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1月，北洋大学堂学生年终大考，直隶总督王文韶特
派严复到堂当主考官；严复在《国闻报》上发表《拟上皇帝
书》（《严复的一些史实》之一百三十）
严孝潜
1898年初，严复又为通艺学堂聘请了一名外籍教习。（《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719页）
1898年1月2日（十二月初十）和3日（十二月十一），严复连续两天在《国闻报》上，发表《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严复集》第二册第465页），以物理比附政理。
1898年1月5日（十二月十三），严复拜会了直隶总督王文韶。（十二月十五日《国闻报》）
1898年这一年，严复一改与李鸿章自觉保持距离的清高态度，注重同新任顶头上司----直隶总督王文韶的关系，王文韶后来也多次对严复予以疏通保护。
1898年1月6日（十二月十四）至7日（十二月十五），天津育才馆学生年终大考，严复任主考。（十二月二十六日《国闻报》）
育才馆创办于1895年，在馆学生60名，学习英语、理学诸科，总办为孙宝琦。（1897年10月26日《国闻报》）
1898年1月7日（十二月十五），《国闻汇编》第四册出版，续登了严复的《斯宾塞尔〈劝学篇〉》和《<天演论>悬疏》。
1898年1月8日（十二月十六），北洋大学堂学生开始年终大考。直隶总督王文韶特派严复到堂当主考官。（十二月二十六日《国闻报》）
1895年10月2日，天津海关道盛宣怀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禀奏清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光绪帝御笔钦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并由盛宣怀任首任督办，在盛宣怀和直隶总督王文韶的参与下，125名新生入学呑纳学院，学院由此更名为天津北洋西学学堂。 1896年，北洋西学学堂正式更名为北洋大学堂，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1898年1月10日（十二月十八）和11日（十二月十九），严复在《国闻报》上发表《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严复集》第二册第468页）。指出：“名既为人，不以男女而异也”，“妇女自强，为国政至深之根本”。
该学堂系由经元善、严信厚、汪康年等创设于1897年11月。“学生以60人为额，教以洋文、汉文、以及算学、绘图、医学、中外艺事等学”（1897年12月1日《国闻报》）
1898年1月13日（十二月二十一），严复再次拜会了直隶总督王文韶。（十二月二十三日《国闻报》）
1898年1月15日（十二月二十三）至17日（十二月二十五），严复在《国闻报》上发表《中俄交谊论》。（《严复集》第二册第471页）
严复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这是因为严复在去年《国闻报》上所发表的反对沙皇俄国代保旅顺、大连的文章，与当时清政府幻想联俄制日的外交政策相冲突，并引起沙皇俄国的敌意，通过各种手段不断向《国闻报》施压，为了缓和这方面压力，严复一方面被迫违心地撰写了《中俄交谊论》，在《国闻报》上发表，一方面与日本驻华公使取得联系，试图利用日俄的矛盾，来抵挡俄国的压力。
1898年1月27日（正月初六），清廷开经济特科。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恭亲王奕领衔上奏，对上年十一月，贵州学政严修招“经济特科”人才议案予以支持。光绪皇帝依此批准了这个议案。
1898年1月27日（正月初六）至2月4日（正月十四），严复在《国闻报》上分九次发表不署名的社论《拟上皇帝书》。（《严复集》第一册第61页）
这是严复的一篇长篇议论文章。在这篇洋洋洒洒的万言书中，严复首先指出中国面临着将要亡国的危急形势，举朝无能，上下没有为皇帝出谋画策抵抗侵略者，感到非常痛心。他分析了中国积弱的原因，认为中国的积弱，至今己达到极点，究其原因，“内治”占十分之七，“外患”占十分之三。
严复在《拟上皇帝书》中，明确指出，在外敌入侵的新形势下，继续用过去的办法治国是不行的，必须起用与古初不同的人才，来策外交而辅内理。他强调求財非难，而理财为难；求才非难，而知才实难。严复主张变法，但是，他看到了变法的难度极大，各方面交相关联，牵扯不清。他认为变法不仅增新，而且要除旧，补泻兼施，除旧布新。
严复在《拟上皇帝书》中，向光绪皇帝提出在变法前急须实行的救亡图存，先治标的三项建议。第一，“联各国之欢”，即同各国搞好外交关系，出访各国，对外宣示变法，结交主持公道的国家。第二，“结百姓之心”，就是笼络天下人心，借出访之便，到沿海各地巡视，检阅军队，振奋全国士气。第三，“破把持之局”，即打破贪官污吏盘踞要津，把持政局的格局，对顽固守旧的官吏，进行必要的斗争。
严复在《拟上皇帝书》中，最后概括了自已的观奌：“以上三端，皆未变法之先所宜亟行者也。盖不联各国之欢，则侮辱之事，纷至沓来，陛下虽变法而不暇；不结百姓之心，则民情离渙，士气衰摩，无以为御侮之资，虽联各国之欢，亦不可恃，而不破把持之局，则摇手不得，虽欲变法而不能也。一其事在各国，二其事在万民，而三则在陛下之一心。”
严复在《拟上皇帝书》中，仅仅提出在实行变法以前，应该急需解决的三个问题。他还说：“既变法之时，陛下之所先宜行者四”。“所谓既变法所宜先者，臣请竭其愚陋，继今而言心。”他所说的四条，将要接着说，但是，想说却没说。他是在试探着发表政见，先提些次要问题，后再提出主要问题。但由于当时形势的发展，严复也就再也没有把四条意见发表出来。
当吴汝纶在读到《拟上皇帝书》这篇文章后，在1898年3月20日写给严复的信中，表示：“前读尊拟万言书，……独其词未终，不无遗憾。务求赓续成之，寄示全壁。”（《严复集》第五册1561页）
1898年1月2日（十二月初十）和3日（十二月十一），严复连续两天在《国闻报》上，发表《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严复集》第二册第465页），以物理比附政理。
1898年1月5日（十二月十三），严复拜会了直隶总督王文韶。（十二月十五日《国闻报》）
1898年这一年，严复一改与李鸿章自觉保持距离的清高态度，注重同新任顶头上司----直隶总督王文韶的关系，王文韶后来也多次对严复予以疏通保护。
1898年1月6日（十二月十四）至7日（十二月十五），天津育才馆学生年终大考，严复任主考。（十二月二十六日《国闻报》）
育才馆创办于1895年，在馆学生60名，学习英语、理学诸科，总办为孙宝琦。（1897年10月26日《国闻报》）
1898年1月7日（十二月十五），《国闻汇编》第四册出版，续登了严复的《斯宾塞尔〈劝学篇〉》和《<天演论>悬疏》。
1898年1月8日（十二月十六），北洋大学堂学生开始年终大考。直隶总督王文韶特派严复到堂当主考官。（十二月二十六日《国闻报》）
1895年10月2日，天津海关道盛宣怀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禀奏清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光绪帝御笔钦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并由盛宣怀任首任督办，在盛宣怀和直隶总督王文韶的参与下，125名新生入学呑纳学院，学院由此更名为天津北洋西学学堂。 1896年，北洋西学学堂正式更名为北洋大学堂，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1898年1月10日（十二月十八）和11日（十二月十九），严复在《国闻报》上发表《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严复集》第二册第468页）。指出：“名既为人，不以男女而异也”，“妇女自强，为国政至深之根本”。
该学堂系由经元善、严信厚、汪康年等创设于1897年11月。“学生以60人为额，教以洋文、汉文、以及算学、绘图、医学、中外艺事等学”（1897年12月1日《国闻报》）
1898年1月13日（十二月二十一），严复再次拜会了直隶总督王文韶。（十二月二十三日《国闻报》）
1898年1月15日（十二月二十三）至17日（十二月二十五），严复在《国闻报》上发表《中俄交谊论》。（《严复集》第二册第471页）
严复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这是因为严复在去年《国闻报》上所发表的反对沙皇俄国代保旅顺、大连的文章，与当时清政府幻想联俄制日的外交政策相冲突，并引起沙皇俄国的敌意，通过各种手段不断向《国闻报》施压，为了缓和这方面压力，严复一方面被迫违心地撰写了《中俄交谊论》，在《国闻报》上发表，一方面与日本驻华公使取得联系，试图利用日俄的矛盾，来抵挡俄国的压力。
1898年1月27日（正月初六），清廷开经济特科。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恭亲王奕领衔上奏，对上年十一月，贵州学政严修招“经济特科”人才议案予以支持。光绪皇帝依此批准了这个议案。
1898年1月27日（正月初六）至2月4日（正月十四），严复在《国闻报》上分九次发表不署名的社论《拟上皇帝书》。（《严复集》第一册第61页）
这是严复的一篇长篇议论文章。在这篇洋洋洒洒的万言书中，严复首先指出中国面临着将要亡国的危急形势，举朝无能，上下没有为皇帝出谋画策抵抗侵略者，感到非常痛心。他分析了中国积弱的原因，认为中国的积弱，至今己达到极点，究其原因，“内治”占十分之七，“外患”占十分之三。
严复在《拟上皇帝书》中，明确指出，在外敌入侵的新形势下，继续用过去的办法治国是不行的，必须起用与古初不同的人才，来策外交而辅内理。他强调求財非难，而理财为难；求才非难，而知才实难。严复主张变法，但是，他看到了变法的难度极大，各方面交相关联，牵扯不清。他认为变法不仅增新，而且要除旧，补泻兼施，除旧布新。
严复在《拟上皇帝书》中，向光绪皇帝提出在变法前急须实行的救亡图存，先治标的三项建议。第一，“联各国之欢”，即同各国搞好外交关系，出访各国，对外宣示变法，结交主持公道的国家。第二，“结百姓之心”，就是笼络天下人心，借出访之便，到沿海各地巡视，检阅军队，振奋全国士气。第三，“破把持之局”，即打破贪官污吏盘踞要津，把持政局的格局，对顽固守旧的官吏，进行必要的斗争。
严复在《拟上皇帝书》中，最后概括了自已的观奌：“以上三端，皆未变法之先所宜亟行者也。盖不联各国之欢，则侮辱之事，纷至沓来，陛下虽变法而不暇；不结百姓之心，则民情离渙，士气衰摩，无以为御侮之资，虽联各国之欢，亦不可恃，而不破把持之局，则摇手不得，虽欲变法而不能也。一其事在各国，二其事在万民，而三则在陛下之一心。”
严复在《拟上皇帝书》中，仅仅提出在实行变法以前，应该急需解决的三个问题。他还说：“既变法之时，陛下之所先宜行者四”。“所谓既变法所宜先者，臣请竭其愚陋，继今而言心。”他所说的四条，将要接着说，但是，想说却没说。他是在试探着发表政见，先提些次要问题，后再提出主要问题。但由于当时形势的发展，严复也就再也没有把四条意见发表出来。
当吴汝纶在读到《拟上皇帝书》这篇文章后，在1898年3月20日写给严复的信中，表示：“前读尊拟万言书，……独其词未终，不无遗憾。务求赓续成之，寄示全壁。”（《严复集》第五册1561页）
1898年初，严复又为通艺学堂聘请了一名外籍教习。（《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719页）
1898年1月2日（十二月初十）和3日（十二月十一），严复连续两天在《国闻报》上，发表《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严复集》第二册第465页），以物理比附政理。
1898年1月5日（十二月十三），严复拜会了直隶总督王文韶。（十二月十五日《国闻报》）
1898年这一年，严复一改与李鸿章自觉保持距离的清高态度，注重同新任顶头上司----直隶总督王文韶的关系，王文韶后来也多次对严复予以疏通保护。
1898年1月6日（十二月十四）至7日（十二月十五），天津育才馆学生年终大考，严复任主考。（十二月二十六日《国闻报》）
育才馆创办于1895年，在馆学生60名，学习英语、理学诸科，总办为孙宝琦。（1897年10月26日《国闻报》）
1898年1月7日（十二月十五），《国闻汇编》第四册出版，续登了严复的《斯宾塞尔〈劝学篇〉》和《<天演论>悬疏》。
1898年1月8日（十二月十六），北洋大学堂学生开始年终大考。直隶总督王文韶特派严复到堂当主考官。（十二月二十六日《国闻报》）
1895年10月2日，天津海关道盛宣怀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禀奏清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光绪帝御笔钦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并由盛宣怀任首任督办，在盛宣怀和直隶总督王文韶的参与下，125名新生入学呑纳学院，学院由此更名为天津北洋西学学堂。 1896年，北洋西学学堂正式更名为北洋大学堂，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1898年1月10日（十二月十八）和11日（十二月十九），严复在《国闻报》上发表《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严复集》第二册第468页）。指出：“名既为人，不以男女而异也”，“妇女自强，为国政至深之根本”。
该学堂系由经元善、严信厚、汪康年等创设于1897年11月。“学生以60人为额，教以洋文、汉文、以及算学、绘图、医学、中外艺事等学”（1897年12月1日《国闻报》）
1898年1月13日（十二月二十一），严复再次拜会了直隶总督王文韶。（十二月二十三日《国闻报》）
1898年1月15日（十二月二十三）至17日（十二月二十五），严复在《国闻报》上发表《中俄交谊论》。（《严复集》第二册第471页）
严复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这是因为严复在去年《国闻报》上所发表的反对沙皇俄国代保旅顺、大连的文章，与当时清政府幻想联俄制日的外交政策相冲突，并引起沙皇俄国的敌意，通过各种手段不断向《国闻报》施压，为了缓和这方面压力，严复一方面被迫违心地撰写了《中俄交谊论》，在《国闻报》上发表，一方面与日本驻华公使取得联系，试图利用日俄的矛盾，来抵挡俄国的压力。
1898年1月27日（正月初六），清廷开经济特科。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恭亲王奕领衔上奏，对上年十一月，贵州学政严修招“经济特科”人才议案予以支持。光绪皇帝依此批准了这个议案。
1898年1月27日（正月初六）至2月4日（正月十四），严复在《国闻报》上分九次发表不署名的社论《拟上皇帝书》。（《严复集》第一册第61页）
这是严复的一篇长篇议论文章。在这篇洋洋洒洒的万言书中，严复首先指出中国面临着将要亡国的危急形势，举朝无能，上下没有为皇帝出谋画策抵抗侵略者，感到非常痛心。他分析了中国积弱的原因，认为中国的积弱，至今己达到极点，究其原因，“内治”占十分之七，“外患”占十分之三。
严复在《拟上皇帝书》中，明确指出，在外敌入侵的新形势下，继续用过去的办法治国是不行的，必须起用与古初不同的人才，来策外交而辅内理。他强调求財非难，而理财为难；求才非难，而知才实难。严复主张变法，但是，他看到了变法的难度极大，各方面交相关联，牵扯不清。他认为变法不仅增新，而且要除旧，补泻兼施，除旧布新。
严复在《拟上皇帝书》中，向光绪皇帝提出在变法前急须实行的救亡图存，先治标的三项建议。第一，“联各国之欢”，即同各国搞好外交关系，出访各国，对外宣示变法，结交主持公道的国家。第二，“结百姓之心”，就是笼络天下人心，借出访之便，到沿海各地巡视，检阅军队，振奋全国士气。第三，“破把持之局”，即打破贪官污吏盘踞要津，把持政局的格局，对顽固守旧的官吏，进行必要的斗争。
严复在《拟上皇帝书》中，最后概括了自已的观奌：“以上三端，皆未变法之先所宜亟行者也。盖不联各国之欢，则侮辱之事，纷至沓来，陛下虽变法而不暇；不结百姓之心，则民情离渙，士气衰摩，无以为御侮之资，虽联各国之欢，亦不可恃，而不破把持之局，则摇手不得，虽欲变法而不能也。一其事在各国，二其事在万民，而三则在陛下之一心。”
严复在《拟上皇帝书》中，仅仅提出在实行变法以前，应该急需解决的三个问题。他还说：“既变法之时，陛下之所先宜行者四”。“所谓既变法所宜先者，臣请竭其愚陋，继今而言心。”他所说的四条，将要接着说，但是，想说却没说。他是在试探着发表政见，先提些次要问题，后再提出主要问题。但由于当时形势的发展，严复也就再也没有把四条意见发表出来。
当吴汝纶在读到《拟上皇帝书》这篇文章后，在1898年3月20日写给严复的信中，表示：“前读尊拟万言书，……独其词未终，不无遗憾。务求赓续成之，寄示全壁。”（《严复集》第五册15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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