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资料介绍，休克疗法的理论基础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最初，这种观点是针对80年代拉丁美洲危机提出来的，是在华盛顿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与美国财政部双方同意的一项政策建议。一般认为，威廉森的主张比较典型。他的10点政策主张被认为是“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这10点政策主张为：减少预算赤字，加强财务约束；重新调整公共支出的优先性；进行税制改革，扩大税基，降低利率；实行金融自由化，最终目标是市场决定利率；统一汇率；实行贸易自由化，以关税取代数量限制；取消外商进入的壁垒，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政府取消妨碍企业进入或限制竞争的法规，解除对经济活动的不当管制；法律体系应保护产权。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华盛顿共识就被看作从稳定化到增长的共同政策。90年代中期后，鉴于过渡国家的经验和东亚危机的结果，我们认识到，一个经济体系如无一适当的制度设置，即使有合理的基本原则，例如预算和经常项目平衡、低通货膨胀、稳定的币制、自由贸易、大量的私有部门等，也不会带来持续的增长。市场不仅需要自由化，还需要组织化。面对挑战和新形势，就必须对早期的华盛顿共识做出修正和调整。早期华盛顿共识的缺陷包括：缺乏支撑自由市场经济的有组织的基础制度；金融中介弱小，不能有效分配私有化的财产；对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前没有对之进行商业化；管理不过关，不能在解除管制的经济中有效地管理企业；竞争政策缺乏制度基础；法律和司法制度虚弱，不能执行税法和商业合同；地方政府能力低下，没有做好处理地方事务的准备；缺乏支撑新型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运作的非政府组织。另外，基于早期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之所以不成功，还因为这些政策混淆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私有化、自由化和财政稳定化只是手段，持续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平才是目的。不幸在实践中前者通常被当作政策的核心而给予了过多的注意，工具变成了目的，导致政策扭曲。

       另据有关资料介绍，“后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涵包括：第一，私有化和金融贸易自由化对制定宏观政策来说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促使市场更加有效率和活力的一种手段，而且这种手段必须与监管的竞争政策相结合。在这里，“关键不在于是否私有化或自由化，而在于必须建立一个监管的框架，使金融系统有效地运行，促使宏观经济稳定。”第二，如果不建立一个有竞争的市场，就不可能得到金融贸易自由化的好处。“私人垄断而无竞争对手，效率同样不高，也不会有创新。”第三，“政府应当成为市场的补充，采取行动使市场运行的更好，纠正市场的失效。”第四，政府有必要应用更多的政策工具实现“更广泛的目标”，是“相对来说比较狭窄”的目标。所谓“更广泛的目标”，也就是“将发展和改造社会作为其核心目标”，包括提高生活水平，实现持续发展、均衡发展、民主发展，使所有社会集团都分享发展的结果。关于后华盛顿共识的十二条结论，即从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过渡实践中得出的12条主要政策结论如下：1．后华盛顿共识的关键含义为：制度安排是持续增长最重要的因素。只有拥有强有力的制度，自由化和私有化才能使新兴的后社会主义市场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2．政策的质量和政府改变其大小的方式比政府的大小本身更重要。政府不应从经济活动中撤退，而应当改变其角色以便支持改革并加速后社会主义国家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3．与某些自由化措施不同，制度建设由其性质决定且必须是一渐进的过程。4．如果制度安排被忽视或是任其在自由市场未加控制的力量下自然发生，那么非正规的制度化就会填补制度真空。极端现象是广泛的腐败和有组织的犯罪。5．在过渡经济中，必须改革司法制度，提高其效率，以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6．对于后社会主义经济的解除管制的措施来说，将中央政府的职能和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是非常必要的。7．迫切需要加快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除私有部门和政府外，非政府部门组织是现代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不可或缺的支柱。8．过渡期间收入政策和政府关注公平增长具有重要意义。9．后社会主义向市场过渡是在世界范围的全球化时代发生的，因而开放和融入世界经济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0．国际组织不仅支持而且要坚持进一步的区域一体化和区域合作。11．布雷顿森林组织应重新考虑其对过渡经济的政策。如果IMF关注资金流动性、货币可兑换性、财政节约和币制稳定化，那么世界银行就应当主要关注公平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因为这两种政策经常是矛盾的，而各国经常采取的是前一种政策。这样，目的与政策手段就发生了混淆，使长期发展政策从属于短期稳定化政策。应当对此做出修改。12．通过监管学习和通过实践学习这种互动进程将持续若干年。这种正在出现的共识应当有更多的参与者起作用。而且，现在形成的共识也要随着条件的变化而修改，以保证持续发展的继续。按照后华盛顿共识的观点，有几条经验是转轨国家成功实现经济转型要汲取的：首先，新的法律（贸易法和税法、资本市场法规、所有权的保护、竞争和反托拉斯法规、银行监管、消费者权益保障和环境保护）的建立与健全要比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更紧迫。如果没有一个商业法律和履约机制的社会文化环境，经济不可能“起飞”。其次，速度是另外一个需要在政策上进行考虑的重要问题。制度的建立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特别是对于正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制度而言，这一点尤为正确。最好是待国内的制度有足够的能力应付不可避免的经济波动后再使资本市场自由化，否则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就不会拥护市场机制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在极端的例子中，他们对此持非常敌意的态度）。当然，如果在必要的时候，也需要采取一些激进的措施。但无论是采取激进的方式还是渐进的方式，都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而定。第三，成功的另外一个关键是，要以超然的眼光看待庞大的国家制度。制度的建立不应当仅仅简单地理解为建立中央银行和新的国家机构，同时也应该把财力和精力用到加快发展民间部门和文明社会的建设上。有些事由政府做会做得很糟糕，而有些事私营企业又没有兴趣做。对于那些政府和企业有交叉的事，则应由民间部门去做。第四，转轨国家的中央政府还需要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权限。在集权的共产主义体系下，地方政府作为甚小，它们需要创造性和独立性的行动。这意味着，中央政府一方面要赋予地方政府对于地方事务的决策权，另一方面要给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财政独立性。否则，在中央政府权力弱化过程中会产生制度真空，这将使市场更加难以发挥作用。在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轨过程中，很多国家混淆了政策手段和政策目标的关系，这是一个重大失误。正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曾数次揭示的那样，华盛顿共识有时把目的和手段混淆了。在探索后华盛顿共识过程中，政策制定者必须要考虑三个重要的比率：利率、汇率和税率，而最重要的，是要考虑人民。经济政策的目标不是为了达到财政稳健、低税、或解除管制，这些都是手段，而是要通过它们来确保实现最终目标：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福祉。

       我苗实认为，华盛顿共识，不能简单用对错来判断。毕竟，从现代经济学出发，华盛顿共识并没有错，但是执行华盛顿共识的方式，如果是休克疗法，会出现一系列问题，甚至是混乱，华盛顿共识又难辞其咎。更进一步讲，一个经济体，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现代市场制度，包括市场运行机制，生产者，消费者，劳动者，以及政府，中央部门地方，接近于自然的生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市场运行机制需要时间来适应，生产者需要时间来适应，消费者需要时间来适应，劳动者需要时间来适应，当然政府，包括中央部门地方同样需要时间来适应，在这个层面上讲，不是休克疗法，而是渐进改革更容易包容不同领域或不同角色的这种过程上的转换。譬如，中国就采用了渐进改革，而且还是边缘性改革，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双轨制，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目共睹，让世界惊叹。但是，双轨制这么多年，也有弊端，其一政府干预满天飞，其二市场扭曲随处可见，其三行政垄断难以打破，其四寻租现象相当猖獗，其五法治不彰根深蒂固，其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其七社会保障水平低下，其八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在《华盛顿共识的重新审视——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一文中，林毅夫先生也旗帜鲜明地指出，尽管中国经济出现了非凡的增长，中国经济也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包括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收入过度集中于企业部门、外部失衡和腐败泛滥等。这些问题中有许多是双轨制改革的结果，双轨制改革保留了某些扭曲，这些扭曲是向赶超产业中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支持的一种方式。残留的扭曲主要包括：金融服务集中于四大国有银行、接近于零的自然资源开发税、以及主要的服务业包括电信、电力和银行业的垄断。这些扭曲有助于中国转型时期的稳定，但也造成了经济中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其他不平衡的上升。这是因为只有大企业和富人才能获得来自于大银行提供的低利率信贷。结果是，大企业和富人获得的补贴实际上是来自于未能获得银行信贷服务并且相对贫穷的储户。大企业利润和财富的集中以及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就不可避免。以超低价格使用自然资源和服务业的垄断具有类似的效果。富人和大企业的消费倾向较低，收入向他们集中导致了过度储蓄和投资，导致了巨额贸易顺差。这些扭曲造成了租金、寻租和普遍的腐败。因此，为实现向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必须要解决结构性的不平衡问题，消除金融、自然资源和服务业部门的剩余扭曲。而这种改革的前提是解决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