五是把宏观经济管理误为实行计划经济。为了克服生产的盲目性，消除企业的利益动机，全面实行公有制，并由政府下达指令性计划，按规定的价格调拨物资，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物。实行统制经济的结果，带来宏观经济比例失调，微观经济活动低效。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行了这种模式与结构，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否认、限制以至消除个体利益，以实现所谓公共利益至上。结果，社会主义没有给民众个体带来美好的感受，相反则是普遍贫穷、没有自由，甚至造成大批人饿死、残害。严酷的事实证明，不建立在个体利益基础上的公共利益至上，不仅不是人类的天堂，甚至成为地狱。苏东解体与中国改革成为不可避免。
与传统社会主义不同，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就是以承认个体的物质利益为起点。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城市推行企业制度改革，鼓励发展非公经济。由于中国面临发展经济的需要以及其他种种原因，邓小平的改革仅限于经济领域，没有来得及将改革推进其他领域。更是出于改革的需要，避开姓社姓资，意识形态改革提不到议事日程。所以，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没有清算，新社会主义理论也就没能创立。
社会主义是人性的自觉复归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由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
那什么是人性呢？人性区别于动物性，又包含动物性。因此，人性有善与恶。人的本质是指人与动物的区别。与满足生理需求的动物不同，人不仅要吃饱，而且要吃好，吃出花样来；不仅要穿暖，还要时髦，穿出个性来。人存在对物质无限性追求。人不仅要吃好、穿好，还要寻求情感的愉悦、精神的自由。人存在对精神的无限性追求。人的本质属性就是追求幸福。自然，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幸福，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幸福；富人有富人的幸福，穷人有穷人的幸福。但能否认他们都有追求幸福的要求、愿望、动机、目的、权利吗？
社会主义就是“完全、自觉的”把所有成员幸福作为终极目标的社会。社会主义所维护的社会公共利益，就是创造以所有成员幸福为目标的社会。幸福是个体的感受，以幸福为目标，就要尊重每个个体的利益与需求，就不能以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阶级的利益、党的利益为名忽视或侵犯个人的利益。强调所有成员幸福，而不是大多数人的幸福为目标，也就是为了防止以大多数人的幸福为名，牺牲少数人的幸福。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为所有成员幸福创造条件，但实际生活中由于个体因素，幸福感有高低的区别，当然还存在不幸。
社会主义的公共利益至上就是体现为民众普遍幸福，反过来不给民众带来幸福，怎么为全人类接受，又怎么解放全人类？
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说：“我们的一切行动，应以快乐和幸福为最终目的。”18世纪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巴贝夫说：“社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幸福，而幸福存在于平等之中。”著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欧文说：“人类的一切努力的目的在于获得幸福”。圣西门更为直截了当的说：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以实现普遍幸福为直接目的的社会制度”。（2）
青年马克思曾充满激情地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就不会被他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3）
恩格斯指出：“英国工人在他们所处的那种状况下是不会感到幸福的；在这种状况下，无论是个人或是整个阶级都不可能像人一样地生活、感觉和思想。显然，工人应该设法摆脱这种非人的状况，应该争取良好的比较合乎人的身份的状况。”而在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下，“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4）
《东方红》歌颂毛泽东：“呼而嗨哟，他为人民谋幸福”。
习近平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因此，我把新社会主义理论就称为幸福社会主义论，中国梦就是幸福中国，幸福中国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全面小康。这就从理论与实践上与忽视民众个体幸福的旧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而是把公共利益至上与民众普遍幸福结合起来，真正为人类创造美好的理想的新社会主义。
怎么理解“私字当头”？
“私字当头”是指每个个体都是首先考虑满足自己的利益与需要，一个简单的事实，一个人要生存就要吃、穿、住、用、行。学什么专业、上什么学校、做什么工作，以至住哪儿、怎么行？都是从自己的利益与需要做的选择。市场经济了，柴米油盐、老婆逛街、结婚生子、买车买房、赡养老人、生病就医、子女上学……哪样不需要钱？为人民币服务放在了首位，这有错吗？不应该吗？
这恰恰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基石。
恩格斯解释马克思主义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5）
“私字当头”，首先理解为人的生存需要，必须吃、喝、住、穿但是还有然后“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人的“私”表现为两种动机，一是物质利益驱动，能赚钱、有好处，这是人做事的动力。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释放了中国人的物质利益冲动，这是中国高速发展的原动力。二是价值意义驱动，做有利他人、社会、国家、人类的事，从而被肯定、鼓励、敬仰、爱载，充满了成就感、自豪感，实现了生命价值。
永光说，他做公益是为了自由，首先他的吃、喝、住、穿已解决了。然后他在从政、经商、公益三个行当做了选择，觉得前二个不好玩、不自由，决定做公益。好玩、自由的事多了，他为什么选择公益？因为公益是有利他人、社会、国家、人类的好事，更能体现他的生命价值。他倡导希望小学，一不小心做成了公益领袖，推动了中国的慈善事业。没有做官的不自由，不用经商的受煎熬，却做了受人尊敬、爱载的事，自我感觉当然挺幸福。他的“私”是自我追求的升华，获得了自己做喜欢做的事的自由，获得了自己做喜欢做的事取得成就的幸福。
所以，他说自己做公益是“私字当头”，是为了自己的自由和幸福。
我一直是搞改革的，从国务院体改办、国家体改委、中国体改所，到1987年来深圳当体改委主任。我从来没想过搞公益，更没有与心理这一行沾过边。我2004年写《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一书中，提出中国存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三大关系恶化，在写人与自我关系恶化中我发现了令人震惊的数据，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1亿人有心理问题，严重精神病患者1600万，在疾病排名中已超过脑心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而跃居首位。深圳精神障碍率10年间增加了100倍。这引起了我的思考，中国发展了，怎么精神疾病、心理障碍为什么会如此严重？现代社会的快节奏、高压力，带来紧张、不安、纠葛，社会不公、工作压力、人际矛盾产生的怨恨、愤怒、委曲，没有渠道倾诉、排解、抚慰。于是，我提出了情感护理，创办了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自2009年4月28日开通“市民情感热线”88851085（帮帮帮我一定帮我），截至2016年12月18日免费接听了32476电话，面询1537人次，成功避免自杀他杀高危事件 32起。
我是凭自己的研究和兴趣，进入了这项公益事业。而且由于全社会对精神、情感的关爱缺乏认知，在筹资上非常困难。但是坚持了近八年。有人问我为什么？我认为，这是一项有价值有意义的事，尤其不为社会所关注，我专门希望做别人想不到、没人做的事，这与搞改革带来的偏好和习惯有关吧。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公字当头”，是从自己的习惯思维出发，并且在做挑战自己、证明自己的事。如果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我和同事们已造了多少级浮屠，这是精神上的满足感。
承认私、保障私、引导私、规范私
凡是人都首先要生存，这就是私，“私字当头”是普遍人性，这是简单事实，也是简单真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是从承认私出发的，邓小平改革开革开放、市场经济也是从承认私启动的。所以，社会主义的道德伦理不能要求“公字当头”、“大公无私”。实践证明，这套说教完全失效，党表面上掌控了意识形态领导权，但实际生活中没有人听，没有人信。一个七千万党员的党，不能说服党员，一个领导十三亿人口的执政党不能说服民众，能不出问题吗？
今天的中国，私大泛滥，侵蚀各个领域，到了几乎人人不能容忍的地步。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怎么办？一种是当作不存在，你做你的，我说我的。一种是正视事实，反思道德伦理教育，改革意识形态。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公共利益至上即民众普遍幸福为理念、目标、原则。我们承认、鼓励、保障每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为民众普遍幸福创造条件，建设一个覆盖全民的均等的福利社会，即全面小康。在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条件下探索一条中国的幸福之路。
在承认私、保障私的前提下，引导私、教育私、规范私。用我的语言，所谓“私字当头”就是承认人人都是首先爱自己的，追求幸福就是从爱自己做起。
爱自己有三个层面，一是本能的爱自己，这与动物没有区别，为了生存不惜损害他人；二是理性的爱自己，利己而不损害他人，否则就会受道德的谴责、法律的制裁；三是感悟的爱自己，真正爱自己，就是活得愉快、幸福，活得有意义、有价值。所以，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会爱他人、爱工作、爱社会、爱自然。爱他人、爱工作、爱社会、爱自然是以爱自己为出发点，是爱自己的升华和提升。
我在员工中做幸福人格培训，就是从如何爱自己，如何才幸福谈起，这体现了对每个员工的关爱，首先解决入耳、爱听的问题。然后，讲幸福人格体现为五爱，并采取幸福人格量化、员工自评、小组互动等形式，收到较好效果。应该是道德理念的创新，思想教育的创新。
承诺“私字当头”是普遍人性，没有人天生代表人民的利益，尤是对掌权的人，需要制度规范。反腐非常必要，但制度反腐更为重要。中国制度性腐败最严重的是财政。
财政是民众交给政府代管的一个钱袋子，财政分配的公开、公平、公正是公共利益的保障，是社会主义的体现。按照2014年的数据政府控制的财力总计达43.5万亿元，占GDP68.4%。占国民财富三分之二还多的这笔钱怎么分配，至今不透明、不公开，没有民众监督，没有实质审议，这是最大的制度漏洞、最大的制度腐败。浙江温岭创造了在党委领导下，以人大为主导，以政府为主角，以公众参与为主要特征，以民主恳谈和专题询问为主要形式的参与式预算值得推广。
公益人与政府人
公益人与政府人都是以提供公共服务为职业的人，选择做公益人，还是政府人，动机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从自己的利益、需要、偏好、兴趣出发的，而做的都是公共服务。那究竟靠什么内生动力让他们做得更好呢？
从物质利益驱动看，公益人的工资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这是极待需要解决的。社会普遍认为公益人应是“公字当头”，工资收入应该低。公益人中的一小部分人是富裕阶层，但大部分公益人是以此为生计的。把公益人的工资收入压得过低，不利于他们安心工作，也不利于吸引高素责人才的进入。
但公益人主要靠价值意义驱动。我在深圳义工联的一次活动中，认识了“生命之光”组的组长，她是农业银行的一名统计员，年龄在45岁左右，她负责的“生命之光”就是向残疾人、病人提供服务。她说，她没有想到，他们一、二个小时的服务，会让服务对象如此感动。为了鼓励他们生活的勇气，必须讲一些人生的道理，她不得不充实自己。自己也从这些身残的人顽强地生活获得人生的启迪和克服困难的勇气。她说，她已离不开这项工作了。她在爱他人中被他人爱，发现了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人只有献身社会，才能找出那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对于我来说，生命的意义在于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忧他人之忧，乐他人之乐。”（6）
一个人活着是为了追求幸福，人们往往努力想得到财富、权力、名誉等等，但这需要竞争算计，付出代价，还要有运气。而一个人能付出，证明自己有能力、被需要、受欢迎，这体现了一个人的价值。一个人被他人、社会、国家甚至人类所需要，这个人就活得有价值、有意义，一定会感到愉快、幸福。
史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个“利”普遍认为是物质利益。这是最大的误区。金钱、财富是“利”的一种。助人为乐，乐也是利。人的利益的综合体现，就是幸福。所以，永光说：“追求自由就是追求幸福，是最大的‘私’”。
政府人的职责也是提供公共服务，但与公益人不同，他们掌握权力，决定着资源的分配。今天政府人的工资、待遇、福利高于社会平均水平，除了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以外，对他们主要的不是强化物质利益驱动，相反对不合理的部分还要逐步消除。他们的工作动力只有靠价值意义驱动。今天的问题就在这里。政府工作人员的价值意义驱动是什么？尽管党中央依然强调“为人民服务”，不断倡导“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谁都明白，这有用吗？
在发展第一方针指导下，政府人的动力是GDP第一、招商第一、投资第一，修路、架桥、盖楼第一，形象工程第一，彰现政绩第一，应酬上级第一，升官提拨第一，把民生看作负担，一年办几件事对付，民众不闹事就行。结果，中国越发展，贫富差距越大，民生问题越多。
当年共产党闹革命成功，一是物质利益驱动，打土豪、分田地，吸引农民，二是价值意义驱动，建立平等、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吸引精英。而后一条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骨干都是冲着价值意义而去的，吃小米、住窑洞，抛头胪、洒热血。今天，有什么价值意义作为共产党人、政府工作人员的内生动力呢？
创造幸福中国，探索一条中国人的幸福之路，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宏大事业。为官一方，造福民众，为大家拥护、爱戴、敬仰，实现生命价值，创造幸福人生。这样的官当的有价值、有意义，再大的官不为民众谋福，甚至以权谋私，最后为人所唾弃，狂为一生。共产党人、政府官员也是人，也有私，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他们也需要爱自己，不过他们的爱自己应提升为感悟的爱自己，他们的私更多的体现在对价值意义的追求。
今天中国反腐败、讲道德、建法治，最根本、最重要的是执政党提出能为全党、全民接受的价值目标，既符合每个人的个体利益，又符合全社会的公共利益，这就是幸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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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1：《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55页
注2：《圣西门选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99页。
注3：《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49页。
注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页。
注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6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人民出版社1995版
注6：《方法》1999年第3期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