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亭：稳增长其实很简单

本文来源于：发展时评

记得去年9月5日，我曾划拉过一篇《高度关注稳增长》的时评，一反常态地呼吁：“对当前我国GDP的走势需要给予密切关注，并将其上升到涉及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高度来重视。”

兴奋点之所以转移，同时还把话说得这么重，则是来自于“两个要差”的观察：一是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比官方统计数据反映的 “要差”；二是今后经济运行的走势，比现实运行的 “要差”。把上述的两块水分一挤出，恰如周其仁先生常用的一个词——“水落石出”，当前和未来的我国经济，实在就配得上“堪忧”两个字了。

经济是庞大的上层建筑赖以“耸立于其上”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那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前30年推行的“第二次革命”之“合法性”，主要还在于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给亿万苍生带来了“真金白银”的实惠。如果这种经济上的收效，还能顺理成章地推及社会和政治，那将是臻于至善的结局。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起码经济上的获益亦不至于消减。否则的话，人心就有可能涣散，暗流就有可能涌动，风险也就有可能加剧。

过年散淡无事，在微信上读到了谢作诗教授重发的大作：《中国经济的唯一可行道路》。文章一开始，劈头就来了一句不是按语的按语：“这是一篇写于2015年7月的文章，今天政策制定者会同意我吗？”然后信誓旦旦：“多次谈论中国经济，现再谈一次，在危机爆发或者经济走向繁荣之前不会再谈了。”

题目取得大，开口就是“中国经济”；定位取得高，闭口又是“可行道路”；再加上一个“唯一”的判词，简直就有如当年的“科学发展观”，几乎把经济发展的真理都给穷尽了——如此雄文，又焉能不加以拜读！

全文展开的内容，倒是从容不迫、娓娓道来的。围绕着“经济增长”这一核心关注点，谢老师从宏微观两个层面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前者宏观上是说“我们生产，西方消费”的旧有“均衡增长”格局、因国际金融危机打破后，我们就得靠提振国内消费去弥补需求缺口、从而避免产能过剩了。但很可悲哀的是，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在收入特别是预期的劳动收入，因为生产滑坡不可避免地将要相应下降之时，流失的国外消费需求（去年我国出口是负增长1.8%），是无法用常态性增长的国内需求来加以平衡的。这正是造成我国这两年产能过剩陡然加剧、企业“哀鸿遍野”的最重要原因。

国外的需求是咱管不到、说了也不算的。那就好好地拉动国内的消费呗！但“一碗凉水看到底”，消费源头的收入活水从哪来，还得从“劳动收入”之外的“资产收入”中来。对于哪些才是靠谱的“资产收入”，谢老师大约早就对中国的股市不抱希望，单说了一个土地的事。“这就要求把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界定给老百姓”。他以研究经济学史的大家口吻言之凿凿：“经验上，我们没有看到哪个国家，生产要素是公有的，然而老百姓收入是高的、消费是旺盛的。”

后者微观上是说企业面临成本上升、卖价下滑的两头挤压，效益快速流失，生存艰难，度日如年。企业为了消化成本压力，不得已只能向外转移。转移的结果，是发展壮大竞争的对手，令自己更加四面楚歌、草木皆兵。

企业应对市场竞争压力的这种梯度转移，也是咱管不到、说了也不算的。那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降成本”，又是提及了哪些组成呢？一是“制度性交易成本”，二是 “企业税费负担”，三是“社会保险费”，四是“企业财务成本”，五是“电力价格”，六是“物流成本”。很显然，这些可降的成本都与政府或有政府背景的国企有关。会议精神特意使用“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这样的表述，可见也是对成本的源头究竟何在是“心知肚明”的。

谢老师文中强调的降成本指向，和上述精神并无大的不同，一是教育卫生之类的“官办”事业，二是和前者类似的公务员等、都需税收负担的“财政供养人员”，三是政府的税负（譬如房价中65%以上是土地和税费，而这些都是让政府拿走的），还有的就是靠行政垄断“活命”、白白增加全社会企业负担的国企（譬如国际油价从140多美元跌到现在的30多美元，国内汽柴油价格仅下跌30%，是美国的2倍多，“三桶油”的日子好过得很）。

问题的铺陈和对象的罗列尽管相近，但化解的出路却大相径庭。谢老师是坚定主张“私有化”的，从教育卫生等国有事业到国有企业，再到土地等生产要素。在他看来，没有土地等生产要素的“私有化”，老百姓特别是农民的资产收入就无从有效增加，所谓的扩大国内消费也就是缘木求鱼。而政府背景的企事业不“私有化”，不“裁官、裁公务员”，整个企业的成本就无从切实降低，所谓的修复企业活力也就是水中捞月。

是不是叫作“私有化”可以另行讨论，但明晰产权并促其流动生财，却是万古不易的道理。既然国家已经有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从而得使数亿城市居民“广厦万间（财产性收入显著增加）”的成功经验，那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从而得使数亿农民转化为安居乐业的市民，又何愁不能“如法炮制”呢？其实，不必去触及什么敏感的意识形态壁垒，只要懂得一丁点儿小平同志推动“第二次土改”的真谛，四平八稳的“阳关道”都是有的。如此这般，再出现“活人让尿憋死”的困局，真是有点儿近于“迂腐”了。

至于帮助企业降成本，我历来的看法，也是一切从“精兵简政”开始。没有“裁官裁员”的实际行动，说多少政府自身改革如何的话，都是不名一文的空谈。这十多年来在市场化改革上的一个最大停滞甚至是倒退，就是政府权力的迅速扩张和官员队伍的剧烈膨胀。经济好的时候，财政收入20%以上的增长，那是“咋干咋有理”，再铺张再浪费也不过小菜一碟、并不在话下。但经济下来了，财政收支捉襟见肘、寅吃卯粮，还维持那个“盛世的架子”不倒，又怎么能撑得下去呢？

记得从前年开始，我就反复宣传改革和发展的各两件事。进一步论及改革，则是农村产权（主要是土地）制度改革和政府自身改革（精兵简政）这两件事（发展则是信息经济和生态经济两件事）。别的改革举措固然也属重要，但唯有这两件，能最好兼顾稳增长、激活力和惠民生这三个方面，是相比之下的“合宜之策”。稳增长的“大道至简”，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竟然也能和谢老师的宏论攀援比附一把了。

“按我指的道路走，中国经济繁荣可期。否则，我只能提醒大家，提前兑换一点美元吧！”——我曾在一次张五常先生的讲座上得遇谢老师，并有所交流。他的举止谈吐，绝非文章中的这般牛气冲天。但在学术上能自信到这个份上，“我也是醉了”……

背景文章

中国经济的唯一可行道路

文|谢作诗

（这是一篇写于2015年7月的文章，今天政策制定者会同意我吗？）

多次谈论中国经济，现再谈一次，在危机爆发或者经济走向繁荣之前不会再谈了。

从宏观的角度讲，过去是我们生产、西方消费，以此维持世界经济的均衡增长。但是华尔街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的储蓄率在上升，消费率在下降，这就要求我们增加消费。再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靠他人消费来维持经济增长也不现实。

可是消费的背后是收入，没有收入，让人消费是笑话。收入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劳动，另一个是资产。一个人一天最多工作24小时，因此劳动收入是有限度的。要有效增加老百姓收入，就必须让他们获得资产收入，这就要求把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界定给老百姓。经验上，我们没有看到哪个国家，生产要素是公有的，然而老百姓收入是高的、消费是旺盛的。

不要以为偏远地区土地不值钱，即使把土地分给老百姓，他们也富裕不起来。一墙之隔的小产权房为什么比商品房便宜很多？不是它们不含土地出让金，没有支付某些税收，而是因为它们的产权受到了限制，因而才不值钱的。只要允许小产权房象商品房一样上市流通，它们立即就会和商品房一样值钱。把土地产权完整界定给农民，土地增值会超过你的想象。

从微观的角度看，经济困难在于生产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企业面临生存困难。

产业这种东西，一定要形成集群才有竞争力。所以当企业大规模死掉或者转移出去，中国经济就没有回天之力了，因为我们的企业大规模死掉或者转移出去，便意味着他国会形成集群优势。这就像中国形成产业集群优势之后，日本经济就很难再超越了，道理是一样的。

因此必须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要把包括学校、医院在内的企事业单位私有化，这样不仅可以有效改善效率，也可以大幅减少财政支出，从而为大幅减税、减轻企业负担创造条件。要裁官、裁公务员，这不仅可以减少财政负担，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放松管制。

国企改革唯一正确的道理是私有化。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的唯一出路是行政垄断，这实质上是以吸民营企业的血为代价。当广大民营企业活不下去了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不能再走扩张需求来救经济的老路了。2008年以来中国一直在这条路上辗转，实践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不要去救房市，因为土地财政终有尽时，那时候怎么办？救房市意味着工人生活成本、企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经济最终会因为企业竞争力下降而死掉。

眼前的财政困难可以用发债来解决。私有化减少财政支出，再用发债替代土地财政。这样做，虽然眼前有些困难，但是未来会繁荣，未来经济的繁荣可以偿还现在的债务。

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私有化还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本来城市化是双向的，一方面农民进城，另一方面城里人下乡。可由于土地公有和户籍制度的限制，中国的城市化只是农民进城这样的单边运动。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私有化，有钱人就会到农村买地建农场、盖庄园，不算长期收益，短期也能释放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我们是放着需求不用然后到处找需求啊！

好多人担心土地买卖导致兼并继而产生流民，社会因此会不稳定，他们忽视了当今世界小农经济根本就没有竞争力，农民不是靠小块土地生存的；忽视了不让农民成为流民的唯一途径是让他们成为有保障的市民，而不是把他们捆绑在小块的土地上；忽视了基于土地确权基础上的流转集中，只会有利于将农民变成有保障的市民，只会有利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

按我指的道路走，中国经济繁荣可期。否则，我只能提醒大家，提前兑换一点美元吧！

2015年7月

原创于谢作诗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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